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路崎岖马未停，
艰难赢得鬓星星；
迎眸忽见秋容澹，
菊在疏篱水在瓶。
本书是作者在学术研究之余，将历年所撰写的碑铭、诗词和部分对联集结而成的一本作品集。碑铭部分有五十多篇，以上世纪80年代初的《梁銶琚堂记》为开端，多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相当一部分与中山大学的建筑有关。除中大校内的碑记外，作者还应邀承担了省里市里的一些碑传的撰写。由于传写的对象与作者的心境有别，因而风格各异。如《禺北民众抗日纪念亭记》，因为作者有沦于日寇统治之下生活的痛苦经历，表而出之，有名家评曰有西汉文章的苍劲。又如《澳门普济禅院诗碑序》等，因为要致敬前贤，写来便不复措意浅近，而呈气象高华，气势雄健。碑铭之外，诗词创作更是作者的本色当行，歌行体尤有气势。另外，为了更适应当代的阅读习惯，同时更便捷地反映现实，作者后来将擅长的歌行化为组诗组词。像长江水灾，汶川地震，澳门回归，甚至春运等，都各有长篇组诗予以生动而深刻的表现。而一些抒情小诗，也写得轻倩而饶有风致，读来令人心有感触。如《随季思师游武汉东湖》写师徒之相得：“潋滟湖光暑尽消，芰荷香影引轻桡；忽闻花外啼声脆，老凤将雏过小桥。”楹联部分，多具有实用的功能，在作者笔下不仅对仗工致，内容更是别具匠心。作者甄选了七十多联自认为有代表性的对联补入此书。诗词部分，曾散见于《光明日报》、《羊城晚报》、《当代诗词》、《诗词报》等刊物，本书基本作了较完整的收集整理和校订。本书这次系统的集结，不啻为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学习的样本，也有助于读者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中大的历史文化、了解广州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黄天骥教授的书房名为“冷暖室”，取自他在1982年出版的文集《冷暖集》。那一年，黄天骥同时出版了《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而纳兰性德的著作《饮水集》便源于“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黄天骥说：“写文章如饮水，冷暖自知。我是1952年进中山大学读书的，1956年毕业留校。从1956年到1980年这二十多年里经过了很多风雨，也冷也暖。”
从父亲起，黄天骥一家三代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他的父亲留下不少好书，其中《十三经注疏》是大开木刻本，可谓珍本。在大学三年级期间，黄天骥公开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的祖父专门买了一本杜甫的《杜诗镜铨》奖励他。黄天骥家住西关，珍藏了一些好版本，却在“文革”中散光了，当时对他打击很大。不过，他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后，也受到一些时代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完整的苏联式教育。他说：“苏联的教育体系，我的理解是受老欧洲的教育思想影响，主导是严谨的英国、德国的思想，除了受计划经济以及政治影响外，也值得借鉴，不应视为是斯大林式的东西。我们这一辈人在学科锻炼下，比较考究学术的系统性。”时风所及，读书是为了用的，便没有藏书的念头。因此，黄天骥购书都尽可能选平装本，也没有兴趣专门收罗珍贵版本，如今他的书房多半是平装书。
当年黄天骥醉心研究戏剧，系主任王季思教授为了鼓励他，送了《西厢记》和《长生殿》两套书给他，都是好版本。在研究中，黄天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戏曲往往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像关汉卿、马致远等名家的作品可能有完整的剧本，但是演出的时候，剧团会增减，又变成一个新的本子。黄天骥深受王季思的影响，研究版本是“择善而从”，不迷信最原始的版本。他说：“我理解的‘善’就是从中研究作家创作的技巧，从中研究不同时代的创作思想和发展规律。我不是追求版本多么珍贵。”黄天骥毕业以后，王季思觉得他的性格比较好动，整天蹦蹦跳跳，就磨炼他，让他花三年功夫对不同的版本进行校注和考证，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基本功。
黄天骥的另一位老师董每戡是戏曲史家，又是编剧、导演，曾和田汉、夏衍同时成名。董每戡讲课以舞台为中心，仔细分析每场戏，跟一般文学家分析作品不同，这对黄天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来黄天骥在三年级的论文是研究陶渊明的诗，后来选择戏剧作为专业纯属偶然。当时他是班主席，有一天下雨，董每戡来迟了，黄天骥就跑到门口，学董先生走路的样子，怎么摆动手，怎么摸胡子，一连串有趣的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同学们哈哈大笑。当黄天骥猛一回头，发现原来董先生就站在后面看着他胡闹。黄天骥吓了一跳，谁知下课后老师告诉他：“你的模仿力很强，不如跟我一起研究戏剧。”从此，黄天骥对戏曲下了功夫，四年级写了关于《桃花扇》的论文。
1956年毕业后，黄天骥留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当助教。王季思和董每戡的言传身教奠定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另一位教授詹安泰先生，则影响他对诗词的研究和创作。黄天骥说：“我当然无法跟几位老师比较，但从老师们身上吸收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后来写戏剧、诗词的论文和专著，自己都感觉到哪些方面是得益于王先生，哪些方面是得益于董先生，哪些方面是得益于詹先生。”（来源/中大出版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