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记者对面的丁教授，穿着白大褂和式样简单的黑皮鞋，说到开心处语速如激光枪似的往外蹦字，她一直强调自己没什么好采访的，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做好分内事。她待人亲切温和，总在一段话结束后问道“你觉得呢？”“是不是这样？”；又偶带些童趣，回忆起往事时常说“哎呀，当时我好搞笑的”，会拍手大笑起来。不到四十岁的她是孙逸仙纪念医院骨外科唯一一位女教授，并身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卫生部、广东省自然基金、广东省科技公关项目等10余项课题的负责人。
骨外———自古华山一条路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为什么会选择骨外？
丁教授（以下简称丁）：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留在骨外！我当时读的是七年制（本硕连读），研究生时的方向是普外，在骨外方面几乎空白。但人生往往是一个选择和被选择的过程。面试时，我有幸被当时的外科主任兼骨外科主任刘尚礼教授相中，问我愿不愿意留在骨外。考虑到骨外在二院是很强的专科，加上外科也是我自己的爱好所在，我便答应了。
记：没有犹豫过？
丁：曾经我也有想过，如果在骨科干不下去了就再回去考普外的博士，但刘教授很严肃地跟我说：骨科要一个留校名额很难，在你之前已经有五年没有留人了，你留下后又不安心过两年就考走的话，是不允许的。于是我心想：自古华山一条路，既然选择了骨外科，就要好好干下去！
记：在骨外从医过程中，有病人或同事因为您是女性而另眼看待么？
丁：质疑肯定是有的。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骨外科肯定是男人的世界，有个别女医生是很奇怪的事。所以在从医的过程中几乎所有认识我的同事和朋友，都很奇怪我为什么做骨科医生。其实我自己也很有危机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成一个好骨科医生。刘教授在我刚进科室的时候就强调：在科室里我不能因为是女性而享受特殊的待遇，值班、做手术、该承担的责任都应自己承担。
“中国怎么派了你这么个小女孩过来？”
记：公派至德国埃森大学骨外科学习的机会非常宝贵，您是如何在众多优秀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
丁：主要是没有压力。遴选前晚我才接到通知，说科室决定推荐我去参加面试，而且当晚我还有一个手术要做，根本来不及准备。第二天我匆匆忙忙穿着白大褂就要去面试，途中遇到带我去面试的同事，见我这般随意，赶紧让我去换套正式的衣服。没想到，面试结束后德国教授当场就说我通过了面试。当然也有人说这归功于我平时基本功扎实、英语水平高之类的，这些我也不否认，积累真的只能靠平时，不能临时抱佛脚。但我内心深深地感激医院和科室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机会。
记：去了德国以后呢？
丁：过去以后就先去见了埃森大学的骨科主任，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们中国怎么就派了你这么一个小女孩过来？你做过外科么？我就望着他，说，做过！然后他就直接安排我去做临床手术。一个月后，我的临床操作能力渐渐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便适时地向他表达了我想读博士的意愿。但他说他从未招过外国学生，更何况是女学生，如果我要申请，他要先审核我的资格。当时，埃森大学恰好与亚琛大学有个合作项目，主任说我如果想读博士，可以尝试以这个课题作为博士论文来毕业，当然首先要通过入学考试。三天后，他们派车把我送到亚琛大学所在城市。当时所在的德国重点实验室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而我连最基础的细胞培养都不会，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我不甘于人后，想做出一番成绩来证明自己。那时，我既要恶补实验基础操作，摸索实验流程，又要学习德语和准备博士入学的考试，每天早出晚归。德国的冬天都是零下十多度，早上九点多天才亮，下午四五点天就黑了，每次走在空荡荡的街道，刺骨的寒风和晦暗的天色总让我觉得异常难受、孤独。庆幸的是，经过六七个月的努力，我的博士入学资格终于被通过了。由于我的导师认为临床医生除了科研能力外，手术技能最为重要。所以接下来的日子，我上午参加临床手术，下午做实验，晚上上完德语培训班后还要整理试验数据，阅读文献并着手撰写论文。我终于在两年内以优良的成绩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按期回国。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算是我求学生涯中最为艰苦的一段日子了。
“邻居差点把我当成保姆”
记：回国后，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丁：回国之后，因为学术背景比较好，医院领导希望我能将国外所学好好用在工作中，能继续努力为医院做些贡献。但是我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对我而言，家庭、生活和工作同样重要，我不希望自己为了工作而丧失了生活。所以当我回国后在很多人都以为我会继续专注于工作时，我选择准备生一个小孩，希望借此机会让自己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生了小孩后就休了半年假，休假期间我把手机关了，专心研究如何带好小孩，每天抱着小孩去晒太阳，邻居差点把我当成保姆。不过，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记：休假回来之后应该很忙吧？
回来后我被刘教授推荐当上了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基础学组和骨质疏松学组委员，我是当时最年轻的学组委员之一，也是仅有的几位女性委员之一。那时中华医学会要编写《骨质疏松性骨折的诊疗指南》，而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只能周末去外地学习相关课程。那时孩子小，需要人照顾，而我工作又忙，所以只能请保姆。没有办法，我只能祈祷：千万不要出什么事。
2006年底，科室领导希望我申报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那时我女儿差不多3岁，考虑到我和先生工作实在是太忙，便忍痛把小孩送去全托。当时心里还是挺难受的。不过后来发现其实全托对小孩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过程，她很快就学会了自立。2007年7月份我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也都拿到了，加上平时临床工作较认真负责，就这样，从主治医生一步步走到了教授。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虽然付出了很艰辛的努力，但是我的成绩确实离不开医院领导、科室领导、同事的帮助以及家人的支持。
记：您工作这么忙，您先生有抱怨过么？
丁：不抱怨是不可能的，但夫妻相处是建立在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上的。首先，虽然我忙，但我也没有让先生承担太多的家务。比如说平时的家务就由保姆来做，自然就减少了矛盾；第二，虽然我忙，但我不曾让他放弃他的事业来支持我的事业，他在他的岗位上也做得很好。在我看来，和谐的夫妻关系应该是彼此互相扶助共同发展的。
记：孩子有抱怨过吗？
丁：她有时候会抱怨我们没时间陪她玩，但我们会耐心跟她解释。我也会常带她和我国外的朋友见面，让她知道这个世界是很广阔的。
“女强人是别人冠与的称号”
记：您觉得自己是女强人吗？
丁：我觉得女强人是别人冠与的称号，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于我而言，一个女人如果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有能力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有能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那她就是成功的。很多事情你觉得简单就会很简单。
2011年的时候我再次公派去德国，专门去看了我的导师。我们一起吃了午餐，然后他带我去看了他的墓地，他说我们十年才见一面，下一次你再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块墓地了。我的导师也曾声名显赫，他做过的人工关节手术超过一万例，而他觉得自己也就是个普通人。
记：有这样一种说法“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您对此怎么看？
丁：我也常接触一些女博士，并没有觉得她们的眼光很高，只是世俗眼光把她们抬高了。
记：能对女医学生们提些建议么？
丁：首先，我希望大家明白，人生很多问题都不是能够提前预料到的。很多情况下你都是被选择的，而这些事情会造就今天的你。再者，要明白，自立自强是很重要的。无论别人对你多好，人生中的很多事情最后还是得自己去面对。
最后，我相信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就像十年前我在读博士的时候，从没想过会学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原来是一个很弱小的学科，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它成了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所以很多东西你不要因为它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就不认真去对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