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有云南一游，先到了澄江。
抗战时期，母校中山大学曾经西迁澄江。城内的“层青阁”现已辟为“中山大学澄江办学纪念馆”，到了澄江，势必要来此凭吊。意外的是，在纪念馆二楼墙壁上一张“中山大学历史系学子合影”中，发现了梁钊韬先生的身影！1985年我们入读人类学系时，担任系主任的正是梁先生。
论起辈分来，梁先生算我的师爷，我的硕士生导师杨鹤书先生是梁先生的硕士生。当时我对梁先生和人类学系的了解，靠的也都是前辈口耳相传。如中山大学于1981年恢复设立已停办30年的人类学系（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全赖梁先生的不懈呼吁和奔走。
与此同时，梁先生还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麻国庆师兄说过，中山大学人类学如今在全国人类学界的独有位置，是梁先生奠定的基础。信然。又如距今13万年的曲江马坝人的发现，梁先生功不可没。1958年，当地农民施工挖出若干化石，梁先生首先鉴定其为介于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属于猿人或古人阶段的人类头骨化石”，当为我国古人类进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复办后的人类学系隔年招生，所以1985年入学的我们，是第三届本科生。那年中山大学在我来自的黑龙江省招收6名文科生，历史、中文、民族学各2名。彼时每个学校可报两个志愿，正在工厂当工人的我，根本不知民族学为何物，就选择了前两个。然而造化弄人，或者说“天注定”，偏偏录取的是没报的这个。
入学未几梁先生与新生见面，记忆中他面貌清癯，比说相声的马三立老先生胖不了多少。与我同班的太太清楚地记得，散会后梁先生与大家挨个握手寒暄，得知少数民族身份的同学，说的更格外多一些。这与梁先生多年从事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的经历不无关系吧。同学中有海南黎族、云南傈僳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先生在海南五指山区和云南怒江一带都待过不短的时间，留下过深深的足迹。
但我从来不知，梁先生还有澄江的经历。早年移民澳洲的李抱荣老师告诉我，1985年他陪同梁先生到云南大学主持该校第一个博士论文答辩会，“在昆明逗留了几天，梁先生曾经想去澄江中大校址看看，后因接待单位没能派车，没有去成，十分遗憾”。他还说，“当年梁先生他们是从河内先坐小火车再坐牛车去的，路途十分艰难”。
对梁先生的了解不多，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们与他接触的时间太短。梁先生于1987年12月2日在广州逝世，与我们的交集只有不到两年半，其间还有一段时间他去访问美国。记得梁先生回国后向全系师生讲了访美观感，没登台时坐在一旁抽烟，戴着礼帽，穿着风衣，旁边的室友并无不尊地与我耳语：“梁先生好像是个特务。”那时国产电影里的特务形象，都是那身装扮。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梁先生此种装扮，平时似以中山装居多。
幸运的是，我与梁先生产生过两次直接的“交集”，一次是在先生生前，另一次是在先生逝后。
一
应该是1987年的夏天吧，梁先生因病住进了广州美术学院对面的“河南医院”。梁先生住院之后，系里的教职工、研究生、本科生班干部轮流值班陪护。这在彼时任何单位都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社会分工还没有细化到今天这个程度，凡事讲究互助。有一天夜间轮到我，一名好友闻知，提出跟我做伴，把象棋带上，下他一个通宵。
梁先生是单人病房，面积很小，一张病床之外只能放张折叠床。先生很健谈，对不熟悉的本科生也不例外。那次谈话印象较深的，是他的潘姓助手滞留美国未归，大约还拿了绿卡。梁先生非常生气，说一个中国人留在那里是要举手宣誓效忠人家的。这位潘姓助手编写的《西方人类学史》，当时是我们的手边教材，听师兄师姐说，此人既有风度也有水平，从教材中可以窥见一二。那么，梁先生之气恐怕有失望至极的成分。然而且不云人各有志，即彼时出国的诱惑也非常人所能抵挡，看看夏钢的电影《大撒把》就能明了一二了，妻子送行时在机场晕倒，丈夫可以将她托付给陌生人，照走不误。正当途径出不去，借进修一类溜之乎也就屡见不鲜。
到了该休息的时候，梁先生说，这里只有一张折叠床，你们两个怎么办？我说不要紧，我们两个在门口下象棋。梁先生听到，露出无比惊讶的神色。那个时候我和好友都非常喜欢下象棋，平时一边吃午饭往往一边还要来一盘。
那天，我们两个真的在梁先生病房门口下棋下了一个通宵。
二
梁先生去世后，藏书拟捐人类学系资料室。经过81级李长虹师姐的引荐，由我来负责整理藏书，登记造册。
梁先生的家，位于马岗顶的“高利士屋”，岭南大学时代由美国医生高利士捐建，1913年落成。中山大学前校长李嘉人、健在的夏书章老都曾在此楼居住。如果从大门进去的话，梁先生家是在二楼，整整一层。
梁先生的书，放置比较散乱。除了几个大柜子相对集中之外，相当一部分散落在不同的房间，不同的部位，首先要归结到一起。登记造册，就是在一个专用本子上写下每一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定价。这些书主要分为三类：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是普通的公开出版物，珍本善本一类没有见到。
比较新奇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原版的美国读者文摘和国家地理杂志，从若干没有拆封的杂志可以看出，那是大洋彼岸的编辑部直接寄给梁先生的。比较有价值的发现是从一堆乱纸中，找到了梁先生的不少手稿，其中有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梁夫人邓泽民女士兴奋不已，梁先生生前也以为早就遗失了。这部手稿在199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种整理，是一项相当繁杂的工作。邓老太太非常体贴，茶水从来齐备，还要经常喊到客厅去吃东西，水果、点心，或者煲好的汤。老太太出身于江西的一个大户人家，从小就会弹钢琴，那时又是中山大学夕阳红合唱团的团长，平时排练就在家里，加上老太太交际甚广，一天到晚客人不断，热闹得很。记得有次江静波教授来访，老太太开玩笑问：“你的《师姐》是不是写的我呀？”江教授的小说《师姐》问世之际，轰动一时，犹如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虽无心插柳，但影响甚大。
梁家客厅里张挂着几幅名人字画，进门迎面正对的是秦萼生先生书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云云，行书，不是其常见的爨体，此外还有麦华三先生的，都有“梁钊韬教授嘱正”一类的题款。彼时这两位先生在广州大街上书写的店招甚多，记得北京路上的“广百”招牌，开始时就是秦先生所书的爨宝子，后来改成了宋徽宗的瘦金体，现在不知换了没有，换成了什么。
为了加快整理进度，寒假到来时，邓老太太叫我干脆搬进来住。尽管梁家只住二楼，但面积也很大，并且分割成好几个独立空间，我就在东面配备厕所的一间。
邓老太太认为我非常细心，时间一长，就把一些她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也交我去做。有一次她花一万多元买了一架二手钢琴（我问并不便宜为什么买二手的，她说钢琴不在新旧而在音质），要去江南西那户人家运回来，搬运已有搬家公司，但她要我跟去全程监督，不要磕了碰了。
又有一次，宝岛那边来个朱教授到人类学系讲学，对梁先生尊崇有加，结束后邓老太太请他游览广州，要我作陪，去了黄花岗、黄埔军校等地。我因为平日喜欢闲逛，当个广州的导游绰绰有余。结束后邓老太太高兴地说，你知道得那么多，找你真是找对了。但那天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在沙河大饭店吃了正宗的沙河粉。记得是绿色的，由蔬菜汁浸泡而成，因为此前闻所未闻，所以还历历在目。
将梁先生的藏书全部整理完毕，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捐赠仪式就在人类学系所在的“马丁堂”进行，时任校长李岳生到场，致词后颁发捐赠证书和一万元奖金，邓老太太随即将奖金捐给人类学系作为学生奖学金。弹指间，邓老太太也已经去世多年了。
从1985年到1992年，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浸泡了七年时间。硕士毕业时，系主任黄淑娉教授（我国第一位人类学女博导）动员我留下任教，我担心误人子弟，最终选择了离开。我总觉得，未必直接从事所学专业才算是传承吧。
毛主席说过：“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对人类学知识虽然远远谈不上精通，但做了许多应用的努力。在我迄今出版的三个系列32部作品中，每个系列都与人类学研究的文化密切相关。“潮白新闻时评精选”系列，第一册书名就是《讲“文化”的时代》，文化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文化搭台”的许多东西在我看来并不是真文化。“报人读史札记”系列文字，类编成“文化四部曲”：传统中的文化特质、生活中的文化濡化、自然中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中的文化肌理。“潮白观影记”系列文字，干脆运用的是文化比较视角，每部电影都当作民族志资料看待。
我想，倘若梁钊韬先生地下有知，应该感到慰藉吧。
（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