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协”成立积聚革命力量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争取民主、和平，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来化解内战危机，建立联合政府。但好景不长，1946年2月中下旬，国民党置政协决议于不顾，坚持内战并镇压国统区内民主运动；同年7月，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白色恐怖弥漫羊城。
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共广州市委决定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吸收进步青年加入革命工作，补充后备力量。其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将学生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级系代表会，恢复和健全中师剧社、南燕剧社等原有社团，成立自由社、科学社、新民社、劲草社等新社团。这些社团以公开
合法的群众活动，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和非法斗争，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
谢伯平回忆说，他们当时遵从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保存力量、以待袭击”的十六字方针，取消了原来的党组织，采取单线联系、公开斗争
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公开斗争就是在各大院系开设专门社团，活跃的文娱活动和集体生活是一大特色，社团内部通过唱革命歌曲、跳
集体舞、朗诵诗词、举行联欢大会等方式增加生活情趣，密切彼此关系；此外，还会秘密开展读书会，在小组中传阅进步书刊，讨论国内外形势。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到中山大学，进步学生举行的“一·七”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大游行，成为广州学生运动新的起点。
在此背景下，1947年3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在广东各大高校发展一批党员。考虑到内部环境和外部压力，省委决定先行成立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简称“爱协”，后改称“广州青年爱国民主运动协会”、“广州地下学联”）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爱协”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党员。在中山大学，潘明丽、张绍文、胡兆瑞、谢耀崇、何锡权等学生组成公开工作组，担负第一线任务，公开出面领导群众斗争。许多进步学生在此影响下，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
黄菘华早年即参加革命，受命从罗浮山辗转香港再返回广州，1945年进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学习，同时负责与青年委员会成员联系，开展爱国民主工作。在1946年5月4日的国民特务“反苏游行”中，一位同学因问了句“苏联到底怎么样了”而被特务打成重伤。这件事带给黄菘华的刺激很大。眼看校内特务“群魔乱舞”，他打消了赴英留学的念头，决定曲线救国，并担任“爱协”的领导者之一。
黄建树成长于香港，中学时逢香港沦陷，随家人回迁内地，因不堪日本凌辱与英国殖民统治，寄望于读书救国。1945年入读中山大学理学院不久，他便参加了读书会，逐步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在一次科学社举办的“决定胜利的是原子弹还是人民”的讨论中，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意识到群众的力量。1947年，他加入“爱协”，成为首批成员。
“爱协”甫一成立时，会员仅为50人，不久即向中大附中、广东文理学院、广东法商学院等校发展。为了发展组织成员，黄建树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做理、工学院的工作。理工科学生有一特点，即特别关注自己的前途，关心所学能否致用。当时我们抓住同学们的这一心理，成立社团组织，举办各类活动，先和同学打成一片，比如教大家冲洗胶卷等实用技能。关系熟了，工作自然也就通了。”渐渐地，黄建树等“爱协”骨干成员把党的思想理念传播开了，主动要求加入“爱协”的同学也越来越多。
作为文学院“爱协”负责人，黄菘华回忆，当时通过正面宣传和引导，共发展了50多位同学加入“爱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不参加则已，如参加就要好好干。”当时，谢伯平只是中山大学工学院一名新生。他坦言，一进“爱协”就被周围的氛围所感染，那些“先知先觉”的学长影响他从文弱书生蜕变为进步青年，随后参与了“反美抗暴”和“五·卅一”等爱国学生运动，走上反内战、争和平的道路。
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纪律严明的革命组织，“爱协”及其成员通过参加并领导进步社团、改造中后进社团及非政治性社团，在广州学生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由此，“爱协”也成为了广州进步学生的革命熔炉，为开展“五·卅一”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卅一”大游行 为国家命运呐喊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许多大城市发生工人罢工和抢米风波。5月初的广州，每担大米的价格由2月份的五六万元狂涨至20万元，而学生公费每月仅7万元，教职员一个月收入才二三十万元至五六十万元。学生自理的膳堂，为了挤出一点买菜的钱，经常买低价米，甚至是掺杂有沙子、谷粒的“沙谷米”，师生的生计都受到严重影响。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的比例远远低于当时所行宪法规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为备战不断增加军费，“一师军费的支出，可以办39所大学”。
5月18日，蒋介石发表《为整顿学风维持法纪的谈话》。随后，当局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限制请愿、罢课、罢工、游行示威。其后的
几天里，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学生纷纷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却遭国民党镇压。一石激起千层浪，于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的中山大学师生在表达不满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现实和前途问题。仅仅在广东，反对蒋介石征兵、征粮、征税的农民武装斗争急剧发展，城市人民的反抗怒火也
在燃烧。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指出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黄菘华回忆道，当时他向同学们宣传进步思想，引导大家从经济问题出发，思考造成经济衰退、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原因是什么，但并不急于给出答案，从而将其思考点从经济问题转移到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这样既可以不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时又能够提高群众们的思想觉悟。”
24日，由803名中山大学学生签名发起的“全校同学大会”在体育馆召开，2500多名学生参加。大会通过了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等十多项决议，同时决定罢课三天，以声援平、津、宁、沪学生正义革命行动。罢课行动亦得到了朱智贤、梅龚彬、钟敬文、王力、王越、刘渠等许多进步教授的支持。27日，第二次全校同学大会召开，中山大学学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工委”）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并随后在快报上公开宣布6月2日举行游行的消息，得到了广州全市大专以上学校学生的纷纷响应，表示誓与中山大学学生同进退。国民党当局得知后，一方面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准备在游行当天出动军警制造混乱、以图压制学生运动。
据谢伯平回忆，“五·卅一”游行原计划于6月2日举行，并非5月31日。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进行破坏，学工委于5月30日下午3时召开临时会议，特意将游行的时间提前，并很快准备好游行所需的漫画、宣传标语、传单等，还租定12辆商车为游行时“出市”专用。而正式通知游行时间，则是在当晚文艺晚会临结束前。
文艺晚会在体育馆举行，所有出入口与通道都由身材魁梧的同学守卫着。为了防止特务将提前游行的消息报到市里，工学院的同学在夜幕掩护下剪断了通讯电缆，把夜间从石牌到市区唯一一辆校车的轮胎悄悄放了气。大批同学为准备游行活动夜以继日地工作，文学院的大楼成为了筹备游行的主要基地。
在此次运动中，黄菘华主要负责领导秘密工作，包括地下党秘密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会议文件资料准备等。对于“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的细节，黄菘华仍历历在目，“在举行游行的前一天，我们的同志张贴大字报渲染气氛。筹备期间，我们还组织了歌咏队，负责游行时高唱红色歌曲，还有演讲队，负责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人多的地方时进行演讲宣传。”
谢伯平说：“群众的支持很重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反映了师生们的真实诉求。在示威游行宣言中也明确写道：罢课游行是为了停止内战，增加教育费，增加学生公费，提高教师普遍待遇，反对苛捐杂税。
31日上午10时许，队伍“准备接受可能的牺牲，带着满腔悲愤”从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向市区进发，到达市区中山大学附中平山堂校园时，这里早已齐集全市其他大中院校学生千余人，张贴队、歌咏队、演讲队、口号队、传单队、粉笔队、油漆队等各就各位，游行示威随即开始。工学院的宣传卡车作为前导，随后是中山大学女生高举“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挽救教育危机暨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的巨幅横额，接下来是宣传队、附中队伍、各院系队伍及其他院校队伍。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同学抬着一个大花圈，上面写着“内战千古———国立中山大学敬挽”字样，还有配有政治讽刺诗的巨幅漫画。
“反对内战！反对饥饿！”“改善学生生活，增加教育经费”“反对征兵征粮，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响彻云霄，引得万人空巷，沿街围观。游行队伍从惠爱路出发，经永汉路（今北京路）、高第街、维新路（今起义路）、一德路、转靖海路步出长堤，一路向市民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直至长堤一景酒家门前时，突遭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四五十个身穿黑胶绸、手持棍棒的暴徒袭击。
谈起这段经历，黄菘华仍心有余悸，“他们像豺狼一样，劈面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袭来，击破游行的宣传卡车，毁坏宣传物品，并打伤卡车上的同学。队伍前列的工学院游行队伍、宣传队、歌咏队也避之不及，走在前面的女同学也被迎头打得头破血流。”一时间，数十位同学被打伤，身受重伤的学生倒在地上鲜血直流、不省人事。同学们和民众纷纷向两侧商店或巷内奔走暂避，凄绝的尖叫和哀痛的呼号传遍长堤。
黄菘华说，当时，中大地下党支部书记胡泽群带头取下工学院游行队伍的大旗杆，一边振臂高呼“我们要反攻呀”一边冲了出去，一时间呼喊声震天撼地。除了一部分同学留做紧急救护工作外，其余大部分同学赤手空拳与暴徒进行搏斗，路旁的劳工和商店伙计纷纷把扁担和木棒递给同学们自卫，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同学们的反击下，4个暴徒被击倒，其余的仓皇逃散。
队伍继续行进到中央银行门前和海珠路口时，又遭第二次袭击。虽然有所准备，击倒了8个暴徒、抓获1个，但仍有几十名同学受伤。经被抓获的暴徒供认，他们是国民党政府广州市社会局用5万元收买、冒充工人来殴打游行学生的。得知前方还有更多暴徒埋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工委会决定队伍按原路线返回平山堂。
经过二三十里的路程和险恶的流血斗争，下午2时，游行队伍回到平山堂附中操场举行临时学生大会，学生们纷纷为受伤同学捐赠药费和输血，并抗议政府暴行。黄昏时分，队伍返回石牌。据统计，这次游行共有近百位同学受伤，重伤的21名同学分送中山大学医院、博济医院，伤势严重的4人直至6月15日学校复考时仍未出院，累累伤痕永远留在了他们的身上。
当晚，工委会召开了全体同学大会，声讨、控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暴行。大会一致通过严惩凶手，立即释放被捕同学，赔偿医药费等一切损失，全校绝食一天，捐款慰问受伤同学，罢课抗议政府暴行，定“五·卅一”为中山大学学生日、年年此日永远纪念等六项决议。次日凌晨，国民党当局又出动宪兵、军警、特务2000多人包围中山大学校园，荷枪实弹围捕进步师生，按“黑名单”抓捕了梅龚彬、丘琳、廖华扬教授及学生数十人。一系列事件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怒，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中山大学学生发表《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五·卅一”血案及“六·一”非法逮捕事件告社会人士书》，向社会各界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学工委捐款慰问受伤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市掀起了营救活动，一些教师和家长也参与其中，迫使当局陆续释放了被捕师生。
斗争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6月15日，学工委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结束罢课、参加学校期终考试的决议。至此，“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宣告结束。
此后，学工委收到的款项除用于慰问受伤同学外，尚余一千余港元。当时，学工委中的“爱协”成员在整理“五·卅一”运动的图文资料，欲将游行中宣言、告各界同胞书、运动总结及受伤者名单等内容汇编成册，定名《血债》，利用余款在港印刷出版。
印成的《血债》要从香港运回广州石牌，困难和风险极大。面对“走私客”漫天要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运送《血债》的重任交给了黄建树。接到任务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黄建树先将《血债》藏在香港的家中，再寻机利用同学在港度假的机会分批偷偷运回学校。在返穗的火车上，他们将装有《血债》的手提包放在车厢一头，自己则坐在另一头，乘务人员检查时无法确认物主便不再追查。临近下车时，他们则将手提包从车窗扔下火车，由提前联系好的同学在车下接收，做到人货分离，保证安全。如此数次，屡试不爽。说起这段经历，黄建树难掩自豪。
1947年秋季开学后，在“爱协”的安排下，《血债》分发到各个院系，一夜之间在全校风行。
社团兴起 革命力量蓬勃发展
“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不仅冲击了国民党在广州的反动统治，也响应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配合了华南地区战争的胜利，使中山大学成为华南地区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和“战斗堡垒”。
此后，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中山大学已树立了强大的群众优势，今后群众工作要由点到面，从进步学生转向各阶层，特别是转向工人。于是，中山大学由搞非法斗争为主转向以搞公开合法的活动为主，广泛深入地联系和教育群众，以“爱协”会员为骨干力量，逐步建立健全一批社团，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还出版《中山大学人文报》等刊物来传播进步思想。一时间，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农学院生产团、南燕剧社、中师剧社、中师合唱团、教育研究会、创造画社等八大进步社团及中山大学各院系联合会迅速兴起，在争取、团结、教育广大中间层和落后层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这些社团尽力做好服务广大同学的工作，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中心开展活动，以“第二课堂”的形式提高成员的学术水平，进一步发展了进步学生在群众中的优势，壮大了中共地下党和“爱协”的进步力量，为革命斗争和解放后的国家建设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
不悔当初 逐梦前行
岁月如歌，初心无悔。上世纪中叶，这批进步青年在黎明前的黑夜进入中山大学求学，身处乱世却读书不忘革命，勇敢投身革命洪流，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这一历史时刻。
作为亲历者，黄建树在回忆当年情形时，口占一绝：“七十周年迎大庆，大浪淘沙今幸存。喜逢高寿人健在，不忘初心逐梦行。”从一名为学而学的知识分子，到关心民瘼、投身革命、奉献一生
的共产党人，在他的身上，人生格局不断被放大，深情自显。他说：“不食人间烟火，仅仅靠眼前看见的和网上的信息是不足以了解整个中国社会
的，青年学生应多读历史，读懂历史，懂今日、懂责任。”
最令黄菘华骄傲的是，当时中山大学的“爱协”成员，从革命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没有一人牺牲，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腐败分子。他始终无悔当年的抉择。他认为，现在的和平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党依靠群众，搞好群众关系，“现在党也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了群众的梦想而奋斗！这与当时是一样的。”
如今，我们在这些老校友的带领下，重拾记忆，在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在文明路、在一德路、在长堤，尚可遥想七十年前的激情往事。我们仍会记得，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一群爱国的中大学生，用信念与担当、智慧与果敢谱写了一曲壮美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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