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调整，学院制改为学系制。中山大学的工、农、医学院分别独立出去，文理部分不少优势学系及地质专业也合并到其他院校。瘦身调整后的中大只剩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中文系、历史系和西语系。西语系事实上只有英语和俄语（因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后撤销）两个专业，无法满足正蒸蒸日上的发展需求。按学校扩充专业的规划，1957年法语招生，同年开始筹办德语，朱白兰女士正是这个时候为筹办德语专业从南京大学调入中山大学。
朱女士原名Klara Blum，犹太人，是知名的诗人和作家，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有“洋孟姜女”之称。她1904年出生于当年在奥地利版图内的一个边陲小镇，母亲是个女权主义者，因家道中落，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七岁，贪婪又粗暴的老财主。朱女士曾在诗中描述，她是“狐狸和夜莺的产物”。复杂的家庭环境，锻造出她一生追求正义的秉性和敏锐的诗人气质。高中刚毕业，Klara Blum就开始在《维也纳晨报》发表诗作。
1933年她反法西斯题材的诗歌，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举办的赛事中获奖，她受邀到苏联体验生活。在莫斯科她认识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创始人之一的朱穰丞，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让他们从相知到相恋，最终于1938年走到一起。可惜，这段幸福的时光只延续了四个月，朱在一次执行地下工作的任务中，被克格勃错当成日本特务秘密抓捕，从此音讯全无。
Klara Blum为寻夫，不顾万里征途风险，毅然踏上她诗中的“回乡之路”，历尽艰辛，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到正战乱的丈夫家乡——中国上海，过起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她不愿意接受丈夫已牺牲的事实，坚持终生寻找、等待，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国际版《牛郎织女》。直到解放后，在朱穰丞旧友的帮助下，作为“烈士家属”，改随夫姓，并兼顾自己姓氏的音意和喜爱取名白兰，加入了中国国籍，先后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德语，才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
朱女士知道中山大学要筹建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正是自己的强项，一来躲避南大东德官派专家的谗挤，二来扩大寻夫范围，便主动请缨，来到学校。她的学识和作品确保了这个专业有了顶梁柱和学术灵魂。朱女士虽然精通英、俄、法多种语言，但汉语确实欠佳。学校指定张仲绛教授为德语专业筹备组的组长，开始筹建德语专业的具体工作。
张教授系广东大埔人，原毕业于本校法学院，后又赴德，先学语言，后专攻德国法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辗转回到本校法学院执教。学校改制后，法学院撤销，因“历史问题复杂”，下放到学校总务处上班。他是爱国民主人士，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民国时期曾担任省参议员，还短期出任过湛江市市长，有一定的行政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招兵买马中，首先加盟到德语教研室的有两位老先生，一位是黄震庭教授，曾在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成回国后，曾在旧中大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笔从戎，先后担任过李宗仁、李济深和白崇禧的秘书，阶至少将。黄教授发音非常标准，对德语语音颇有研究，基础教学一流；另一位是张苏奎教授，他早年留德学军事，学成回国后，进入军界，跟随孙立人将军远征入缅，对日作战。解放前夕与八位国民党官员、将领联名在粤东发表《我们的宣言》，起义归顺，受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嘉勉，由四野收编。他的德语张嘴就来，口语特别好。
在朱女士的建议下，由系报准后，接收了南京大学当年的应届毕业生章鹏高老师，他是朱女士在南大时的得意门生。系里同时决定，从英语专业抽调一名骨干教师和一名留校学生分别到北外和上外，一边进修德语，一边学习他人的教学经验。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58年正式挂牌招生。因师资略显不足，第二年停招。之后又先后接收南大两位新毕业生，这里要说明一句，当时南大的德语得益于地处民国首都的中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水平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派外进修的老师回校后，在上外进修的张佳珏老师还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教研室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1960年开始，每年正常招生。
有德语是母语的诗人、作家朱女士坐镇，德语专业有理由雄心勃勃，大胆绘制自己的发展宏图，于是又从北外等单位调入四位老师，加上从自己58级和60级毕业生中，分别挑选两位留校任教，教师队伍增至十七人，正所谓人强马壮，具有充足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朱女士除正常的高年级教学外，还肩负青年教师业务提高的重任，同时也是科研项目的定音锤。
当年的德语学生学习条件较差，听力教材只有一套“灵格风”，朱女士就挤出时间，为二年级以上学生录制听力材料，保证学生听力内容的多样化；当年德语学习的工具书奇缺，个别学生能碰巧买到的词典，也是解放前出版的。朱女士就提议编写。用自己的稿费从德国买回权威的Duden词典，选定词条，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在短时间内集体完成了《简明德汉词典》，于1963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这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德汉词典，不但填补了德语工具书出版的空白，也成了那个年代全国德语学生的首选工具书。
教研室后来又获批，从1964年起开始扩招，由一个班变为两个班，每班人数由十五增至二十人。一下子一个年级有了40个德语学生！1965年学制改为五年后，在读的德语学生共有五个年级，七个班，学生人数达到113人。笔者1961年入学，后又赶上学制改为五年，有幸经历和感受当时专业的飞速发展，见证了德语专业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我们二年级时虽然经常听朱女士的听力录音，但真正上课是三年级的事，四、五年级就主要是她的课了，是她上课最多、时间最长的一届学生。她教学态度认真，一丝不苟。讲解循循善诱，非常耐心。授课的风格深入浅出，遇到疑难的词语，不等学生发问，便立刻板书。她的字体苍劲有力，直上直下，也为班上许多学生模仿。
为增强教学效果，她特别喜欢使用教具。来上课时肩上总是挎着一个米色大布包，装满上课有关的书籍、资料或图片。因为教材多是歌德、席勒原著，她怕我们所学的词汇和社会现实有些距离，观念受到影响，常会结合时势，增加一些现代题材。遇上好的翻译作品，也会即时引进课堂。记得当年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德译本一出，她就选了好几篇给我们做教材，还在堂上让我们担任故事中的人、鬼角色，现学现演，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加深了我们对德语表述的掌握。
影响一代人的主流话剧《年轻的一代》上演后，她马上选出关键的一场，让大家堂上分组讨论，共同翻译，她也当场评改，对比不同的用词，解析修改的理由。形成正式译本后，要我们开始课外排练，并在专业晚会上演出。兴许戏剧能多少释放她对爱人思念的情怀，对这种深刻的讲解和学以致用的方法，大家都感觉受益良多。
除教学一流外，朱女士为人做事也给她的同仁和学生树立了榜样。她做事忘我敬业，鞠躬尽瘁；她为人公平正直、心地善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好善乐施，工资加稿费，收入虽然很高，但生活简单、衣着朴素。谁人有难，哪家有灾，只要急需或国家号召，她都会慷慨解囊。济难的小额捐款数不胜数，最大的一笔捐款发生在抗美援朝时，正逢她耗费几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牛郎织女》刚在民主德国出版，为支援前线，稿费还没到手，她就去信全数捐给了当地的援朝委员会。
笔者在当学生时就经历过一次，1965年越南开展反美救国斗争，中国政府全力支援，她就叫我帮忙，一起去越南驻广州领事馆，她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人，要为越南人们斗争尽一点微薄之力，向他们捐出了自己近两个月的工资。她到临终前也不忘吩咐，除了给保姆留点钱和物外，其余全部财物归还学校。
朱女士1971年去世，一生发表过诗歌五集，中、长篇小说三部以及大量的报道评论。这些作品大多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为题材，历史跨度长达近百年。她应该是向德语国家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世界没有忘记她，二十多年前我还在职时，就接待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人，他们专程了解和实录朱女士生前的工作和居住地情况；目前在德国文学档案馆还珍藏着她未全文发表过的长篇小说《命运征服者》遗稿和不少与德国知名作家及友人来往的信件和资料，供人查阅与研究；在世界名都奥地利首府维也纳，还有一条新街用她的名字来命名。
朱女士在中国生活长达二十四年，一半有多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占她职业生涯的三分之一。康乐园是她生命的最后一站，她是中大的骄傲，在校史上应该有一定的位置。
（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