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研究以灵长类社会进化为核心，确定了我国野生川金丝猴独特的社会组织及其进化机制。您以中、英、日文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了《猿猴家书》、《猴、猿、人——思考人性的起源》等专著。在学术研究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张鹏（以下简称“张”）：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学生物学的，在做本科毕业论文时，开始研究国宝金丝猴，从此就爱上了这个物种。我在秦岭山区观察了金丝猴三年，便立志将来要研究这个地球上最高等的动物类群—灵长类。后来，我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博士课程，希望了解灵长类的心理进化基础。之后，我去了日本的京都大学，继续做灵长类的行为适应和社会进化方面的研究，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通过“百人计划”加盟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希望推动生物人类学方向。
在国际上，人类学是个大学科，主要分为两大块：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人类学系的学生可以取得社会科学学位或自然科学学位。国外大学主要以学术问题为导向，有利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开展协同创新。但是国内大学主要以学科为导向，例如，人类学传统上被归为文科，容易形成“大小腿”格局，不利于提高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文理跨学科学者要面对科学理念、科研成果评价、招生困难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我在职业初期，便迷失在文理学科之间巨大的鸿沟里。有一年，我回到山里和我的金丝猴们在一起生活，看到它们即使所处环境恶劣、遇到重重困难，也从未放弃过生存的机会，这种顽强的生存精神是对我最大的鼓舞。
我觉得，年轻教师要克服困难、求得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从2010年开始，我申请建立灵长类与人类进化实验室，在2013年获得批准。期间，我总共写了96份申请书，反复阐述文科老师为什么需要实验室。灵长类实验室就像我的孩子，从申请、设计、使用到管理，我一手把它拉扯大，四年后它成为广东省首个文科省级重点实验室的核心，代表着中山大学文科实验室的新生力量。
除了坚持特色，还要做到学科交融。近30年来，美国跨学科学者的规模增加了7倍以上。中山大学是国内知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开展跨学科教育，尤其是文理跨学科，具有优势和示范性。
记：您曾经获得广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奖，在本科生实践教学方面您采取了哪些创新做法？您觉得在教学中应如何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张：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2014年，我代表中山大学参加了首届广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见识了省内140余所高校教师代表精彩的课堂表达。我认为985高校老师的主要优势在于科研——如何把一线的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给学生们提供“有营养的新鲜课程”。
从实际工作来看，我在人类学系主要负责本科生实验教学和学生实验创新项目。文科学生普遍存在动手能力弱、思维发散等问题，但又对实验室教学非常有热情和新鲜感，通过实验教学，可以提高文科生的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例如，在灵长类营养分析实验课程中，我将课堂教学和科研课题结合，实现了“课堂、田野、实验室”的衔接融合，形成了创新的文科教学模式。
记：您带领的中山大学灵长类研究团队与国内外许多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三大建设”（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张：我非常支持学校的“三大建设”。由于改革调整了原有的格局，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发展生态位，因此改革整体来说对青年教师是有利的。
我们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有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两个大平台。人类学系的人类进化与科技考古实验室平台是围绕人类进化和适应这个核心问题建立的实验室平台，包括三个团队：灵长类研究团队、生物人类学团队、科技考古团队。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五年后把这个平台从省级文科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为教育部重点支持的文科实验室。
在大团队方面，我主持的灵长类团队是国内人类学界唯一的灵长类研究团队。2009年以前，中山大学是没有灵长类学方向的。而现在，中山大学灵长类研究团队已经是国内灵长类研究最大的团队之一，师生数量达到40余位，形成了1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3名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5名新世纪优秀人才的青年学者团队；申请了21个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9部，发表SCI论文100余篇。团队建设越来越国际化。目前灵长类实验室的专职科研人员和博士后分别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新加坡五个国家。国际化团队的建设不仅增强了科研实力，而且对研究生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此外，国际化团队建设还提高了我们团队在国际同行中的知名度，有利于增强我们学校在国外的学术影响力。
记：学校提出“三个面向”（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路，您的研究与国际前沿研究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差距？您对今后研究工作的设想是怎样的？
张：我认为这一发展思路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水平在全球的显著提升。当前中国经济上行，处于学科发展的机遇窗口期，我们这代学者一定要把握好机遇，发展好自己的学科。
这里以我求学的日本京都大学为例。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一位人类学学者今西锦司（ImanishiKinji）提出，日本大学的学科发展一定要基于本国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基础。例如，欧美没有猿猴分布，欧美学者研究猿猴需要先办护照去国外。而日本有猕猴，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猿猴的传统文化（猴年、驯猴等），这些形成了日本灵长类学科的自然条件和文化底蕴。1967年，日本京都大学成立灵长类研究所，现今已成为国际最大的灵长类研究机构，形成了国际人类学界的京都大学学派。
实际上，日本只有一种猴子，即日本猕猴；而中国有28种猿猴，是世界灵长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们的灵长类研究论文不少，但是缺乏自己的思想体系，导致在国际上缺乏指定标准的核心影响力。这个例子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学术思想、理论体系”是学科建设的核心。中西方的思想哲学基础是不同的，如果一味追求先进科技手段、满足于验证和补充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是很难形成我国的学术思想和学科体系的。
关于今后的工作设想，我的职业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的灵长类学的学科方向，支撑人类学综合学科发展。今年我们成功建立了中国灵长类学会和研究基金会，秘书处均设于中山大学。灵长类学会的研究者人数近200名，是2002年的10倍。我希望，在我国自然优势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这个学会能够孵化出代表中国灵长类学特色的本土研究方法论和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