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让人们看到老师可钦可敬可亲可爱的精神，可谓精诚可鉴，无奈人笨笔拙，虽不至于给恩师抹黑，却难以描摹出老师的高大形象于万一。”
青春黾勉学容商，
壮岁壮游随选堂。
八十功深闲着笔，
偶扶老伴到银行。
旧时看戏，小丑出场，总会念几句上场诗。文章开头，我先献上最近刚为曾师经法先生写的一首顺口溜。
曾师经法先生七十岁前的学术成就，《康乐集》已有专文述其梗概，七十岁后的成果，将另作补述。今年是曾师八十大寿，武也无文，追随恩师三十年，不可无文为师颂寿。这篇小文略记同曾师相关的逸闻琐事，最多只能算是闲杂文字。
曾师的乳名叫雄镇，1992年，随曾师游南澳岛，至郑成功抗清遗址雄镇关，我打趣说：“老师，现在来到您这一关了。”曾师学名叫“宪通”，是进学堂时起的，前一字为曾氏的辈序，后一字才是通名。曾师读小学时，有一位南洋老板回乡，听说小学里有个学生与自己同名同姓，便气冲冲地到学校来，想让这个学生改名。一进校门，就看到这个同名同姓的人参加县城“较艺”获奖的大镜屏，礼堂上还贴着同名同姓的作文作为示范。老华侨仿佛觉得自己也脸上有光，便气消而退，再也不提干预之事了。
曾师的名字还不止一次被人误写和误读。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师到香港中文大学与选堂饶宗颐先生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献，出有专书，每年都有版税通过中国银行汇回内地。有一次，寄到中大中文系的领款通知书写的收款人是“曾灵通”，曾师悟到这“曾灵通”不是别人，应是自己，便拿着证件，带上《新华字典》到银行一查，工作人员拿出香港出版部门汇款传真件，传真件上果如曾师所料，是个不太清晰的繁体“宪”字，银行的职员误为“灵”字，通知单又转写成简体的“灵”字。后来我就此事告诉学生说，学好文字学，对领汇款也会有所帮助。
最近中西书局出版曾师编纂的《容庚杂著集》，物流公司先打电话到曾师家，问道：“曹先生在家吗？”曾师回答：“打错了！”就把电话挂断。回头一想，莫非是送书的？便又把电话打回去问：“你刚才说的曹先生叫什么名？”对方说：“叫曹宽通，是送书来的。”曾师忙说：“在家在家，赶紧送来！”原来物流公司发送样书的清单上不太清楚，送书者把“曾宪通”误写为“曹宽通”，连姓都改了。曾师的雅号“经法”，则是选堂饶先生惠赐墨宝时起的，号与名意义相关，至为允恰，也许还因为马王堆帛书中就有《经法》篇，饶先生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
传染病登革热不是好事，眼下还在亚洲地区肆虐。三十多年前李星桥（新魁）先生一家外出旅游，委托曾师代看房子，曾师因代看房子而得了登革热。但在此期间，他却写了一篇《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的长文，后来广为学界引为典据。这篇论文可算是登革热的副产品了。
曾师性情温和，不着急。1992年8月，广州国学社在李星桥先生带领下赴揭阳举行“语言与文化研讨会”，会后到南澳岛旅游，住县城后宅金叶山庄，那天下午面包车在宾馆门口准备出发，正等待着曾师从楼上下来，赵诚先生说：“即使房子着火了，宪通也会从容不迫地说，没事，墙还没烧热哩。”小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原是曾师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在出版社有着落之后，我向曾师乞序，曾师再三推辞，后来还是帮我写了，几乎用了三年时间，同我写博士论文的时间差不多。可在商老锡永先生眼里，曾师的性子并不慢。有一次，曾师向商老求字，商老说：“你急什么？”似有嗔怪催命之嫌。
曾师为人低调，更不喜作秀。1998年到台北开会，台湾大学周凤五先生对我说过：“你的老师曾先生呀，总是不声不响就把事情办好了。”
曾师1981至1983年应饶选堂先生之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献。据陈雄根先生说，曾先生很细心，晚饭后散步，从寓所到中国文化研究所要走路多少步都数过，走多少级台阶也数过。
在五十年代，曾师读大学时，学校高音喇叭经常提醒学生上课要穿拖鞋。原来，当时经济困难，很多学生没鞋穿，上课时常打赤脚。斗转星移，今天若有学生穿着拖鞋到课室，肯定被视为不文明的行为。曾师在本科阶段学的是语言学专门化的方向，曾与老同学李星桥先生一道回家乡开展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后来曾师讲的趣事常与“推普”有关，例如，刚进大学时，许多潮汕来的同学都不会说普通话，有一次，曾师的同班同学住院，曾师就同一位潮汕来的同学到医院探病，该同学一进病房，就大声说：“某某某，我们知道你人不好，特地来探你。”住院的同学面有愠色，反诘道：“我人不好，为什么你还来看我？”曾师忙解释说：“潮汕话生病讳称为‘人孬’，直译就是‘人不好’，这是不懂普通话引起的误会。”这时，生病的同学才转怒为笑了。住院的同学发烧近40度，探病者惊叫起来：“我的父亲，你都高烧了。” “我父”是潮汕话的常用感叹词，此处亦为直译。
师母沈老师与曾师都是潮州人，曾师介绍说，有意无意之间，沈老师对潮州人讲普通话，乐于“推普”，对北方人讲广州话，展示了粤语作为强势方言的特点，对广州人话潮汕话，对母语保留了一份眷恋。曾师介绍说，她总是有意无意之间随着讲话对象的不同而自动转换，十分自然。
师母在广州市第四十二中学教书，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工资都比曾师高。曾师年轻时擅烹饪，后来行政和学术活动太忙，一般是不下厨做菜的，师母很辛苦，下课后都得买菜炒菜做饭。有时晚饭后我去拜访曾师，这时师母常会在客厅看电视或读报，我问：“师母，老师呢？”师母就会朗声答道：“在后边洗碗。”可见曾师在做家务方面也是我们的楷模。近年我学着多做点家务，拖地拖得地板脱了皮，对写毛笔字也稍有促进。
2002年春天，我随曾师到汕头大学出版社校对《曾宪通学术文集》，费时一个星期。然后曾师夫妇要回潮安彩塘镇省亲，曾师祖居骊塘乡，已无直系亲属在乡下。师母老家在邻村华美，还有许多亲戚。我提出想去参观曾师故居，师母坚决反对，深恐有损曾师光辉形象。在我坚持下，曾师网开一面，师母才勉强同意。师母的堂弟开摩托载着曾师，我自己借一辆摩托跟着去看曾师的老屋。
房子位于一个小四合院的东南角，房门锁着，据说是由曾师的远亲租给民工住。瓦房早已破败不堪，只有屋前的一棵皂角树依然绿叶婆娑，生机勃勃。曾师徘徊良久，恋恋不舍地离开老屋。走到小巷口，刚好有一位八十来岁的老人认出了曾师，叫着曾师的乳名，曾师同这位老人聊了一阵，塞给老人两百块钱就匆匆坐上摩托走了。路过村口一个古榕掩映的小亭时，师母的堂弟特地停车让我们参观一番。曾师说，这个古亭就叫“急公好义亭”，清代光绪年间，这里有一位前辈四处奔走，募捐钱款赴河南赈灾，光绪皇帝特地赐匾“急公好义”以示嘉奖。师母的堂弟讲述道，当年曾师同师母就是坐在这座古亭下谈恋爱，附近的小孩便好奇地探头探脑来窥视他们。
师母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先学政治，后教政治，对保姆的政治要求可能会高些。老师家的保姆，换过许多次，曾师戏称家里成了家政培训中心，中心主任当然是师母。某日，曾师和师母都不在家里，四川籍保姆小彭拿着湿毛巾为客厅一幅启功先生的墨宝挂轴扫尘，竟把一些笔画都擦掉了。后来曾师就请人将这幅字转裱成镜片挂起来。
容老住西南区75号二楼时，曾师毗邻而居，“门当户对”。曾公子立纯常常跑到容老家里要漂亮的洋烟盒玩，有时趁着容老与曾师聊天不注意，趴在窗台上把容老香烟盒里的香烟一根根往楼下扔，只要那个精美的香烟盒，这就把楼下清洁工阿婆乐坏了，阿婆可是抽烟的。
1991年夏天，曾师和李星桥先生应邀到厦门大学主持音韵学硕士生论文答辩会。厦大学生到宾馆相访时说：“我们的论文，还请两位先生拜读。”李先生赶紧回答：“我们一定拜读，一定拜读。”答辩会后，曾、李两位先生连袂游武夷山，李先生向来购物热情高涨，此次买了十斤岩茶。游九曲溪时，船夫迟迟不肯开船，问其故，说是李先生体重超重，须多给些小费，李先生给了二十元，竹筏就马上解缆起程。在山上小憩时，有相士见李先生气度不凡，纠缠着要为李先生看相，李先生问：“你看出我是干什么的？”相士说：“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大老板。”李先生答：“不对，我是杀猪的。”说罢与曾师大笑而行。
我很想让人们看到老师可钦可敬可亲可爱的精神，可谓精诚可鉴，无奈人笨笔拙，虽不至于给恩师抹黑，却难以描摹出老师的高大形象于万一，如能为老师的祝寿专号撒点欢乐的添加剂，这篇名为“白描”的小文也就不算白描了。
原载陈伟武主编《古文字论坛》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