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鹣鲽情深 相伴一生
彭文伟教授与侯慧存教授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同学，相识在华西，1949年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彭文伟教授与侯慧存教授风雨同舟六十多载，两人同样优秀，在医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侯慧存教授是知名生理学家，其父亲侯宝璋是大名鼎鼎的病理学家，她与彭文伟教授堪称绝配。在多年共同生活的岁月中，彭文伟教授与侯慧存教授几乎没有发生过大争吵，彭文伟唱歌，侯慧存就帮他刻录CD，侯慧存不会电脑打字，只要一声令下，彭文伟就立马帮她做好。在侯慧存教授的讲述中，一对因共同理想一路扶持走下来的夫妻之间的深厚感情让每个人都感动不已。
四、听党安排 勇担重任
1949年，彭文伟与侯慧存结婚。这时正值成都解放前夕，他们刚刚从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毕业，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他们都有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要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彭文伟夫妇决定放弃出国的机会，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不少老师和同学都为他们的选择感到遗憾可惜，但是他们却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建国后，彭文伟受命成立一个传染病教研组，当时按苏联的体系传染病应和流行病合在一起，所以彭文伟需要学习公共卫生等流行病学知识。流行病学的教材多是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这对以英文或德文为主的临床人员来说是个大难题。但是彭文伟因为学业优秀，被派出来攻克这道难题，先学俄文再去北京学流行病学。彭文伟用一个月的时间“突击俄文”，每天背诵一百二十个单词，凭借着自己的优秀的学习能力征服了俄文。
之后彭文伟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流行病学。流行病学是较为特别的医学门类，其中常用的统计学牵涉到高等数学，在当时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他还需要到贫困地区实地调查研究，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彭文伟这个“广东小子”个子不高，长相斯文俊秀，别人都以为他吃不了苦。结果彭文伟在毕业时考了第一，老师同学均非常惊讶。在实践中他深深感到，广东医院在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方面还很薄弱，几乎是一片荒芜。1955年他受命组建传染病学实验室，开始了传染病学的研究。
解放初期传染病疫情较多，彭文伟身体好，脾气好，业务熟，对派下来的任务总是坚决服从，而且完成得很好，所以总是不断四处出差。有一次流行性脑膜炎流行，彭文伟从夏天到冬天一直在广东、广西各地转战，以致他回家拿衣服的时间都没有，要穿单薄的衣服过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恙虫病在广东省大流行，数以千计的人民遭受痛苦的折磨。他和同事们发现，用氯霉素治疗后，经过一段时间还会复发。于是，彭文伟带领实验室人员进行氯霉素疗效评价研究，为防止恙虫病复发提供了理论依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痢疾流行，彭文伟又把重点转移到痢疾的防治研究上。同时，彭文伟还进行了国内很少研究的感染性休克和内毒素休克的发病机理，为临床上治疗休克提供了参考资料。
彭文伟为新中国的流行病防治做了巨大的贡献，他和母亲——微生物学家叶惠芬女士都在这条战线上奋斗。在1961年的防治霍乱总结大会上，叶惠芬作为防疫工作的代表出席，而彭文伟作为临床工作的代表出席。当时中南局的书记陶铸在大会上风趣地说：“战场上的父子兵我见过，但母子兵，尤其是卫生战线的英雄母子兵，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深受感触，并向你们母子表示祝贺和感谢。”
五、笑对“文革” 泰然处之
彭文伟虽然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全心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巨大的政治浪潮袭来，他也不能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岳父侯宝璋受到冲击，但是侯宝璋本人当年是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的，所以在“文革”中所受冲击较小。于是斗争的矛头指向侯宝璋的家人，女婿彭文伟则是被批斗的家人之一。据妻子侯慧存教授回忆，彭文伟温良敦厚，从不发脾气，即使受冤枉，也从不出声。而彭文伟本人对“文革”中的遭遇一笑置之，并且说“早就忘光了，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倒是他的难友们曾谈及他的“牛栏逸事”，说他是对斗争最坦然处之的一个，每次通知他开斗争会，他都争取先睡好，以免支持不住。他认为自己既然没有犯什么错，大可坦然处之。不过，对于劳动，他反而表现得十分认真，他洗的厕所是最干净的。有一次彭文伟被送到乡下“劳改”，红卫兵叫他到猪圈和猪睡在一起。一位风度翩翩的医学专家遭到如此侮辱，许多人都觉得这一关很难过，但他却毫不在乎，还点上蜡烛，一手拍着猪，一边看医学书。“文革”中，彭文伟顶着不能翻看外文书籍、也不能进实验室的压力，坚持工作，同时从国外期刊上搜集资料，写出了大量的医学研究综述，为我国医学工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彭文伟这种乐观的心态和坚持医学研究的韧性，让他度过了“文革”中艰难的岁月，并为“文革”后迅速开展学术研究、为中山医的腾飞做了充分准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