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夜晚，清风习习，我漫步在中山大学北校园红楼边的校道上。夜空澄蓝，新月如钩，中山二路的灯光散射在中山先生学医纪念像上，泛出古铜色的辉光，铜像身后红楼的正门上悬挂着一副对联，左联是“救人救国救世”，右联是“医病医身医心”。据载，此对联是由中山大学第二任校长戴传贤于1927年撰写的，既是对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对医学生寄予的期望。
走近孙中山学医纪念像，恰好听见几位医学生正在讨论悬挂在红楼上的那副对联，我好奇地凑近，细听他们的对话。学生甲说：“上联应是救人救国救世，下联是医病医身医心。”学生乙却说：“不对，按照旧式对联的读法，应该从右读到左，所以上联应该是医病医身医心，下联才是救人救国救世。”学生甲反驳说：“不对，古人讲究先立志，后做事，还是应该救人救国，胸怀大志为先。”学生乙又道：“当医生本来就由小做起，先是通过医病医身医心，从而实现救人救国救世的抱负。”他们小声地议论，倒引起我的沉思。
的确，在新文化运动前，对联的读法是从右读至左，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白话文的问世，对联的读法又遵循从左向右的次序。但从对联撰写的平仄要求来讲，应该是仄起平回，也就是说上联最后一个字应是仄音，下联最后一个字应是平音。这副对联是戴校长所撰，按他的学识修养，应该懂得遵循对联撰写的平仄要求。我想，这幅对联上联是“救人救国救世”，下联是“医病医身医心”，符合对联仄起平回的要求。
我见他们讨论得激烈而有趣，不禁想起陶渊明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副对联写得的确不错，寄望医学生胸怀天下，有救人救国救世的抱负，又指出医病不仅是要医身，而且还要医心，道出了现代医学模式的雏形。1977年恩格尔在Science发表的“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中提出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文中强调了心理在医学模式的重要地位。对医病医身医心的认识，这副对联的提法比恩格尔还要早50年。
我把自己的看法与这几位学生分享，他们将信将疑地接受我的意见。我想对学生最好的教育不是简单给他们一个答案，而是引导他们真正做到“疑义相与析”，培养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会找出实证、求证真伪的做学问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学习。于是我引导他们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求证真相……
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找到了档案馆的周纯馆长。周馆长是一个对学生很负责的好馆长，他在一大堆历史照片中找到了两幅图片。一幅是当年中山大学医学院红楼原始建筑的图片（图1），那副对联的左联右联次序确实和现在一样，历次的修复并没有改变当初的模样。第二幅是此对联的印刷体题词（图2），但无法溯源其真假。有学生提出，按照图中原始建筑的对联，确实是“救人救国救世”在前，“医病医身医心”在后。我又建议学生请教历史学系的老师，他们找到了历史学系的曹家齐教授。曹教授也是认真做学问的人，他应许寻找史料以印证此问题。不久后，曹教授提供了一条线索，1935年第7期《苏州国医杂志》刊登了此对联作者的亲笔题词（图3），上联是“救人救国救世”，下联是“医病医身医心”。学生们得知后十分兴奋，马上在互联网上展开搜索，果然在这期杂志上查到了此对联的题词。至此，对照着红楼与图片中的字迹，可以确定为同一人所写。也就是说，这副对联确实是“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
至此，由图3可以看出作者书写此对联时的上下联次序，但还有一个疑问，红楼门前的对联为何未遵循古法，反将上联挂在了左侧呢？目前还找不到答案，但可能是在当年新文化运动影响下采用新法自左向右排列所致，或是其它目前尚不清楚的缘由吧。
弄清这个问题后，学生们也十分高兴。因为寻找证据以求证问题的过程，让学生领悟到了做学问的正确方法——博学须审问，慎思明辨再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