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共同主办的“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室开门首讲“人民”。
讲座尚未开始，现场已座无虚席，期间不断有人携凳入内，过道上、大门外挤满听众。来自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法学院等院系及广州地区其他高校乃至省外高校的师生济济一堂。
主持人吴重庆教授说，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筹备“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不单是等待徐俊忠教授开讲，亦是期望“人民”出场。
何谓“人民”？作为新中国政治形态的标识性概念，“人民”是如何型塑起来的？徐俊忠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与毛泽东研究，近年来对新中国政治文明与政治类型的思考以及对“人民政治”概念的研究颇受学界关注。他认为，必须在一种历史的视角下，“人民”概念才能得到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关于“人”的马克思主义思维
首先，徐俊忠教授讨论了关于“人”的马克思主义思维。中国共产党一直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人”？马克思早年曾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从否定意义上看，我们不能把人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从肯定意义上看，我们需要联系人及其生活世界、人与之不断相互作用的国家与社会来理解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文明无论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抑或资产阶级社会都尚属于“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因人与人之间并非以“人”的身份相互对待，更多是丛林法则、视人为工具，而非同类之间的守望相助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维，就能更好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革命与建设中提出“人民”。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历史际遇
徐俊忠教授指出，研究问题必须从历史分析开始。“人民”概念是在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下出场的。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正如列宁所言只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在这种历史境地下，各种民族救亡、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救国方案接二连三，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共和救国、新民救国等等，但都不成功。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克服国外列强跟国内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的有效办法，这是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答题。“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就是这种历史际遇的重要产物。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
紧接着，徐俊忠教授以毛泽东思想为主线考察了“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作为救亡新路径的“民众大联合”逻辑开启与“人民”概念的初期运用。“民众大联合”的逻辑是要民众成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即“主权在民”。毛泽东认为“民众大联合”之发生将不断催生出“我们”、“同类”和“我们的共同利益”等崭新政治意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深化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始运用“人民”。
第二个节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中的“人民”概念运用。“人民”概念的全面成熟和基本定型主要在这一时期。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自觉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提出以“组织起来”为实现“人民”伟大创造力的基本路径，坚持立场鲜明的“人民史观”、群众路线和人民价值观。
第三个节点是新中国建政新实践时期“人民”概念的丰富与发展。这一时期即以“七大”为起点，以“五四宪法”、“窑洞对”、“五一口号”等一系列新中国成立前后探讨政权建立的文献为标志。这一时期的“人民”概念延续了多阶级、多阶层的广泛性，发挥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传统。
第四个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启了理解“人民”概念的新向度。相比苏联长期固守于社会主义是人民利益高度一致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以共同利益根本一致为基础，但毕竟是有差异性的“非同质性”的存在，人民内部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因此应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积极探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论原则，用非“专政”的“民主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教育和说服”、“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等，此为新中国政治主题的第一次转换尝试。
关于“人民”问题的延伸讨论
最后，徐俊忠教授就“人民”概念进行几点延伸讨论：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理论的总体逻辑的讨论，经过上述历史脉络的梳理，徐俊忠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的出场及一系列相关理论的运用和发展，都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解：“人民”就是基于共同利益的非同质性存在；二是关于“人民主体”与“人民政治”的讨论，人民的主体性、参与性应当体现在政治领域及社会公共生活的全领域之中；三是关于人民主体性与人的改造问题的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碰到很多新问题，问题的解决、群众的教育和改造，都需要我们深入到群众中间开展耐心的工作；四是关于人民主体性与防止“民粹主义”问题的讨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人民主体性必须设立防止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防护栏。
围绕“人民”的现场思考与互动
徐俊忠教授脱稿脱麦（克风）足足讲了100分钟，讲毕，现场掌声雷动。内容饱含学理、脉络清晰，演讲旁征博引，饱含激情，这是讲台上的徐俊忠教授给在场听众留下的深刻印象，也引发了大家围绕“人民”展开进一步思考。
有同学问，应当如何理解中山大学校史馆在新中国以来的校史叙事中的“人民中大”概念？还有同学向徐老师请教对从苏维埃时期到建国以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变迁有何看法。对于同学们的问题，徐俊忠教授一一给予耐心解答。
关于“人民中大”，这是身为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的徐俊忠教授十分重视的校史表达。他认为，建设“人民中大”实际体现着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大学办学理念的变迁与发展。孙中山先生办学之初为中山大学留下了一个好传统即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那时就存在一定的社会服务内容。而在新中国，中山大学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自觉地、成建制地、有组织性地面向人民开展社会服务，根据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开展研究，更多地为属于人民大多数的工农兵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
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历史变迁，徐俊忠教授认为，我们应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实践早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之时就已经开始，根据地建设是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所在，其中的政治实践对于建国以后的政治制度建设影响深远，是毛泽东后期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的实践经验。就不同历史时期人民代表会议进行细致分析一定能做出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简介
在“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正式开讲之际，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作开讲致辞，对“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的背景与目标进行了介绍。
一是响应国家与时代之需求。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一个“标识性概念”不单是中国独有而西方没有，也应是扎根中国又能切实形成国际影响的学术概念。该系列讲座将来在选取概念时以此为标准，从“两个结合”视角，一方面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近现代革命以来生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又在国际交流中能广泛应用的概念，邀请校内外对相关概念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开讲。
二是促进跨学科之交叉融合。一个“标识性概念”一定不能局限于单科学科领域中理解，跨学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借此活动也能进一步推动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乃至医学科、自然科学学科的交叉融合。三是以研究范式的转换推动学科建设。正如徐俊忠教授近年倡导的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范式转换，一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恰是要超越学科以内的范式才能触及时代前沿的问题，以问题研究推动学科发展。“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当有这样的推动力。
（来源：人文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