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追思学界前辈，最朴实可靠的方式是阅读他留下的文字。
上世纪末，笔者受托收集戴镏龄教授上世纪30-70年代发表在各地报刊杂志的文字，包括论文、散文、杂记、诗作和译诗。于是，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先生的学问和人品。从先生的文字中，浮现出一柱兼具了学统和道统双重意义的标杆，向读者展示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心路历程。如何描述这样一个学问人生呢？在上世纪90年代的语境中，我挪用了源于希腊古典的称谓“智者”，以区别于当时人文学科正津津乐道的“专家”。于是便有了以“编者后记”的名义撰写的《智者的历程》。
20多年后的今天，我又受托向新一代的师生们介绍戴先生的学品风骨。数十年来，阅读习规和读者审美/认知期待已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嬗变。今天的师生读者与90年代的师生读者之间有何共同之处？我心中无数。但学界主流对“一孔之见”的执着一如既往，与培养知识复合型人才的理念未能相向而行，也是有目共睹的现状。鉴于此问题意识，我以为戴先生的智者形象对当代师生仍有参照意义，遂不揣冒昧，将20多年前的拙文《智者的历程》和盘托出如下：
恩师戴镏龄先生素有“随写随扫”的习惯。50多年的辛勤耕耘，除名著翻译（如：《乌托邦》、《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等）因不断再版才得以收藏，其他译文和论文大多是发表后便甩到身后，不再理睬，没有保存。请他提供线索，得到的答复不是“记不清了”，便是“不值一提”。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戴先生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据师母介绍，他最初的动机不是发表，而是作为恋爱时的书信。译一首，便给师母寄去一首。全部译完，师母保管，他又不断地修改，最后却毁于红卫兵之手。好在储安平先生主持《观察》杂志时，向戴先生求得四首刊登出来，遂得以流传。诗歌一经翻译，易沦为散文的分行罗列，失去音步或者平仄体现出来的形式美。而戴先生的诗歌修养跨越英汉两种语言系统，其莎诗译文保留了形式美的对称，堪称现代中国翻译史上一绝。
除翻译外，戴先生抗战期间还在四川的乐山、成都、重庆等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散文和文学评论，成为颇有知名度的学院派后起之秀。叶圣陶先生曾专门设盛筵欢迎朱自清先生和戴先生莅临成都。叶先生后来又邀戴先生在自己创办的文艺讲习会上主讲西洋文学。朱自清先生也看好戴先生，并将他介绍给冯玉祥、丰子恺等人。由此可见，戴先生在40年代初的学界文坛已非等闲之辈。
戴先生还有以诗交友的雅兴。前辈诗人辛笛是戴先生留英时的同窗知已和终身诗友，解放后二人异地，诗来诗往从未间断。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戴先生同其他人文学者一样，苦熬了20多年的学术荒芜。个人无法超越时代，戴先生也有两篇顺乎当时“大字报式”“檄文”潮流的文章，一篇是批判胡适的实证主义，另一篇则主张厚今薄古。不过，他坚持对事不对人，而且就学术观点而论，至今仍不失为一家之言。令我折服的是，他能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夹缝中为学术研究寻得一块有限的空间。当举国上下都在唱“念念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紧箍咒时，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虽不合主潮却又不至于犯忌的“偏题”，写了一篇长文《论科学实验对近代英国散文风格形成的影响》，又慢条斯理地侃述《德莱登如何建设英国的文学翻译理论》。
“四人帮”粉碎之后，先生已近70高龄。《福哉玛利亚》式的青春激情和浪漫派诗人气质，随岁月而去。理性的力量，考据的功底和多年的知识积累，在文学语言分析以及词典评述中丝丝缕缕地展现。早年评述法国文艺及其国运时的激扬文字和指点江山的气魄，已融入大智若愚的哲人视域，并化为巧智沉淀到杂文和回忆录之中。
纵观文集，戴先生以什么样的学者姿态凸显在我们面前呢？他写古诗，译洋诗；以抒情散文的风格来论述文学的真谛，又以严格的实证来剖析文体和修辞的奥妙；像史学家一样忠于史料，像文字学家那样穷根溯源，却又在史料梳理和文字考证过程中展示出补阙钩沉的诠释学功夫和寥廓隽永的哲学意蕴。
戴先生与朱光潜和方重两位先生合作编注《近代英美散文选》（开明书店1944年初版，1947年第5版），长期教授英语散文，改革开放后又主编《英语国家文学名著文库》，一直以“述而不作”、“以述代作”的方式传播西学。而“学贯中西，通古博今”之类华而不实的溢美之辞不能用来概括先生的学养才智。他曾对我讲过，没人可以真正地通古博今或学贯中西，尽管他在当今国内英语界资历属于最老，德文水平相当高，法文阅读能力从未衰退，在日文和俄文上也有修养。
我将先生视为古希腊意义的智者或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学人，而不是那种一辈子只盯住某个学科且坚守学术门户的工具理性型专家。说到底，人文学科是智者的天地，不是专家的市场。先生的本事主要不在英语本身——语言只是他的工具，而在英语之外。
智者不仅有广博多元的知识和锲而不舍的问题意识，更需要广义的宽容精神。80年代，胡乔木先生曾与朱光潜等先生之间有过一场论战。论私交，戴先生虽与胡乔木先生有赠诗和书信交往，但与朱先生却是老同事和几十年的挚友。学界对胡乔木颇有微词时，戴先生却并没有因意见分歧而全盘否定胡乔木，将政治干扰和学术争论分开来对待。
在中大外语系内部，从80年代初以来，先后有几位让领导和权威们头痛的青年教师，按习俗成规不应给予栽培提拔。在上下一片嘘声中，唯独戴先生坚持扶植的态度，并帮助修改文章或推荐出国。有一位教师在动荡年代曾是造反派学生头头，批斗戴先生他当然有份，而当他提职称时，却没想到戴先生不计往事，秉公办理，使他顺利过关，晋升副教授。当然，对唱高调喊口号的不学无术者，无论资格多老，来头多大，戴先生绝不退让。
从40年代初到如今，戴先生的人文学术思路大致沿欧洲启蒙运动和文学批评现实主义传统展开。作为他的弟子，我更关心语言学转向后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以及后结构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学术思潮。徒弟不按师傅的路子走，这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是要吃苦头的。
戴先生不但宽容，而且鼓励。言者无心，听者却得意。事实上，正是他在80年代初提醒我注意阅读有关“解构主义”的专著，促成了我从西洋古典文论向当代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的转移。
之前戴先生入院治病，戴铭扬女士在家中发现了父亲阅读罗兰·巴特、德里达等“后”学大师时作的笔记。此时的戴先生己是80出头的高龄，虽不再发表长文参与学术争论，却还在跟踪自己不一定赞同的当代学术思潮。不久前，他躺在病榻上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后”学要悬搁一段时间，正在读的是Ogden 和Richards 的The Meaning of Meaning，还有Paul Ricoeur 的The Rule of Metaphor。他说：“前一本是老书了，但非常重要，过去做语言学和文学的中国人往往不读它。你对它感兴趣，这就好了。”不反对学术“旁门左道”，亦欢迎向“传统”学术回归，这便是智者的学术宽容。
最后，我还想斗胆将戴先生的学术宽容作一点伦理学和知识论的诠释。中国人一向讲究“教书育人”，不仅要求学统去承担道统的重任，而且预设了教师的道德优越性，赋予教师塑造学生灵魂的特权。戴先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加给学生，却以智者的人格力量显示出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中国人最缺乏的宽容道德。
从这位智者的历程中，我体悟到一个道理：任何虔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忽略和丧失了宽容精神，理想就会蜕变为霸道的遮羞布，“灵魂工程师”就会成为灵魂的践踏者。不以“育人者”自居，却时时刻刻在育人，“无为而无不为”。摆在我面前的这近400页文字，与其说是学术成果的采撷浓缩，毋宁说是智者历程的曲折展示。
他不在意观点的认同，因为客观真理永在彼岸。他不喜欢刻意吹捧，因为学术敬仰只能在对话交锋中存活。他不以“体系”为自己树立传世的丰碑，却在一个一个的问题中留下自己诚实的足迹。在这里，没有触发轰动效应的“宏伟叙事”，只有欢迎挑战并为后来者铺路的小诗。
作为智者，先生并没有提供权威性的知识，而是面对权威性知识时所不可缺少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勇气。读他的文字，不会因知识的重压而自惭形秽，却可以从字里行间体悟到知识是如何在后浪推动前浪。苏格拉底以降的认知要领和源于先秦的学统追求，不显痕迹地渗入先生的文章和为人之中。
上述对先生的伦理/知识的诠释，当然免不了会掺进笔者在与先生相处近20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某种先入之见。称他为“恩师”，不是因为跟他读过乔叟和莎士比亚，而是因为从他那里读出并吸收了至少目前我仍视为当然的伦理准则和知识导向。无此机遇和影响，我现在便会是另外一个人了。（文稿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