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发行量近600万套,创造了汉语教材编写的奇迹。
●他主编了《汉语方言语法类编》,这是一部辞典式巨著,涉及建国40年来我国已发现的300多个方言点的语法现象,180万字。该书影响深远,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引用,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
●先生的很多事迹都告诉我,只有人做得高大了,学问才能做得高深。他既是仁者,也是智者,无论是为学、为师还是为人,都堪称一个时代的表率。
2013年5月12日凌晨2时40分,新中国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开创者、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我的导师黄伯荣先生,在阳江因病逝世,享年91岁。
黄伯荣先生,广东阳江人,1922年出生。1945年,黄伯荣先生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46年转入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师从我国语言学泰斗王力教授等专攻语言学;1949年,师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教授,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语言学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4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响应支援西北号召,黄伯荣先生离开学术条件优越的北京大学,赴兰州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语言教研室和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他把自己最宝贵的三十年学术年华贡献给了大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期间还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1987年受聘为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任汉语教研室、汉语研究室主任,为青岛大学语言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9年起受聘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概括先生的一生:现代汉语,从未跑题
黄伯荣先生从事高校教学与研究工作六十余载,是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一生忠诚于教育事业,工作一丝不苟,甘为人梯,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黄伯荣先生学术功底深厚,思维敏捷,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他与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发行量近600万套,创造了汉语教材编写的奇迹。黄伯荣先生在方言语法研究方面也成就卓著。在建国之初,他就发表了《广州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阳江话的几种句式》等重要的粤方言语法研究论文,六十年代初率领同仁对兰州方言进行了首次全面描写。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他主编了《汉语方言语法类编》,这是一部辞典式巨著,涉及建国40年来我国已发现的300多个方言点的语法现象,180万字。该书影响深远,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引用,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其姊妹篇《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一书,也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获得学界很高的评价。
更为难得的是,晚年的黄伯荣先生,仍关注着现代汉语教材教学的新动向,多次说到,“我对现有教材的质和量仍未满足,希望在新编的教材里,打破30多年前旧框架的限制,试着实现我的教材改革理想,更主要的是想贯彻我编教材的新主张。”为了实现这一理想,88岁高龄的黄伯荣先生应母校母系之邀,领军组成中大本《现代汉语》编写班子。在他的带领下,母校中大同仁联合其他相关院校十余位年轻教师,连续苦战三年,终于编写出了适应新时期教学需要的《现代汉语》。中大本《现代汉语》已于2012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这本教材达到了黄先生预期的目标,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使用中大本《现代汉语》。可以说,这本教材的问世,为黄伯荣先生毕其一生的现代汉语事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与现代汉语有缘。”这是黄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大本《现代汉语》后记中的第一句话。他还写道,黄廖本《现代汉语》是他的大儿子,中大本《现代汉语》则是小儿子,“长子年过而立,已经闻名全国,且独占鳌头。幼子新生,也像长子幼年一样,需要多关照、呵护,也希望他长大以后像其兄长一样,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甚至超过兄长,后来居上,也是常情。”
综观先生的一生,从事高校教育与研究60余年,一生过得极为单纯,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现代汉语,从未跑过题。
学界评价:治学严谨、桃李芬芳、一代名师
黄先生逝世后,我们成立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治丧小组,及时向全国发出讣告,在短短三四天的时间里,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相关单位及个人的唁电50余封。这些唁电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为人品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唁电中说道:“黄先生曾任教北大中文系,是我们敬爱的师长。先生任教六十年,桃李满天下,在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黄先生道德文章,一代名师,为学界所共仰。”
兰州大学文学院在唁电中说道:“黄先生是兰州大学乃至西北地区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生严谨治学,潜心研究,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成果丰硕,桃李芬芳,他的崇高品德和学术风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唁电中说道:“黄先生为我国语言学事业鞠躬尽瘁,毕生耕耘;创建良多,功德无量。黄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将永远嘉惠学林,泽被后世。”
著名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马真夫妇在唁电中说道:“一生从事现代汉语研究与教学工作,为不断推进和发展现代汉语研究和教学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黄伯荣先生的逝世是我国语言学界尤其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界的巨大损失。”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邵敬敏教授在唁电中说道:“黄先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他从年轻时起就投身于高教领域,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再到兰州大学,青岛大学,从南方到北方,从西边到东边,处处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迹,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栋梁之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方言》杂志社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语言研究所麦耘教授在唁电中悲痛地说道:“中国语言学界又折一巨梁,吾粤文化界亦永失一健者!”
黄廖本《现代汉语》的老编者、黄先生的老朋友们李行健、王铁琨、林端、王勤等认为“黄先生是学界公认的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在现代汉语教材建设方面用心之专、用力之深,常人难以想象……黄先生的崇高美德和丰厚的著述,已成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宝贵的财富。”
我系黄天骥教授还专门为黄伯荣先生追悼会撰写了挽联:“语言学大师,望重德高,北国衣冠知泰斗;康乐园校友,情深义厚,南天桃李失春阳。”准确表达了我系同仁的共同心声。
恩师的仙逝是我国语言学界的巨大损失;而对于我来说,我失去的不仅仅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还是一位跟我有父子之情的师长。
我眼中的黄先生:胜似父子的师生情、豁达宽阔的胸怀
2013年5月8日,先生已经病危,我和同事去阳江看望他,并带去了新出版的中大本《<现代汉语>学习参考》,这也是这套教材首个出版周期的收尾之作。黄伯荣看到学习参考,情绪很激动,努力睁开眼睛看着书稿,双眼都是放光的,嘴里不停地喊着什么,三姐(黄先生的三女儿)说他在叫我的名字,我握住先生的手,分明感觉到他紧紧的回握。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想传递什么,他是想让我把现代汉语的事业坚持、传承、发扬下去。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后来三姐跟我说,此后几天,先生的精神状态一直欠佳,再也没说过话,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直至离世。我听了,不禁潸然泪下,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向先生学习,不辜负他的期望。
在我的眼里,黄先生是老师,更是父亲。1982年,我从60余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以专业、总分都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兰州大学,成为先生门下唯一的研究生。他对我要求很严格,有一次在先生的办公室期末考试,先生亲自监考,答题时,我突然流鼻血了,他让我用冷水洗干净后,用棉花堵住鼻孔回来继续答题。
1982至1985年,是我求学路上最幸福的三年。先生带着我经常出去为黄廖本《现代汉语》开会、巡讲、听取意见,跑遍了全国各地,但课倒一节都没有落下。出差时,课堂就搬到了“火车”上;上课累了,先生就给我讲打猎和捉鱼的技巧。要知道,我的恩师不仅是学术高手,也是神枪手和徒手捉鱼的高手。我津津有味地听着,恍惚中,分不清他到底是先生,还是父亲。
1985年9月我毕业到中大工作,怀揣着先生专门为我给几位名师写的信,有商承祚先生、高华年先生、黄家教先生等,遵师嘱,我一一拜访了这几位名家。之后,我才明白了先生的良苦用心:通过“拜山”,使我能够在初来乍到时奠定好自己的“江湖地位”。效果的确很理想。
从先生身上,我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学到先生的为人态度。先生虽是学术泰斗,但却朴实无华,淡泊名利,不喜应酬,且待人十分谦和、厚道。黄廖本《现代汉语》请语言学家大师、黄先生的恩师王力先生题写书名,那次我正好跟随先生前往王力先生住处拜访求字。我清晰记得,黄先生先是恭敬站立回答老师的问题,十几分钟后,王力先生让他坐下,他才脱掉呢子帽子,搬过来一把凳子,笔直端坐在凳子的一角,继续恭敬地与老师交谈。我当时就感慨老一辈知识分子对老师的尊敬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先生的这些优良作风就这样润物细无声般地教化着我。
黄廖本《现代汉语》出版时,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初在教材编写大会上各协作院校公推黄先生为唯一主编,廖序东先生被选为副主编。由于廖先生比黄先生年长七岁,在1979年春交稿给出版社时,黄先生悄悄去掉了廖先生副主编的“副”字,自此,这本《现代汉语》有了两个主编。
“文革”期间,黄先生受到冲击,多次裸露膝盖跪板凳,导致两个膝盖化脓。尽管如此,他对这些造反派也持着一份宽容的心。当时,专案组找到他,要对一个殴打过他的造反派分子(当时叫“三种人”)进行取证调查,准备对其绳之以法。而黄先生却说:“他不过是某些人的棍子,我的身体是受到了伤害,但是他的灵魂更受到了伤害。放过他吧!”当时的我,真被震慑了,突然觉得眼前的黄先生如此之高大,真可谓“高山仰止”!
先生的很多事迹都告诉我,只有人做得高大了,学问才能做得高深。他既是仁者,也是智者,无论是为学、为师还是为人,都堪称一个时代的表率。现在先生去了,我唯有继承他的事业,兢兢业业把现代汉语事业坚持下去、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才能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