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下午三时，“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四讲“家国”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如期举办。本期讲座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做主持。现场座无虚席。
周飞舟教授是誉满全国的知名社会学家，他的研究既贴近中国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又深入中国文明之沃土，近年的研究成果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对“家国”形成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01 问题意识：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国家观？
周飞舟教授对“家国”问题的思考，主要来自长期田野调查中的经验反思。
中国人的国家观总是充满悖论。一方面，中国人极为重视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辉煌成就的核心经验就是政府担当“总指挥”起到引领作用。这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国家角色很不一样，他们多认为政府只是提供自由市场与私人资本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补充性角色。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传统中又显示出一种特别淡漠的国家观念。明清时期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为官原则是“官以不扰民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让民众感受不到官的存在，就说明官做得好。
对此，周飞舟教授的观点是：中国人淡薄的是“民族国家”概念之国家，而他们期望或责备的则是作为“大家长”的国家。大家长管理一个大家庭，所要做的一是忍让协调，二是提供并维持一套基本人伦秩序。之所以先前人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说“国家兴亡”，“国”可能是一家一姓，但“天下”是一整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秩序，这套伦理秩序面前，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故而谓之“人人有责”。
对于国与天下的问题，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西国家观的对比差异图可帮助理解：
由图可知，西洋人是“个人—国家”国家观，中国人是“家—天下”国家观。西洋人的国家是以个人为基础，通过契约、博弈、合作等形式结成的高级团体组织，而中国其实是以家为基础，在国家之上还有一个统一的天下，即伦理秩序。西方在国家之外就没有“天下”，国与国之间都是永恒的斗争与暂时性的盟约。
今天社会学、政治学流行的国家理论派别，实际都是个体—团体主义的国家观。如果需要反思这样一种国家观，需要解释中国人的家国关系，我们也需要回到“国”从“家”中脱胎的时刻，即殷周之变，来展开分析。
02 殷周之变：家国的诞生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周代殷商兴起的一套新制度的用意，是我们理解家国传统的核心。
周飞舟教授指出，这里所谓“家国”特指自西周起建立的一种国家性质：由家聚合而成之国、一家率领众家以求共治之国、以家为国之国。其国家制度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整理亲属关系以建立君统的政治关系。
《礼记·大传》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得了天下后第一要务就是“治亲”。“治”就是“正”，即要在亲属中分出一个正和偏，远和近。正分三类，一是上正，即亲疏向上追溯；二是下正，那就是立子立嫡，别子别出，别立宗统；三是旁正，旁中亦有正旁嫡庶，是为宗法。宗统以别子为祖，与君统并行，有世禄而无世爵，是亲亲长长之道。这样区分出了君统（正）与宗统（旁）两束关系。
03 君统与宗统：家国“治亲”之道
君统与宗统的分立，为周建立了一个绝对清晰的君臣关系。周飞舟教授通过对丧服制度的考察将复杂的君统、宗统分立关系用四句话进行了清晰的概况：
一是“绝宗以贵君，燕礼以合族”。国君的家人、族人不能把国君当亲戚，但国君却有义务将公族当亲戚。越是地位之高，越要明白自己不只属于自己，这就叫“合族之道”。国君要定期和公族的人一起吃饭，保持与公族的亲戚关系，但关系远近有差别，吃饭的频率也要差别，越亲近的越经常一起吃。
二是“始封有不臣，三世而尽臣”。如果是第一个被封为国君的人，国君的父亲、叔父和兄弟就不是他的臣子，丧制上还按亲戚论；如果是始封国君之子，父亲、众叔父不是臣子，但兄弟是臣子；如果是始封之君的孙子，则“诸父昆弟”皆是自己的臣子。这就使君统下的国君慢慢变成了天下的“大家长”。
三是“继别以贵嫡，世禄以贵宗”。公族之贵，主要体现在宗子一身。公族之所以为贵族，首先要自别于君统，但是尊贵于百姓，公族不能以君为祖，别子为祖，嫡子继别为宗，贵族的尊贵主要因为他们是离国君最亲近的人，并通过享有世禄体现。
四是“降族以贵卿，不降以敬宗”。卿大夫在君统之内为贵，丧服制度上就要降其家族之服；但按在宗统之内算，则卿大夫不降正尊、不降正嫡、不降宗子。官爵体制隶属君统，与宗统并行不悖。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家国就把君统与宗统的关系整理好了，接下来就是分封天下，举贤使能。
04 贵贵与贤贤：治国用人之道
《礼记·大传》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无论朝代怎么变，治理天下这四点是永远不变的。王国维先生则将“长长”改为了“贤贤”，说“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
周飞舟教授认为，“贤贤”应由“尊尊”推出。《孟子·万章下》曰“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贤贤其实是亲亲、尊尊的一个延申：国家对于贤才的理解脱离不了他的家庭。在家为孝子，在国才能为贤才。这种要求不但适用于臣子，也适用于天子。
总结而言，家国是以孝悌为核心的一套体制，其独特之处，就是在确立“君统”国家机构的同时，产生了一套亲亲、尊尊的“宗统”体制作为“君统”的支持，这就构成了后世中国影响深远、绵延不绝的家国文明。
05 问答环节：继续迸发的思想火花
周飞舟教授的演讲思想浓度之高，迎来满堂掌声雷动。紧接着的问答环节更是迸发出了精彩的思想火花。
提问：家国关系不同于民族国家观，但二者是否也存在一些内在联系？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历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我们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保有您论述的家国传统呢？
周飞舟教授：“家国”是一个内涵特别丰富的议题，我的分析虽不涉及现代的国家变迁，但我们今天仍然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和期待中发现一些“活着的传统”。要把这些传统研究清楚，必须要从追根溯源的工作做起。
你的问题也是今天所有中国社会学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的历史太长，而且变化无常，怎么样理解变迁，又把握其中的不变？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系统而完满的解释，每一个研究与其说提供解释，不如说也在进一步地向大家抛出问题。
提问：从殷周到秦汉经历了一个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国家形态改变，但为什么我们家国观念还是能够延续？
周飞舟教授：家国观念延续的主要原因还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朝是个非常重要的朝代，汉儒把儒家思想和帝制做了非常深度的融合，对后世影响深远。再从更抽象的层面去看，答案在于中国文化自始至今一以贯之的孝文化，它是家国观念的核心要素。
提问：家国体制有哪些安排来使国君践行“大家长”职责？
周飞舟教授：君统、宗统将国家分成了君、公族、百姓三伙人，这三伙只是亲疏有别，但都属于一家。中国人的“家”伸缩性特别强，很有层次性。国君作为一个“大家长”，一是要能忍让，二是要拎得清，即看到每个人都不是上帝般的存在，每个人都是站在人群中的人，都有亲疏远近。把亲疏分层的同时，也能把更远的人包括进来。
为什么我们见长辈就叫“叔叔”、“阿姨”？在学校就有“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的拟亲属称呼？这就是家国体制的遗留——我们把自己的小家分出去，同时把外人相对拉近，造成了所谓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对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区分是非常敏锐的。放在“家国”观念中去理解，“差序格局”是一种真正无差别的社会结构，不会强调团体、种族、国家之间的差别；也是在家国观念中，我们才能更好领会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涵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最后，吴重庆教授向周飞舟教授赠送讲座纪念海报，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告终。（来源：人文学部，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