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通讯员/何擎宇 摄影/施雨）5月17日下午三时，“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九讲“做人”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程乐松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主持。
陈少明教授在开场白中表示，“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始终平衡着思想的严谨与形式的自由。以“做人”为例，我们似乎就很难说它是一个确切的“概念”，而只能认其为一个生活中惯用的词语。但正如《孟子·尽心上》所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越是这种看似平常的词语、表述，往往越能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一
“描述”而非“定义”
“我并不想谈论‘怎样做人’，我只是想说‘做人是怎么一回事’。”程乐松教授如是说。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谈论方法，后者等待描述。程乐松教授指出，对于“做人”这一语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描述，而非定义。因为做人首先是一个持续的“行动”，它意涵的复杂性可能基于它独特的行动性，就其本身而言，它既可以大到你我生活经验的全部，也可以小到某一个具体经验的精确筹划。对于这样一种跨度极大且时刻处于“进行时态”的语词，定义总显得不甚准确。所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漫无边际又有迹可循的“描述”，帮我们增添些明晰而不精确的理解。
二
“做人”的共识性质
“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无需宣之于口的默契，人们不必精确地定义它们的内涵，也不必公开讨论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确切所指，只是依照具体情境达成交叠性的共识。”这可算作“做人”这一语词的一大特征。程乐松教授表示，这种默会共识在不同语境中往往有不同所指，因而很难用限制性的描述去划定其精确意涵和意义范围。
那么这种共识如何去形成呢？程乐松教授说，“做人”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行动与一种弱规范性和多元环境进行双向互动。所谓的弱规范性，是指在“做人”的具体情境中，实际并不存在某种有强制力的、严格的规范，比如在与老师见面的环境下，“礼貌”作为一种要求，但它并不强迫学生依照某种固定的模式来表达对老师的尊重。
但无论如何，规范性终究是存在的，且不同环境下呈现出不同内容。人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而这种行动除了会塑造他人对在自己的认识以外，也会塑造自己下一阶段所处的外部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他人都是特定情境下的参与者，因此，我们必然会产生基于相同情境下的最低限度的“共同性”，从而对“做人”形成“共同性”感知，亦即交叠性共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共识对于情境的依赖致使它无法被精确地限定，而“做人”也因此无法被精确地定义。
这种无法精确限定的特征还鲜明地呈现在“做人”一词的形式构成上。程乐松教授说，“做人”一词可看作一系列词语组合的起点，由它所构成的如“会做人”“学做人”“做人难”等表述，联合成了一组以“做人”为核心的语汇。由于一组语汇的意涵很难被准确地“词典化”，所以作为语汇核心的“做人”，也就只能跟随着丰富的语汇，在不同的语境中，依照不同的语气被我们默契地理解并有效地成为“共识”。
然而难以“词典化”是否意味着这种“共识”是不清楚的呢？程乐松教授明确表示，我们总是希望将一个语词定义“清楚”，然而清楚可以分为两种，一为明晰，一为精确。明晰是从语词意涵的接收者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能明了的便是明晰的。而精确则是针对语词本身而言，不因个人理解的差异而改变。仅就“做人”一词来说，对具体情境的依赖注定了它与精确无缘，而只能倒向明晰。
程乐松教授一阵见血地指出，对于“做人”这种语词，重要的似乎不是语词的意义，而是如何揭示的过程。
三
做“人”与“做”人
（一）做“人”
“行动总是情难自抑地指向某个目标，而目标悄无声息地决定着你的行为选择。”程乐松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做人”看作偏正结构，那么作为目标、对象的“人”的意涵就变得格外重要。但这种意涵只有在具体情境下才可以被具体表达，因此我们只能概括地说，作为目标的“人”之中，必然包含了某些要求（如道德责任），因此，“把人做出来”大体等同于“将某些伦理目标实然达成”。
在做“人”的过程中，人们实际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形成他人对自己的认知；二是明确自己对自己的期许。于是做“人”的过程便突然明晰起来，人基于对自身性质的理解，达成对自己行动的自信，而这种自信的行动又必然产生特定的后果（这种后果往往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人通过这一后果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省，再依据自省的结论更新自己的行动。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做人的过程始终是自我视角下社会生活与社会评价中的自我纠缠磨合。简而言之，你我都是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地依据自己的判断寻找行动的方向，继而在无尽的尝试中领会规范的要求。
（二）“做”人
“是的，你在用行动做出一个你在其中又影响你自己的人际世界。”如果我们允许“做”越过“人”，那么便产生了另外一种偏正结构。
仅从“行动”的层面来说，每一个个体的感受力和感受方式都不可被抽象，在截然不同的外部环境下，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这种差异在我们的行动中必然的发生“碰撞”，等这种碰撞分裂出“他人的理解”与“自己的理解”，我们的行动又会努力拉近二者的距离。因此，所谓“做”人，实为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行为选择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断安置又变化着自己的角色。
那么，如何才算是善于做人呢？程乐松教授提出了两种评价方式：一是在社会交往中能否通过融洽的人际关系，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能否依照群体对个体道德责任、水平的正向评价标准，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做”人这一动态的过程会被牢牢限制在固化的评价体系之下，因为在动态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稳定和必然，个体的行为感受在接受先在社会环境限定的同时，也有着对整个环境的整体性反抗，而人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下行动着……
讲座的最后，程乐松教授对“做人”进行了全面而不完全的总结。“做”作为一个动词，可以衍生出人在行动中必须考量的诸多因素，如“会不会做”涉及到“做”的技巧与规范，“要不要做”关联着自我的期待与社会的责任。而“人”作为一个名词，也同样呈现出其他名词难以对标的复杂度。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体的一部分，恰恰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群体区分开来。也正是因为人与群体之间这种即融合即分离的张力，人一方面在环境之中接受环境本身的规范，另一方面也在通过行动塑造自己，乃至塑造着下一阶段的外部环境。
总而言之，对于“做人”，我们只能对其进行描述而不能定义。然而在描述的过程中，我们既不甘心拘泥于某个特定的视角，使描述变得狭隘，又无法实际获得整全的视角，让描述呈现完满。因此我们只能尝试将不同的视角叠加起来，让思维在其中尽可能地游移。这样一来，描述就不再是为了达到某个结论，而仅仅是在努力呈现一个并不完全的过程……
四
提问环节
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问题好在没有答案，才容得下各自填满答案。程乐松教授对于“做人”无结论的描述，仿佛呼啸而过的列车，风声散尽，留下了一整条铁轨的空白，等待着在场所有人的回应。
陈少明教授认为。单从字面上看，“做人”似乎很不哲学，因为哲学似乎总伴随着抽象的思辨，而做人就是你我经验生活的直接呈现。但实际上，回归经验本就是一种哲学。
吴重庆教授提出：“如果说在群体中，人们会形成一些交叠性共识，那么那些没有被交叠的认知部分，是否是因为任何人所处情境、阶层或年龄阶段不同等等原因所导致的呢？”
对此，程乐松教授认为，每个个体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都有自己的三个边界：自我理解边界、日常生活的经验和群体边界、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想象性边界。人基于这三个边界才能确定自己与他人的交叠性共识。因此交叠性共识并不是在行动中才产生的，而是一种预设性的共识。
思想在老师们的唇齿间碰撞出具象的力量，同学们也忍不住加入到了讨论之中。程乐松教授也一一给出了精炼独到的回应。
“如果做人在具体的情境中总是难免‘规范’，那么规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成为共识，它又如何被传授？”
程乐松教授认为，规范要和规则、习俗区分开来。人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下，遭遇的往往都是习俗。对于习俗，我们只需要“看着做”（模仿）、“做做看”（尝试），便可以充分掌握并欣然接受，其间并不需要进行严格的反思和理性的判断。相反，只有当我们尝试进入另一个文化系统的时候，才会去感知、考量严格的规范问题。
“抽象的界限在哪？回归经验是否依然存在抽象化描述的危险？”
程乐松教授表示，描述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对于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已经算是一种经验的描述，但依然可以进一步“具体”下去、“描述”下去。因此对于“描述”，我们似乎只能不断尝试，而不能盲求所谓终点。
若同此理，“做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问题，或许也正是因为我们始终不能在一个动态的人生中为我们寻找一个稳定的安置，经验的复杂性、丰富性终将溢出所有看似“精确”的描述！所以我们不妨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从明智这个荒芜的山峰下降到蠢笨那个郁郁葱葱的山谷。”在粗糙的地面上，把握住那一点可感受的明晰……
（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