和列维-施特劳斯一样，我讨厌旅游，我讨厌旅行家。无论是旅游，还是升级换代的旅行，如果它的价值就是用“另一个世界”去印证、填补或者比对“自身拖着的世界”，无论是睁着眼睛艳羡，还是闭着眼睛满足，这样的“异域”经验都是无聊的。
我喜欢前辈们将有趣的“异域”经验称为“行脚”，或者干脆称为“走路”。熊野古道上，前往高野山朝拜弘法大师本院的信众们执杖穿行，走的是无数信众曾经丈量过的同一条路，看的是千年不变的同一段景，本已是将心比心地揣摩未曾谋面的历史同行者的绝佳时机，但更妙的是，默默前行的信众们常常披着法衣，背书“同行二人”。何谓“同行二人”？谁和你同行？即使熊野道上熙熙攘攘，和你同行的只有沉睡在奥之院千尺地下，等待弥勒降生的空海大师。———这是何等曼妙的经验！
路不好走，好不容易走好的路更不好写。一本教你像模像样，或者人模狗样走路的书当然有市场，但是，如果双叟咖啡馆列入不得不去的名单，它就不再是那个可以无所事事地调情或者畅谈革命的去处了。上海进贤路上，无论是海金滋还是茂兰，越来越多的人手捧攻略挤进来，而不是为了那一口浓油赤酱的味道时，我才发现，一路下来，长乐路上那家能在凄风苦雨里调出温暖朱古力的店才是最值得怀念的。
走路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走的半径越来越大，走路越来越便利，成本越来越低，那还需要走路的字儿吗？
讨厌旅游的列维-施特劳斯写了一本《忧郁的热带》，光是个日出，就生生写了4页！龚古尔奖用拒绝颁奖的方式高度褒扬了这本书：本奖如果不是只颁给虚构文学作品，那就毫无悬念啦！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列维-施特劳斯的文学才华，但是，能顺利说出回字的四种写法的我们也能码出不同凡响的走路的字。按照我最喜欢的学者之一———鸟居龙藏的说法，我将这类文字称为“纪行文”。鸟居龙藏等前辈用写作反复说明：不是所有的走路码出的字都叫纪行文。
“纪行文”是日本学者最擅长的文体，而且，中国一直是纪行文中最主要的内容。不管是喜是厌，是嫉是畏，还是爱恨交加，日本人对中国格外关注。自1871年建交以来，日本在短短两年内就在上海、福州、香港、厦门和北京开办了领事馆和公使馆，前来中国的人如过江之鲫。访华人士或者是接受政经资助，必须成文汇报，如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和《中国漫游记》，更成规模的是东亚同文书院，每年夏季皆有毕业生组团调查不同省份，到1920年时，竟然集结出版了《中国省别全志》；有的则受报章派遣，发回前线报导，如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东洋文库收集的明治以降的中国游记达到400余种之多。由于身体原因不宜远足，但是骄傲到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日本汉学巨擘桑原骘藏在1907-1908年进行了一辈子唯一一次长途旅行，从西安到山东，从蒙古到南京，《考史游记》是桑原骘藏此行的结果。我心目中的纪行文榜样出自专业兴趣和我相仿的几位前辈学者。毫无疑问，行走一辈子，也码字一辈子的特立独行的鸟居龙藏占据了首位。1895年，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前往辽东半岛，鸟居龙藏开启了一辈子的行走。时年25岁，还是东京大学理学部助理的鸟居龙藏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个系统调查辽东半岛的日本学者，而且还将创造更多的第一记录；他不仅需要好好走路，更需要好好记录下走过的路。因此，鸟居龙藏既写严肃的调查报告，如《苗族调查报告》和《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也写轻松隽永，不失学者智慧的纪行文，比如，历年在蒙古的行走就催生了《蒙古旅行》（1911）、《满蒙探查》（1928）和《满蒙再探查》（1932）三本纪行文。鸟居龙藏的行走起于辽东半岛，遍及从西伯利亚到西南中国的广袤土地，终止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1951年重返日本时，鸟居龙藏以一本《老学徒手记》总结了一辈子走过的路。
开启日本考古学的巨匠滨田耕作也是记录有学术力度和思想热度的行走的高手。由于身份敏感，政局微妙，滨田耕作在朝鲜，台湾、辽东半岛乃至北京的历次行程都没有形成学术之外的文字，所有的文学才情都集中倾泻在《南欧游记》和《希腊纪行》上。
如果不算求学时代，我的学术行走起始于2001年开始的韩江考古之旅，随后是持续至今的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各类调查。穿插其间，我也会为特别的材料，特别的课题访问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收藏家。我喜欢自苍山访碑或者海边游神归来，夏日屋顶啤酒、冬日小巷黄酒的时光，也喜欢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旧院里，管理员告知“一份一百年来一直等待读者的材料马上送到”时的晕眩。站在谢阁兰1914年访问并引发纠纷的广元曲回坝汉墓上，我深感有必要为他洗刷不白之冤；而在会安城内，从各种导游的套话，对“文化遗产”的盲目鼓吹以及想当然的历史研究中逃脱出来，发现一段从未被人提及的历史，又多么令人产生记录下来的冲动。每到这时，我总是对那些好好走路，好好码字，好好码走路的字的前辈们心怀敬意。
对，这是我的纪行文的写作缘起。既然都已经好好走了那么多路，为啥不好好地把走过的路码出来呢？（作者为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