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大多数人不读书，也不让你读书的年代，作为历史系的学生，能够在陈嘉庚堂里读书，实在是一种幸福。”
听说陈嘉庚堂被重新装修了，不由得忧虑了起来——那是我最早接受学术精神洗礼的殿堂，是否也会象校园里其他旧岭南建筑一样，难逃“装修”厄运呢？一天清晨，我专程走去探视。远远望去，倒还旧貌依然，心中有点释然。
走到近旁，大门紧闭，不知里头变成何种模样，但见门前的台阶，已经铺上了磨得光亮如镜的花岗岩石，再也不见那个由无数学子踏磨出一个个凹坑，长着斑斑青苔的红砖台阶。踏级而上，竟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感觉，一丝叹息，从胸臆流出。我默默地坐了下去，期望着找寻那二十多年来一再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身影——
那是70年代的中期，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中区图书馆旁边的高音喇叭每天清晨都嚷着一种激昂却早已令人麻木的词句，只有陈嘉庚堂，当时是历史系的学生阅览室，还存有一点读书的空气。我喜欢那里，为了逃避宿舍的污浊，每天清晨，只要没有课，我都早早就到那里，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候着管理员来开门。
一到上班时间，就会见到一个微躬着背，提着个旧式手提袋的身影，在电话班小楼后面的小路上出现，踏着急促的步子，由远至近。当他望见我坐在台阶上时，急促的碎步，就会变成小跑，接着就是一连串夹着气喘声的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这位老人，就是当时在陈嘉庚堂管理历史系学生阅览室的谭彼岸先生。
那是一个讲政治的年代，入学不久，就有政治敏感的同学提醒过我，说谭先生有政治历史问题，告诫我要和谭先生保持距离；但我也很快就知道先生是一位博学的先生，自然有了一点崇敬。何况当时的我，还是一名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一位老者因为我而踉踉跄跄地跑上这台阶，加上一连串的道歉，自然于心不安。后来，如果再早到，我就会改为坐到台阶的最上层，躲在门墙后面，谭先生看不见我，就可以慢慢走上台阶。
可是，每当先生走上了台阶才见到我的时候，又会在说完“对不起！”之后，再加上了一句带有更深歉意的“我不知道你已经来了！”然后，手颤抖着，忙乱地拿出钥匙把大门打开……二十多年来，这一幕一再地在我的脑海重现，每当我来到这台阶上，都仿佛总能看见那熟悉的身影，听见谭先生那一声声道歉，总教我心酸，令我动容。
一直以来，我都不能确知谭先生的道歉，是处于一种修养，一种礼貌，一种责任，还是一种卑怯——面对着当时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学生的卑怯！也许几种感觉都交织在一起。不过，我很确定的是，谭先生对于经常到陈嘉庚堂读书的同学，那种关怀和欣喜之情，是真诚又溢于言表的。
有一天，我跟他走进陈嘉庚堂后，他马上从桌面上拿起一本《历史研究》，告诉我里面一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蔡鸿生老师（蔡老师用了笔名）。我永远忘不了他把文章出示我看时那种兴奋而带有一些骄傲的眼神！他接着还告诉我，历史系青年教师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蔡鸿生和姜伯勤先生，要学，就要学他们。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不难明白他对我说这些话的份量和风险。在那个大多数人不读书，也不让你读书的年代，作为历史系的学生，能够在陈嘉庚堂里读书，实在是一种幸福。这不但是因为那里有许多值得读的书，更因为在那里读书，遇到疑难，就可以马上找谭先生请教，他一定会给你很有益的指点。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谭先生从教我查《辞海》开始，一直到教我如何把《佩文韵府》和《十三经索引》结合起来查找古书中的典故。我更清楚记得，当新发现的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几篇佚文发表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其中《野议》里有“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生息，可生九百万两。”一句，就很兴奋地告诉谭先生说我发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他在我头上泼了一瓢冷水，耐心地向我讲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向我解释古代文献上的“利”与资本主义的“利润”的差别，告诉我经济概念如何不可以胡乱套用。这些教诲，后来一直影响着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态度。
今天，我坐在这铺上了花岗岩的台阶上，努力去寻找那二十多年前的身影，寻找那急促的脚步声，寻找那一直鞭笞我心灵的喘气声，但我失望了——先生留在红砖台阶上的足迹已被严严地盖上，望着这似是而非的花岗岩台阶，我无论如何也找不着先生的身影，心中无比的惆怅！
我把眼睛轻轻闭上，那熟悉的红砖台阶又浮现在眼前，谭先生的身影和喘气声由远而近，由模糊到清晰，永远永远地留我的心中的台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