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时，最喜欢的科目是先秦文学。究其原因，是喜欢任课老师卢叔度先生。我那时一门心思就想考卢先生的研究生，可是，1982年，中大中文系只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现当代文学两个专业招研究生。卢先生建议我报考批评史，他介绍说，导师黄海章、邱世友先生学问、人品都好，邱先生也是他的好友。
那一年刚好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毕业，报考的人很多，招生名额又极少，中大中文系只招四名。我和孙立则有幸成为黄海章、邱世友先生的开门弟子。黄海章先生当年已85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招生。邱先生58岁，按当时的说法，仍属“中年”教师。
邱先生长得端方厚实，慈眉善目，一脸佛相，却不善言辞，迟缓的语言追不上跳跃的思维，往往造成表达上的断裂和空白，甚至有点小结巴。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我读到此语时，往往就联想到先生。先生专题课内容主要是《文心雕龙》与词学，内容便是他已撰写或准备撰写的文章。刚一接触，内容颇感艰深难解，久而久之，我们逐渐习惯以课前预习、课后补习的方式，去弥补先生在讲课中的空白，竟大有所得。
1984年，我们硕士毕业，孙立兄留在中文系，我分到古文献所，都在先生身边工作，被人戏称为邱公的“哼哈二将”，这大概也是先生感到得意的。这一年，他刚好60岁。惭愧的是，我们没能帮先生做什么事，只是继续在他的指导下读书。
1987年，我随复旦大学的王运熙先生（也是邱先生好友）读博士。1990年毕业，分配回中大中文系工作。次年，邱先生67岁，办理了退休手续。
先生退休后，我和孙立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仍请先生为学生讲授专题研究课程，继续传承其学术。先生很支持，也很乐意，能传授学术，对他是件快意的事。2005年中山大学成立文学社团“粤雅诗社”，我们延请先生任指导教师，他也欣然俯允。
2006年暑假期间，先生因中风两度入院，虽无生命危险，但语言能力已大损。我意识到应该为纪念先生做点准备工作，便着手编制《邱世友先生年表》。我在学校档案馆找到历年先生的个人总结及相关材料，据此编制先生年表，并送他审定。2007年先生出版《水明楼续集》，便将此年表作为附录。
2013年起，先生虽然保持生命体征，但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我们仍按时去医院看望他，原本谈笑风生的先生，卧在病榻上毫无知觉，令人无助而伤心。有一次，我和孙立、张海鸥、彭玉平诸君到医院探望，海鸥兄大声叫着先生的名字，他一直紧闭的眼睛突然流出泪水。我们希望有奇迹发生，此后先生却再无反应。2014年6月7日，昏睡了近两年的先生安然辞世。
在编写先生年表过程中，我梳理了先生的生活与学术历程，因而对先生有一个更为系统的了解，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先生1925年出生于粤北连县，父亲早故，先生为遗腹子，母亲独力抚养。少时多病，然有志于学。18岁时，母亲病故，家庭生活雪上加霜。1944年考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1948年毕业，任文学院教师。此后，先生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70年。
中山大学古代诗文研究有两个重要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和词学。先生在两个领域都渊源有自，传承和光大了中大的优秀传统。他在词学、《文心雕龙》方面的成就享誉海内外。他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主要著作有：《水明楼小集》《词论史论稿》《文心雕龙探原》《水明楼续集》《邱世友词学论集》等，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与尊重。
先生在治学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他所喜欢的况周颐词学中“拙、重、大”三个字。拙，就是古朴深挚，不巧，不滑，不浮，不浅。先生研究每一理论，总是从最原始的词义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无浮夸，不取巧。重，是厚重，先生非常有理论上的创造性，眼界开阔，立意深沉，笔力厚重，气象雄浑。大，是格局大，邱先生治学不但精于国学，对于西方文学理论也颇为关注。他研究问题，总是以小见大，把问题放到古今中外的背景上，从中挖掘出独特的理论意义。
学术界对邱先生已有许多评价，如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称他为“岭南大儒”：“不论人品、器度与学养，都足以表率一代，为学者的典范。”我觉得，先生在词学尤其是清代与近代词学方面成就最高。他亲承詹安泰先生词学，于声律音韵之学别有心会，在词学本体尤其声律方面的一些研究是具开创性的，并且成为经典之论。先生擅长古诗文创作，其词达到很高的境界，被海外学者尊为二十世纪词人“第四代词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先生去世时，《词学》杂志的挽联是：“纵谈浙西、常州，识见高远，领衔四代；出入梦窗、白石，气厚韵长，自是一流。”兼论其词作与词学成就，可谓的评。
先生在旧中国完成大学教育，在新中国参加工作。这是一个重大转型的时期，学者必须在政治和学术上不断调整以适应时代要求。先生刚留校时，可能因为年轻，出身贫寒，政治上比较可靠，曾兼任系主任王季思先生的助手，还曾任中山大学教工会的副小组长。但他不谙人情世故，书生意气，性格耿直。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先生的师辈詹安泰、董每戡、叶启芳和好友卢叔度等被打成右派，先生亦“滑到”右派边缘，险遭厄运。
1958年之后，先生在学术上显得“沉默寡言”。直到1980年，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张惠言论词的比兴寄托》，学术上才焕发光彩，广为学界关注。1981年先生评上副教授时，已经57岁了。这一年，他又在《文学遗产》《哲学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同时发表论文，几十年的学术积聚一时喷发。先生最“风光”的时候是1983年，他在广州主持全国第三届中国古代文论年会，任筹委会和大会秘书长。会议在当时广州最好的珠岛宾馆举办，开得非常成功，一直非常低调的先生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中心”。在会上，他全票当选为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的常务理事。此时，他已经59岁了。
在编制先生年谱时，我有一个触动和伤感。1954年先生30岁时就是讲师了，但是到了1981年57岁始晋升为副教授！先生青少年时逢战乱，1949年以后经历各种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与经常性的下乡劳动，被耽搁的时间太多。先生从1979年开始，在教学岗位上，安安静静做学问到退休，只有十多年时间。
1981年，他开始撰写《词论史论稿》，至1985年完稿，到2002年方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他78岁，已退休多年了。先生从讲师到副教授，用了近三十年时间，出版一本专著，又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时光流逝，人生几何，岂不可叹！
我在回忆先生时，所想到的不仅是先生，而是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坎坷际遇。每一念此，不禁悲从中来。
先生人品高洁，可谓人淡如菊，古风犹存。他的为人可用“正”“厚”“淡”三个字来概括。他正直，堂堂正正，卓然独立，不跟风、不随俗，不趋炎附势。他宽容厚道，对人感情真诚深挚，温、良、恭、俭、让。他不善言辞，然有“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风。他淡泊明志，生活简朴，甘于寂寞，知足常乐，兴趣集中在潜心学术、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之上。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他一生读书不倦，就是住院期间，仍手不释卷，乐在其中。
先生这一代学者中，仍有为数不多的人保持书生纯粹气质。他们单纯天真，毫无城府，有着不合时宜的清高甚至迂阔。他们注重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对物质世界并不了解，也不关心。到了我们这代人，像先生这样纯粹书生气质者，近乎“濒危物种”矣。先生说，知识分子应该在精神上有一种富贵感与尊荣感，才能轻视那世俗的物质欲与权势欲，适应和抵御恶劣的境遇，创造出更多更美的精神财富，享受超越时空的尊贵与光荣。这些话听上去颇迂阔，但确是先生的真诚想法和真实写照。他生活简朴，对物质的要求很低。孙立兄曾回忆，有一次同事们议及物价飞涨，钱不够用，先生感到惊讶，说：“东西不贵呀，我在菜市场买的衣服，一件才20元，穿到现在也没有破！”
数十年间，我常到先生家，他家中陈设基本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客厅会换挂不同的对联，记得有陈澧、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撰写的。广州夏天炎热，先生家里没空调，平常摇葵扇消暑，后来才用上电风扇。2007年学生们为其房间增置空调，他很高兴，对不少人说过这事。他得意的大概是弟子们的尊师心意吧。
中大中文系的师生，对先生的道德学问未必都了解，但先生的一句名言却广为流传。这要感谢一位署名“沈胜衣”的校友，他在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写到，八十年代末，一次在系办公楼举行用人单位招聘见面会，为了求职，不少人刻意妆饰、曲意逢迎。先生当时刚好在场：
“就在这一片集市般的喧闹中，忽见邱先生面带不悦排众而出，……，他全没了讲坛上时常绽现的佛祖般憨厚的笑容，边走边愤愤地说：‘商业交易我们应该绝缘，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高洁！’……他在那道狭窄、陈旧的铁楼梯走下了一半，似乎意犹未尽，立在转角处抬起头，认真地用略带口吃和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扬声补充说：‘起码也要像菊花！’”
先生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恐怕就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名言了。文中所写的背景早已远去，并为人所淡忘，但先生所说的，“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高洁——起码也要像菊花”，数十年来口口相传，一直感动和激励了中文系许多师生。
这是镌刻在弟子心中的先生遗训。
（2019年）
（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