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0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后改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同年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工作，至今已有58年。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未能成就轰轰烈烈的业绩，也有一些值得回忆的往事。
文革前，我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组任教，曾担任中文、历史、生物、地理等系的公共哲学课。期间，曾在1961年11月随哲学系学生到广东省揭阳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1963年到广东省高州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久就爆发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社会动乱。后来又下放到五七干校，经过艰苦的磨炼，1969年回到康乐园，重上讲坛，恍如隔世。
文革后，学校恢复招生。我回到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研室，讲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工作和生活都有所改善。
1978年夏天，我和高齐云、叶汝贤、陈荣冠、廖桂林等几位同事，准备开设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课题。19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我们一行五人到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约请相关高等院校的同行座谈，讨论我们事先拟定的提纲。不久，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准备编写全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主编单位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副主编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
1978年12月中山大学派出高齐云、叶汝贤、何梓焜，中国人民大学派出庄福龄、马绍孟、唐源昌，在广州沙面的胜利宾馆拟定写作提纲。1979年1月在广西桂林召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会，邀请全国主要高等院校的同行参加，对教材的编写进行了初步分工。在拟定提纲的时候，我已开始对本校哲学系76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比其他院校先行一步。我和高齐云、叶汝贤参加了全国教材的编写，杨兴华查核了全书的引文。1981年10月，全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此，全国各高校开设了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81年3月，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中山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两期（每期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师资培训班，为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育作出了贡献。由刘嵘、高齐云、何梓焜组成的研究生指导组获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获国家教委颁发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我们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1985年9月3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正式成立。刘嵘担任所长，高齐云担任副所长，我被推选为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叶汝贤的编制留在哲学系。其实，这门课的教学和相关课题的研究早已开始。当时担任本科教学的主要是叶汝贤和何梓焜。我们科研的重点也有分工和合作，高齐云的研究重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的形态，叶汝贤的研究重点是唯物史观，何梓焜的研究重点是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和美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作为全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它的作用和影响是应当肯定的。然而，由于执笔者来自各高等院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教学的教师，其教学经验与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对本书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也各有差别，成书过程也比较仓促，因此，本书仍有不足之处。我觉得主要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主线还不够明显，揭示马克思哲学发展的规律性还缺乏深度，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汇编的痕迹，还缺乏教学的实用性和论述的系统性。我和叶汝贤都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有自编教材的想法。1986年4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叶汝贤、何梓焜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由于我和叶汝贤在教学上合作多年，经常交流经验，及时交换意见，所以在该书的写作中观点一致，文字表达比较协调，执笔合著比较顺利。我们强调这部著作力求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观点要鲜明，思路要清晰，文字表达要简练，前后衔接要紧密，坚持理论的科学性的同时，还要注意教学的实用性。因此，本书不仅在本校作为教材受到教师和学生欢迎，还被兄弟院校选用，多次再版和加印，受到同行和读者的好评。
1981年开始，我在哲学系开设了《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选修课，同时开设了全校公共选修课《艺术哲学—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文革”以后，我国学者曾一度热衷于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而对此作过专门研究的人不多，我有幸跻身于这人数不多的队伍之中。1987年4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述评》是我在哲学系为研究生讲课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讲述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和艺术理论，观点鲜明，分析具体，对普列汉诺夫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本书曾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学术著作三等奖，并收入《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
1995年，我把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艺术哲学—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的讲稿整理成书准备出版，却因经费问题遇到困难。在叶汝贤和李五湖两位同事的帮助下，我向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申请获准，该讲稿作为非营利性出版物出书，马哲所给予印刷费方面的支持。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唯物史观在艺术领域的运用，被鲁迅先生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古典文献和艺术理论基础。他的美学思想还吸取了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和德国康德的美学论著的精髓。我在中山大学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艺术哲学》讲的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还参考了李泽厚研究康德美学的相关著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出版了多本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学术著作。我的研究论著属于中等水平。从学术成就上看，高放和王荫庭都是我的老师。高放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任课老师，王荫庭则是我志同道合观点相近的好朋友。我比高放和王荫庭两位老师多了一点“节外生枝”的成果，就是把普列汉诺夫和粤剧放在一起研究，写出了六十多篇粤剧评论文章并辑成四集《维轩文集》出版。
我的家乡是广东增城，我从小就喜爱粤剧，不但喜欢看，还会拉琴和唱曲。也许有人以为我写粤剧文章是自娱自乐即兴之作。其实我写粤剧评论是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延伸和运用。例如，运用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起源和特征的理论探讨中国戏曲和粤剧艺术特点和传播方式；运用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学说研究岭南文化和粤剧的地域特征；运用美感二重性的理论评论粤剧艺人的表演和唱腔等。被我评论的艺人有薛觉先、马师曾、桂名扬、何非凡、罗家宝、红线女、刘美卿、陈小汉、陈少棠、小神鹰、白燕仔、黎佩仪、郑培英、曹秀琴、曾慧、梁耀安、白燕飞、严佩贞、苏春梅等。著名作曲家蔡衍棻，2000年4月21日在《澳门日报》发表题为《哲学教授研究粤剧》的文章，细读后评价我写的粤剧文章，“发觉作者既非业内人士，却又显得甚是内行，说理深入浅出，言之有物”。我的前辈也是我的同事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春生教授发表文章，说我“准确地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关于美学的著名论断”，“在粤剧艺术研究的历史上是具有开拓性的，是难能可贵的”。（黄老师的文章《对粤剧的逻辑思考》发表在《南国红豆》2004年第6期）
《维轩文集》粤剧艺术评论第4集出版以后，我打算封笔了，我已是八十五岁的老人。《南国红豆》2017年第6期发表拙作《自言可贵是文章》，编辑部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句，“人生不朽是文章，笔耕未能辍”。这前半句“人生不朽是文章”是有人写文章怀念戏剧家张庚时用的题目，我受之有愧；这后半句“笔耕未能辍”是编辑部对我的期待和鼓励，我将尽力而为。
在马哲所退休以后，我还被中山大学教务处聘请担任本科教学督导员。马哲所的后继者叶汝贤等毅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招英才，拓宽研究领域，把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研究所成为教育部的重点科研基地。
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进入新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为我们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为我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作为研究所早期的工作者，提出几点想法供大家参考，希望研究所取得更大的成果。
1、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地说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为了理解习主席的报告，须要学习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学说包括从空想到科学，从科学理论到社会现实的发展过程。这是漫长的、曲折的过程。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不足也可能回复到空想主义。因此，对社会主义学说应该有完整和深刻的认识，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出版社曾约我写一本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通俗读物。我在1980年一月写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概述》小册子，简述了莫尔、康帕内拉、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出版社要求我写成专著，而我又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便把《空想社会主义概述》的打印稿放下，书稿保留至今。有空时拿来一看，对照我们的社会现实，既有益又有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及相关文件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与内涵作了科学的论述，给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必须完整地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深刻地了解中国特色，使社会主义在中国顺利发展。
2、新时代的国家与国际关系
我们曾学习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理解当代的国家与国际关系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新时代的国家与国际关系问题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当今世界已形成许多不同的类型、不同形式的国家，出现经常变化的国际关系。早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就在联合国第70届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与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研究所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就应当把国家与国际关系问题列为重要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5页）
3、新时代的政治和政党
在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中，政治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是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内容，它是在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上层建筑。相对于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来说，它又是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页）。过去我们谈政治与政党问题，通常都引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话。“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由领袖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51页）。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四者的关系是一个比较敏感、须要谨慎处理的问题，需要正确理解列宁的论断，全面处理四者的辩证关系。如果处理不当，有产生个人迷信或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需要构建科学的完善的机制，避免异常问题的出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还指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联系、密切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2017年12月1日，来自世界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参看《广州日报》2017年12月2日）政治与政党问题是我们须要认真研究的新时代的新课题。
我已退休20多年，对马哲研究所的工作不了解，上述所提各点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