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乱世，却切实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和骄子：优渥深厚的家世，中西合璧的教育：先后就学于清华、南开、剑桥；他满腹学识，曾师从大家李卓敏和垄断竞争经济学学派创立人J.Robinson夫人；他通晓四国外语，风度翩翩，卓尔不群……。然而与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当他满怀赤诚回到故国，却遭遇国家命运的风云巨变，时代巨轮的滚滚激流，……他怎样去直面那一肩风雨？他如何在古稀之年依然痴心不改重书未竟的梦想？……
榕荫沉思，秋风不语。他给我们留下执着治学的背影，他让独立自由的思想穿越时代常青；他让如许多的人感到精神如此匮乏，亦令后来者追思不尽。本文记者将带您一道访问他的同事、学生、亲人，穿越历史的迷霭，去触摸那颗不曾远去的伟大心灵。
一、 赤子之心 爱国之志
王正宪先生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传奇般的大家庭，是家中最小的男丁，排名第十，三岁失母，十岁丧父，幸有兄长抚养资助。父亲王达，乃革命先烈黄兴的莫逆之交，常怀“革命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曾任中路师范（即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前身）监督（校长），为徐特立先生的前任；兄长王正己毕业于北洋学府（北京大学前身），主张“工业救国”，后从事土木工程建设；另一兄长王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国民政府选送至美国西点军校深造毕业，力主“军事救国”。 二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派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后官至国民政府将军，代表中国政府以第四官员身份随何应钦出席日本投降协议签署仪式。
1944年2月，抗战即将胜利结束，中国面临着重整山河的建设局面。这一年，王正宪考取了留英庚款公费生资格（国民政府每年仅有两个经济学名额），于1945年8月怀着“经济救国”的理想，赴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于1949年国内即将解放时，放弃国外高薪聘请，偕同夫人回国。
“他一开口，人家马上说你讲的是牛津英语”
“风华正茂”—— IN OUR PRIME OF LIFE ，是王正宪先生晚年将留英时期的照片整理成册后所作的题注。淡淡的四个字总结的是一段灿然的人生经历，更涵盖了一份难言的岁月情怀。
【李学柔】（管理学院原副院长、代理院长）：王正宪教授的求学履历在中山大学校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他懂四种外语，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英文，那些往来的知名人士，和他一交谈，人家马上说你讲的是牛津英语。
【吴能全】（管理学院教授）：他在南开大学时就非常出色，当时他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注：同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汪旭庄后来提到：对王的学习成绩很佩服。）当时他的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李卓敏，李日后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担任首任校长；我校管理学院成立后，还欣然担任名誉院长。他在剑桥的两位导师，S.Sraffa院士和J.Robinson夫人，尤其是J.Robinson夫人，与凯恩斯齐名，是著名的剑桥三剑客之一，创立了垄断竞争经济学学派。因此王正宪教授堪称接受了相当正统一流的经济学教育。
【司徒尚纪】（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王正宪教授英文方面的造诣，在彼时中山大学众多教授中恐怕鲜有出其右者。据说在外语学院中（翘楚）当属王宗炎教授，而在外语学院之外便是王正宪教授。建国初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些重要的涉外文献文件，乃至相关的英语学术著作的翻译、审订等，王教授都是一位主要的参与者。
【王晓阳】（王正宪先生的儿子）：事实上父亲的古文也是相当不错的，《古文观止》中的很多文章，他都能背，他少时受过私塾教育，私塾老师常教之以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故事，鼓励他学习圣人之道。后进入雅礼中学，这是耶鲁大学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他与我母亲结识在重庆，当时因战乱，南开大学及南开中学都迁往重庆，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我母亲则在南开中学教授数学，当年母亲拒绝了很多高官追求，最终选择了父亲就是看中他为人严正，读书勤勉，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的为人准则。
【吴能全】：1949年，王正宪老师回到了国内，时年32岁。当时博士学位都没有拿，因论文还没来得及做完，但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写信让他赶紧回来，并到香港亲自迎接他。彼时岭大预备开设经济系学科，亟需人才。我还记得他讲过，他回国后根据屠能的区位理论反对在广州建立钢铁厂，但没有成功。
注：1948年12月，年方31岁的王正宪撰写A Note on Farmer’s Comsumption and its Stablizing Nature一文，于1950年8月发表于哈佛大学主办的《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杂志，显示了他非凡的学术才能和天赋。1949年他一回国就直接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同年曾主持岭南大学“西南经济研究所”工作，主编广州的物价指数。
【王晓阳】：1949年父亲匆忙回国也可以说是源于一颗赤子之心，一份爱国之情。当时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担心成立后有可能一时回不来，便决意赶在这之前回国。所以放弃了完成论文获得学位的机会，先落脚到了广州。抗战期间，父亲与陈序经先生曾在西南联大共事过几年，陈先生时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而我父亲担任研究员，是他的下属。1948年8月1日，陈序经先生出任岭南大学校长，父亲便在他的邀请下前来岭大执教了。
注：一同回国受聘的还有其夫人潘孝瑞，剑桥大学数理统计科毕业。
二、风云突至，荣华褪尽
1、“他只能把相当精力放在译著上”
1952年,全国高校模仿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岭南大学取消了经济系，第二年王正宪去了中山大学地理学院经济地理教研室。当时，他所教授的西方经济学科目（经济学原理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凯恩斯改良主义就业理论等）已成为批判对象。自1950年起，在一场场接连不断的运动中，王正宪先生因为特殊的家庭、求学、就职背景，数十年间不断检查检讨，思想改造，接受审查，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司徒尚纪】：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尚处于摸索阶段，我国很多经济决策与经济学原理相背离，作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王正宪先生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可惜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他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译著上。
建国后举国学习苏联，大家都必须学俄文，这对于他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但他很快就可以讲俄文了，而且水平比较高。他后来翻译了相当部分俄语的学术著作。他学俄语很用功，所有零碎时间都用起来。那是在60年代，有一次，他跟我们说“很奇怪，坐公交车时见到的中大学生，没有一个在读外语的。”
【王晓阳】那时候王宗炎教授就住我们家对面，有一次两人因为一个英文单词的用法争起来，王教授急了，回家去拿来字典，告诉我父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该怎么用。后来父亲告诉我说，王宗炎教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做学术的，追根究底，每一个词都要知道来源。
（注：王正宪先生通晓英俄法德四种外语，曾翻校俄文书刊200万字（包括卡列斯尼克/《普通自然地理学原理》上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地质出版社，1955-1957年；道布罗夫/《英国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59年），翻校英文文献约100万字包括（《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理》：商务印书馆，1975年；《西萨摩亚》，商务印书馆，1977年），联合国文件20万字。所译文献涉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学、统计学、城市规划以及一般文件。）
【王晓阳】那时候学校都是教俄文的，父亲说不行，英文还是要学，他每早都叫我起床念英语。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早五点就起床，六点半就叫我起来跟着广播学英语。那时候我家占地最多的就是字典了，每次搬家都大批大批地搬字典。记得当时家中有很多写着俄文的小卡片，他总是随身携带，就是这样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俄语。
2.“你可以把伽利略烧成灰，但地球还是在转动！一定不能放弃学习”！
【记者】：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吗？
【司徒尚纪】：当时经济地理系某硕士生的毕业论文王教授就没有给他通过。他的标准是很高的，他刚到岭南大学教书时，学生期末考试必须70分以上才算合格。
那时有些他认为平庸的人成了博导，他就说这样的人也可以做博导？很惊讶。他认为博导应该是学问渊博，水平要很高。他觉得老师指导学生，得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滴水啊。后来我也当了博导，我就会不停地反思，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标准，有没有符合王老师的要求。我也希望学生能够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受到老师学术、人格的双重影响。
【记者】：王教授给了您很深的影响啊！
【司徒尚纪】：是的。我1962年进中大就认识他了，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都有来往。因为文革我曾离开中大去外面劳动、工作，唯一没有中断联系的就是王老师。
我一进地理系就听说王正宪教授以治学严谨、精通数种外语而著称。他给我们开的几门课，像统计学、工业经济与工业地理、经济地图等，多不是他原来的学术专长。但他很快成了这些学科方面的专家。我在中大那5年上了他三门课，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出去了，很坎坷，做过仓库管理员、报矿员、农校采购员等。尽管当时没有条件从事学术活动，但他经常来信，告诉我专业是不能丢的，告诉我们知识是有用的，不败的。你可以把伽利略烧成灰，但地球还是在转动！一定不能放弃专业、放弃学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这种现代化背景下，是不能不靠知识的。
正因为他的不断鼓励，1978年政策允许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马上报了名，后来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我当时学的是历史地理专业。几十年一直受到王老师的教育。他总是提醒我，只学俄文不行，还是要学英文，我考上研究生后回来，王老师就把他50年代用的俄英字典及建国初在海外买的字典都送给我，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架上，他一直都很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3.“很正直的一个人，从不弯腰，不为别人的意志左右。”
“他是很有远见的，他对学科的把握超过了其他人。”
“他知道……只有科学与学术是永恒的。”
【司徒尚纪】：他是很正直的一个人，从不弯腰，不为别人的意志左右，就是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光我受到他的影响，连我的孩子也不例外，小的时候经常带她去王老师家，去了就是问小孩读了什么书。后来小孩去中央戏剧学院读戏剧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她要做自由撰稿人，市委宣传部、电视台要她都不去。王老师就说这样好，这样才有骨气，有个人的追求。
【记者】：看来王教授特别注重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
【司徒尚纪】是啊，在地理系的时候，他备课很认真，而且特别注重独立思考和启发式教学，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有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出了这样一道课后题：美国政府50年代出了白皮书，说美国兵在朝鲜战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而每年全国的死亡率也是这个数字。但美国民众却很不满意。他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解释站不住脚呢？然后王老师并不直接解释，而是要你思考。后来听他说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本土包括所有的民众，有老人，有小孩，有很多自然死亡的，而去朝鲜的都是壮丁，这个比例就高了，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这就是统计学上的基本概念，统计的对象不同，基数不同，使得政治上可以掩盖真相。你看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老了，仍记得王老师是这样讲统计的，印象依然那么深刻。
虽然王教授的主业不是地理，但他很有学科眼光。就我们学科来说，70年代国外已流行计量地理，就是将数学运用到地理学上，精密地表达地理现象。现在它已发展为地理信息系统了，就是GIS。可那个时候国内还在用文字描述地理现象，，它没有数学作为支撑就显得很单薄。那时候国内还在搞运动，很多人对这个学科的前景和方向感到迷茫，王教授凭借他深厚的学术底蕴，根据国外的学术动态和成果，不止一次地讲，要引用计量地理这个方法，给学生开计量地理课程，用这种技术研究工业发展和布局，而不能仅凭经验和感觉。这说明他是很有远见的，他对学科的把握超过了其他人。类似这种事很多。
注：1958-1966年王正宪先生参加、编制《广东省地图集》，担任副主任，并任其中《广东经济地图集》主编，该图集曾列为国家计经总局协助指导的重点省区地图集，1972-1973年出版，分几种合订本（列不同密级），具有广泛使用价值，为制图学术界所肯定。1979年获广东省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记者】：王教授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怎样的？
【司徒尚纪】：受苦喽！因为他的过去，特别是在海外的经历。过去几十年国家各种运动不断，每当运动来了，他免不了要受到冲击，但他不会曲意迎合，而是保持个人的意志和立场。
有些人就会说违心话，说（运动）怎么好怎么好，但他不会。他很正直，讲话不会躲躲闪闪，丁是丁，卯是卯。像他这种人在运动中，什么时候都不会弯腰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足以把他打倒，幸亏当时地理系相对宽松平静些。
王老师学过社会统计，他知道古今中外的政治运动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只有科学与学术是永恒的。他从不去介入这些。他对事情的看法成熟而坚定，在历次运动中都尽量保持距离。文革初期，到处可见大字报，揭发所谓反动行为，进行表态，他从来没写过这种。不会今天讲人话，明天讲鬼话。我记得只看到他的一张大字报，叫《这是否文字狱？》，很小，贴在老地理系报告栏。那个时候随便写些什么文字，都会有人给你扣帽子，上纲上线。他那篇大字报讲什么呢，就是讲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文字狱。但他用的是疑问语气，而不是咄咄逼人，他引用清沈德潜改自《论语·阳货》而因之获罪的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间接批判文革初期对干部及“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也是一种文字狱，以此警示。此时运动才刚开始，这就是他的勇气和胆量啊！那时别人都懵懵懂懂，跟着上街，他能冷静地看透，看清这种运动的不正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