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黎孟枫副校长突然接到一个来电,电话那头,中大环境政治科段一斌教授激动地说:“黎副校长,您还记得附属一院的德籍院长吗?他的孙子总算托我找到你们了!”黎副校长急忙将消息转达给附属一院党委书记颜楚荣。德籍院长?柏尔诺阿?颜书记既意外又惊喜,要知道,附属一院百年历史上仅有两位外籍院长啊!而柏尔诺阿院长是于1928年来到中国,因二战爆发于1948年返德,至今已是六十多载,中间鲜有消息。老院长在时的附属一院是何情景?他回国后过得好不好?他的后代是否还记得这块布满童年印记的故地?来不及想更多,颜书记立即安排接待柏尔诺阿院长后裔的事宜。
1927-1937年:“全盘德国化”
如今就连许多附属一院的医生,都不知医院发展史上曾有过一位德籍院长,更不知附属一院与德国曾有如此深的渊源。据载,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曾说:“民国十五年(1926),张静江先生特别对于医科,主张根本建设,他以为现在世界上医学最进步最发达的就是德国”——张静江认为“医学学术的建设必须有标准”,所以“主张全学德国”。
1927到1937年的十年,是从前附属一院(彼时名为广东公医学堂附设医院)及医学院(即广东公医学堂)发展最兴旺的时期,当时医院很多医生同时兼任学堂的教授。其显著特色就是全盘德国化——“教师请德国的,学制仿照德国的,各种制度设备、课程的编订和外国语,都是以德国的做标准”,就连医院查房、写病历、开处方、甚至入学考试,均使用德语。
这十年中,医院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南中国首屈一指的西式医院,一个重要的举措是:1927年,医院聘请了七位德国学者,其中便有内科学教授兼医生伯尔诺阿博士(Dr. Bernauer)。他们常年任教于学堂并兼任医院的各科主任,给彼时的附属一院留下了深深的德国烙印,也完全与之前达·保罗(美籍)任院长时的美式传统区分开来。德国教授们潜心专业,工作认真,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成为后来者的楷模。
事实上,据资料载时任医院妇产科主任的德国人傅韦尔教授描述,当时华南一带,一般的居民尚未普遍信任西医。实际操作中需要医生耐心对病人讲解,才能“克服民间一般之偏见及诸陈旧之观念”。他亦提到,当时德国医生在中国行医的价值,除了体现在临床上获得良好的成就,及相应的地位荣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医学上的协助推动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由此可见,当时医学在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还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
此间还有个插曲:1926年,北京协和医院误把梁启超的肾切错了,此事反响巨大,很多人因此反对西医。但梁是个很开明的人,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巨大,如果因此事阻碍及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恐有损于象征着科学和文明的西医及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便亲自撰文为协和开脱。所以至今在协和的专家纪念墙上,唯独梁不是学医的。
而伯尔诺阿教授,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启了他在中国行医的篇章。
1928-1938年:
德国院长的辉煌十年
1928至1938年,医院逐渐脱离了起初的草创艰难(创办于1910年),步入了其发展辉煌时期,此间掌门人正是伯尔诺阿教授。伯尔诺阿主持临床内科教学长达十年,每周二、四、六上午授课,结合示教病例,详细解释,至学生听懂为止。他既有老牌德日系医学教育培养出的扎实基础和精湛医术,又有老派欧式绅士的风范与和善,拥有非常独特的个人魅力。
1928年春至夏,及1933年7月至次年7月,伯尔诺阿教授曾先后两次担任医院院长,均不辱使命。他以及接任的翁之龙博士在任期间,竭力规划,并得到国立中山大学戴季陶校长的赞助,使得医院设备日臻完美,同事间精诚合作,院务蒸蒸日上。往来病人数量及收入,比以前骤增数倍。医院此时实行分科诊治病人制度,共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皮肤花柳科、眼耳鼻喉科六科。各科聘主任医生1人,助教医生两三人。凡病人来院就诊,都由各科主任诊治。此时医院的病房,也都以各科别划分,例如内科部限住内科病人,外科部限住外科病人,以此类推,这些如今看来虽平常不过,在当时却是十分领先的。
生活方面,伯尔诺阿教授一家在当时是十分优越的。其子回忆,他家的别墅坐落在沙面(当时的英法租界),一家五口,家境相当丰裕。那时的中国人仍着旧式长衫,而他们一家习惯西装革履,典型的西式装扮,走到哪里都十分醒目。
伯尔诺阿教授十分平易近人,从不因自己的国籍和身份居高临下,与普通的街坊乡邻亦相处融洽。翻看当年的相片,有一张是一个挑着卷心菜的中国老农,让人好奇。原来老农是其邻居,常邀伯尔诺阿一家到他家吃饭,并时常给他们送来新鲜蔬菜。那时医院的实习医生可以给病人免费看病,约70%的病人通过这种途径得到免费治疗,其余的30%选择付费给教授看病。当时老农一家经由伯尔诺阿教授介绍得以免费治疗,心里十分感激,便挑着两担新鲜的蔬菜给他家送去,这一幕恰巧被拍了下来。
1938-1964年:
抱负无着空余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1938年,日军大规模轰炸广州市区,随着广州失守,医院和医学院被迫仓促迁离广州,而伯尔诺阿教授一家也被迫返回德国。回到祖国他们才发现,陷入二战的德国境况更糟,混乱不已。
国家动荡,人民飘零。伯尔诺阿教授后曾到一个小诊所就职。过了不久,他被当局派往波兰当军医,之后又去了俄国等地,直至战争结束。
1945年德国战败后,他渴望再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国也确实需要德国专家的支持。然而耗时持久的战争摧毁巨大,整个世界处于彻底的瘫痪和极其缓慢的修复中,民政等办证机构早已不复存在,不能正常办理入境证件,如若擅自入境,叛国、间谍的罪名随时可能找上门来,种种因素,伯尔诺阿教授的心愿最终没能达成。其子叙述,生活的沧桑巨变,加上年岁渐衰,伯尔诺阿教授的后半生沉浸在无尽的怀旧伤感中,哀伤不可排遣。
1964年,带着深深的遗憾,伯尔诺阿博士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2012年:
后裔寻根,泪洒故园
从伯尔诺阿离开中国的那一刻起,他们一家的故事便戛然而止,再无消息。直至2012年初,如开头所述,他的孙子历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附属一院。其实,在之前的70多年里,伯尔诺阿教授的儿子一直都想回中国看看,毕竟这是他的童年生长地。15年前,伯尔诺阿教授的孙子在香港开会,趁隙乘火车来到广州,有近五个小时的停留时间,他试图联系附属一院,可因语言不通等因素,最终抱憾而归。
伯尔诺阿教授的孙子是环境保护学专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获知中大环境政治科段一斌教授的联系方式,于是立即写信,多亏了段教授的热情连线,总算促成了父子俩的这次寻根之旅。
一切安排就绪后,2012年4月,伯尔诺阿教授的儿子再次踏上了广州这片故土。此时的他已是白发苍苍,来之前刚换了两个人工髋关节,心脏不好,还因胃癌做过手术,可以说老人家纯粹是靠意志撑到了中国。这是多么饱含深情的一份故园情结!
老人家说,他六岁之前只会讲粤语,都是跟保姆或者当地小孩学的。六岁以后,家人要求他学些德语。这么多年过去,他依然会偶尔蹦出一两个粤语词,从1到10也能流利地用粤语数出来。有意思的是,当颜书记唱起一句广东童谣时,他竟然马上就能接下来全首,引得在场的人会心大笑。
重游医学堂(即北校区)时,每一个曾经熟悉的场景都引得他驻足逗留,时而给随行的人们讲起当年的故事,更多的时候静静停留,闭眼回想,老泪纵横。他发现中山医学院行政办公楼前多了个孙中山铜像,走到办公楼旁边的三幢小楼(老干活动中心、保健科、武装部)时,他突然兴奋地说,“小时候我还在墙上刻了我的名字,我要看下它还在不在!”说着就像个孩子似的找起来。随行人员再三解释房子已经过多次装修,几十年前刻的东西应该不在了,这才打消了老人的念头。老人点头叹气间,眼泪在眼眶里无声地打转。走到附属一院当年的住院楼时,他说要上去看看,没有任何人引导,他竟能准确地指出父亲当年待过的办公室,手术室和隔离病房。
他还主动提出要去二沙岛——他们家的旧址看看。当年伯尔诺阿教授的儿子在二沙岛的一个医院出生,他拿出在新加坡买的广州地图指给大家看那个记忆中的地方,毕竟时隔太久且中间经过纷繁的战乱,再去二沙岛寻找时已经没有这个医院的任何记录了。他记得家门旁边的那座石桥,记得黄埔军校落成时亲眼见到过的周总理,记得如今沙面河上依然漂浮的他上学时曾划过的小船。
他甚至还保留了些根深蒂固的习惯:看粤剧,至今还常收看中国电影电视剧。他的儿子对他关怀备至,一路照顾得体贴入微,颜书记开玩笑说:“你们这种父子关系啊,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孝道。”他点头微笑道:“真正的欧式传统里,老人和下一代都是比较剥离的,老人老了就送养老院,年轻人一般很少照顾他们。但是我们家跟普通欧洲人不一样。”颜书记紧接着问:“那是一种中国文化融入到你们骨子里面了么。”他说:“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你看,我儿子对我生活的照顾,就完全符合中国的孝道,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我们一家都有中国情结!”
余情未了,再续前缘
前面提到,伯尔诺阿教授的孙子是环境保护学方面的专家。目前,其孙已展开与中大环境学方面的相关合作,为的是接续前缘,继续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天若有灵,想必伯尔诺阿教授一定会倍感欣慰。
一段旷世持久,一波三折的中德情缘,跨越近一个世纪,在中山大学、附属一院和伯尔诺阿祖孙三代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划上了圆满的休止符。传奇的世纪之念,因其深情厚意、跌宕起伏而隽永流芳。一念缘起,万念缘生,无数后人接续的中德友谊,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