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之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王亚南语），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展，体现出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积极探寻真理、追求光明的卓绝历程。先生正直坦荡，独立不迁，具有崇高的人格风范。其自作诗有云“宁可千秋无我席，吾生决不慕时流”，正是其一生之真实写照，令人景仰！
谦之先生与中山大学有着不解之缘，他在中大工作时间最久，曾称广州为其“第二故乡”。1932-1952二十年间，先生执教中大，历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主任、哲学系主任等职。其时正值抗战，先生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影响甚巨。先生又亲历中大自广州石牌至云南澂江、粤北坪石、广东梅县之迁校历程，敬业尽职，心忧国运，曾作诗云“诲人不倦吾滋愧，抗敌图存志不灰”，谦之先生堪称中大历史上珍贵的“红色基因”！
中大哲学系素来重视缅怀弘扬前辈学人之德业。2004年，时任系主任的黎红雷教授曾编辑过《朱谦之文集》，列为“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之一。近年来，哲学系又以谦之先生名义专门设立“谦之名家讲坛”、“谦之论坛”等讲席，如今已逾百讲；又编辑“中大谦之论丛”，出版哲学系同仁之学术著述数种，均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心川、黄夏年先生贤父子，与谦之先生过从甚密，夏年先生亦为朱先生著作之版权代理人。多年来，夏年先生一直为整理出版朱先生著作奔忙，不遗余力。2019年，恰逢朱谦之先生诞辰120周年，心川先生和夏年先生有感于中大哲学系于弘扬谦之先生学术实有功焉，遂慨然捐赠朱先生全部遗作手稿，总计180余种。这些文献资料，是朱谦之研究最为珍贵的一手文献。此于吾系而言，实在是莫大荣幸！
比较文化研究，应当说是朱谦之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尤其是1940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以及东西哲学与文明之互鉴，具有开拓之功，有着重要学术意义。1949年元月廿九日，当天正值旧历元旦，谦之先生在中山大学写下《比较文化论集序》，指出由他首倡的“比较文化学”（Comparative Culturology），体系至今尚不完备。几年来，他“很想应用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的总成绩，来从事‘比较文化学’的著作，曾拟定目录，分七章：（一）世界史上之文化区域，（二）文化区域之形态学，（三）比较宗教，（四）比较哲学，（五）比较科学，（六）比较艺术，（七）世界文化主流之协调与综合”。这方面的著述，除去《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及《扶桑国考证》二书，其余多为单篇散论。谦之先生担心这些零星著作因时局动荡而有散失危险，在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先行发表《比较文化论集》，以为将来撰述《比较文化学》作准备。
可以说，《比较文化论集》是谦之先生建构“比较文化学体系”的重要著作之一，具有不斐的学术价值。就其学术背景来讲，与《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扶桑国考证》等著作一样，《比较文化论集》也是谦之先生本人对清末民国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学术层面的回应。至于《论集》包含的具体篇目，谦之先生说：
《论集》包含内容六篇：《世界史上之文化区域》曾载《时代中国》第八卷第三期、第四期；《中国人性论史》曾载《民族文化》第二卷第五、六期；《中国文化之本质、体系及其发展》乃《中国文化之命运》之改题，有中山大学训导丛书本、广东文化事业公司本两种；《中国文化之地理三周期》曾载《现代史学》第五卷第三期，原名《中国文化新时代》；又《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载《珠海学报》第二期；惟《希腊与中国音乐之交流》曾编入《中大文科研究所集刊》第二期，以付印后坪石失陷，无法出板。
由上六篇虽均单独成篇，不足代表《比较文化学》之全体，但合拢起来，却包含一种近于完整体系的文化形态学在内，如能与前著《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合看，更可以略窥见一种根据严密之论理所形成之比较文化学体系。然而将此严密的比较文化学体系形成一种科学，则不能不待今后最大的努力。如果环境稍为安定，在最近将来，我愿竭力贡献一部完整可观的《比较文化学》，以求与Spengler、Toynbee之著作并驾齐驱。
由此，一方面可见谦之先生在构建“比较文化学”方面之重要贡献，一方面又可见谦之先生在学术上之抱负与热忱。
2021年上半年，黄夏年先生给中大哲学系来函，称谦之先生对这部《比较文化论集》一直十分重视，建议将《论集》重新整理，出版单行本。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说，尽管《比较文化论集》曾经收入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朱谦之文集》第七卷中，但经与中大哲学系所藏谦之先生相关手稿比勘，发现其中仍有不少错讹；加之因为中大哲学系藏有谦之先生几乎全部手稿，为文献整理带来了版本上的便利，重新整理出版显得既有必要，又有得天独厚的学术条件。就现今学术大势而言，当下之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研究和政治研究的视野，已拓展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东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变得尤其重要。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由此说来，撰作于上世纪前半叶的《比较文化论集》的结集出版，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此次整理，以中大哲学系藏朱谦之手稿或原始发表期刊及单行本为底本，参以福建教育出版社《朱谦之文集》第七卷，具体版本说明，详见正文每篇标题下之“编者注”。正文中编者所加说明或校勘记，其后均标注“编者注”，其余页下注释则为朱谦之先生原文所有。原稿中极少数漫漶不清处，以“□”替代。《论集》之目录，依朱谦之先生本人当年手定之目录，六篇论文的名称、顺序悉遵原貌。具体的文本比勘校定工作，由我带领我所指导的三位博士生孙伟鑫、李鹏祥、朱芳颖同学完成，最后我又做了全稿的审定工作。
1972年谦之先生仙逝后，尊夫人何绛云先生作有悼念诗数章，其中《再悼朱谦之》之八有云：
挽诗作罢当招魂，墨沈淋漓杂泪痕。
最是伤心悽绝处，满箱遗稿付何人？
近半个世纪后，因缘际会，朱谦之先生遗稿全部入藏他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中山大学，并得到妥善保存和利用，正可谓得其所哉！2019年12月26日，中大哲学系隆重举办“古愚荷心——朱谦之先生遗作文献展”，并同时召开“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暨朱谦之学术思想研讨会”，黄心川、黄夏年父子及朱谦之先生亲属、弟子，中山大学文史哲院系及全国范围内数十名学者齐聚锡昌堂，纪念这位具有独立品格的优秀学者。如今，《比较文化论集》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或正可偿绛云先生当年之遗愿。
巧合的是，谦之先生生前即有多种著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比较文化学”直接相关者即有《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扶桑国考证》等，其他尚有《文化哲学》、《中国音乐文学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多部著作。如今另外一部“比较文化学”的专著《比较文化论集》又在商务出版，其实不仅是机缘，也是殊有意义的学术行为。我们衷心祝贺谦之先生当年念兹在兹的《比较文化论集》的出版，也热切期待学界藉此共同推进谦之先生当年提出的“比较文化学体系”的理论构建，用学术的方式促进东西哲学与文明的互鉴交流。
壬寅雨水
春健于习之堂
又及：上述文字，本是为计划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谦之先生《比较文化论集》单行本写作的后记。2022年上年年，单行本整理工作业已妥当，并与商务印书馆基本谈好了出版细节。但不久之后，哲学系为迎接2024年中山大学百年校庆及百年系庆，决意启动《朱谦之全集》20卷的整理工作，《比较文化论集》是其中一种，而且同样计划交付商务出版，《比较文化论集》因此便不再单行出版。今借《中山大学报》“读书”专栏，将《后记》文字刊布出来，以此纪念这位中山大学之“大先生”。
癸卯葭月
春健于锡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