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下午三时，“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讲“道器”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主讲人为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陈少明教授，讲座由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主持。
张伟教授首先回顾了“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的前两场讲座，即徐俊忠教授的“人民”和刘志伟教授的“食货”。对于将进行的“道器”讲座，张伟教授提醒不能忘记副标题——理解中国文明的视角。“道器”是典型的具有中国标识性意义的思想概念，是中国的“形上学”传统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陈少明教授倡导的“做中国哲学”的理念下，对于“道器”等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探索，是尝试跳脱西方理论框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努力，同时也为更好地解释经典的世界和理解中国文明的叙事提供了新视角和新经验。陈少明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和探索“做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引领着我们在文明的原野上探“道”观“器”。
器的世界
《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我们的哲学传统中，更多的是“原道”，很少“说器”，陈少明教授认为“道器匹配”更是进入古典文化世界的思想正道。问道莫若先观器。
陈少明教授首先以《易·系辞》和《礼记·礼运》篇为例，揭示了古典文献记载的有关从“观物取象”到“观象制器”的原理，借《易》卦象功能的阐释，为我们概括描述了器的发明史。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到“神农氏作”，再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即从渔牧、狩猎到农耕及早期工商时代各种器物的生产和应用。器的时代贯穿了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礼记》中器与礼的结合更涉及了与“养生送死”“事鬼上帝”有关的人类生活的饮食、衣饰、居屋和祭拜。可以说器是人类力量（物质与精神）的见证，器这种古代社会生活的创造物关联着人类的文明。
观器
陈少明教授认为器为有形之物，是人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制作或利用的物品，它的制作与运用，覆盖着物质、社会和精神（宗教与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可分为五个层次：自然物（器物的资源或“物欲”的对象）、日用物（生产与生活用品）、象征物（礼器、艺术品与文物）、功能物（从象征物中派生，如货币、文字）、人物（君子之“道”，超然器外，隐身器中）。这里既囊括了实用物，也包含了用以表达观念与社会行为的象征物。
象征物的价值不在于材料特性，而是被赋予的某种非物理的精神意义。礼器是其大宗，如象征古代权力的九鼎；此外还有一些象征物与一般礼器功能不同，如货币与文字；而更特殊的器，不是物，而是人。同一类型器物的用途是变化的，以鼎为例，它经历了从生活到宗教再到权力象征的转手，成为了礼器，用以树立权威，维护秩序。作为功能物的文字和货币，两者对材料的选择都有一定的要求，文字附着的材料，需要合适的质地，货币则需要相对稀缺的物品。但二者的发展表明，材料只是临时的载具，意义在于其符号价值。
拟人为器，是从孔子就开始的说法。《论语·八佾》中孔子批评“管仲之器小哉！”《公冶长》中把子贡比喻为有类于“瑚琏”一类的礼器，《为政》中又言“君子不器”。夫子言器，往往以礼的立场来看评价对象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位置。而人的成器即成才，则是与社会、文化相关联的。在儒家的框架中，器象征着秩序，“成器”则需要修身与修心，心身即道器。
即器言道
道原指道路，是连接此处与目的地的途径，是实现想法的手段，“有道”需要符合规矩与秩序。随着“道”意的泛化，“道”也从器物（路）走到了观念，从形下走到了形上，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以道观器，器为有形之体；以器观道，道为无形之物。有形与无形涉及到了可见与不可见，也就关联了“形下”与“形上”。孔颖达言：“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行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以上者谓道，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孔颖达的表述，很好地阐释了道、气与形下、形上的关系。
陈少明教授以鼎的功能的变迁为例，通过“鼎”从作为炊具的器到敬神的祭器，甚至化身为王权象征的重器之分析，揭示道从现到隐，即从可见、可观到可解的结构变化。陈少明教授又以《左传》宣公三年所记的“楚子问鼎”之事，来说明鼎与王权的盛衰关系，并将“鼎盛”与“鼎革”的词源纳入到“鼎”的物变解释中。鼎的功能从实用器具转移到礼制象征是因为“在德而不在鼎”，“铸鼎象物”是为了“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鼎形与纹饰的选择和设计就涉及到了艺术与器的某种作用或功能的共存。在象征的思维方式中，一旦脱离了原初的运用背景，图案或纹饰就会成为艺术形式，事实上，青铜器在后来也的确发展成了艺术。
虽然道器相即，但道不等于器。鼎除了用以仪式性的展示外，对于其所蕴含的不能直观的价值或意义，就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的标示来进行传达，即起“名”。如毛公鼎中，就通过鼎内部的文字铭刻其功绩。即器言道就是从器的使用中理解其作用或意义及其变迁，但道也有离器独立的趋势。道器不二，是因为“道”是“器”的目的；而道器二分，是由于“道”与“器”存在无形与有形的区别，分析、描述离器言道的趋势有助于把握“道”逐渐观念化的轨迹。
《春秋》之道：救世与救器
孔子说：“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在孔子的心目中，有道无道是依据运用礼器的权力秩序是否正常来判断的，而清代阮元在《商周铜器说》中对孔子“器名观”的解释也正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阮元认为鼎的转移存在赐、赂与取三种途径，而这也正是礼崩乐坏的表现。
当象征名分的器变成了可以争夺的对象后，人们已经见“器”不见“道”。而失道之器，其实只是废器甚至乱器。孔子作《春秋》，就是基于救道的热情。其实道废不是因为器亡，而是支配政治权力的礼器秩序的混乱与丧失。以守护礼义为使命的孔子，编修经典，就是试图通过历史经验的评述，恢复道的本来面目。
道家与儒家的救道战略不同，同样面对礼崩乐坏、丧德失道的局面，老子开出的药方是“以无为本”。老子认为，秩序的混乱是在于人们对权势与财富的贪婪，陷溺太深，故器乱而道蔽。在道器错乱的局面中，当务之急不是徒劳的整顿器用的秩序，而是把道拯救出来，才是长治久安的正途。救道就是要摆脱器的纠缠，在思想上提高道的位阶，给道重新定位。老子的道，是离器、无形、非名之道。
孔、老两种不同的救道方略，都是以退为进。老子是“见周之衰，遂退”；孔子则是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才退而修《春秋》。孔子知其不可，但积极编修经典，仍然关怀世道人心；老子则不得已，为了过关西去，留下那五千言，是看破人心世道。一个是经世之道，一个是玄思之道，在中国文化中，分别成就了史学与哲学。
器的复位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非常关注道器结构的实践意义，他强调“天下惟器”（《船山全书》）。这种道器论，不只是对理气论的冷落，其器本道末的想法，实际上颠覆了重道轻器的观点。章学诚后来的“六经皆器”说（《文史通义·原道中》），倾向与王夫之相同。这种道随器变的呼声，是那个时代的空谷足音。在近现代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都曾讲到变革要从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次入手。船山哲学得到的回响，正是器、道共变的时代特征的写照。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华文明如何做到固本开新，开新且不忘本？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是一道可能要认真作答的考题。
机器，还是物种？
在传统中，器物的支配是从自然的利用发展到观念的赋义；在现代，观念的力量已经可以从物质利用图变为现象的制造。在日渐到来的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从赋予器物功能，在人操纵下完成人的要求，到独立完成并超额完成人的要求，甚至自动给自己设定要求。这种智能之道，与人之道（心灵）最终是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还是演变为并存的关系？简言之，机器是工具还是对手？这是一个等待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