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01版）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伊始，即以原三校之一的国立广东高师为阵地进行革命活动，并对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使国立广东大学一经成立便成为华南举世瞩目的多科性最高学府。
孙中山十分关注国立广东大学的开学和成立典礼。早在1924年6月间，孙中山就指令邹鲁呈报准备工作情况。对此，筹备处除抓紧首次招生工作外，还从多方面进行开学和成立典礼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
（一）注意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孙中山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后，邹即“积极物色相当人才，充任教授”。查有“外交部第二局长兼省署交涉局副局长陆敬科，曾在香港皇仁书院掌教将及二十载”，“故特敦聘陆为广东大学英文教授”。聘任英国剑桥大学文科硕士毕业生梁龙为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院主任。聘原广西省长马君武充任德文及进化论教授（马应聘到校不久赴港）。“搜罗国内外鸿儒硕学以充教授”，“聘定者计有张真如（英美两国哲学博士）、曹四、费鸿年（生物）、谢无量（国学）、周鲠生、皮宗石、张寒、严石莫（理科）、许崇清（教育）、周佛海（经济）、王雪艇、萧诚、黄国华诸先生”。并由法科学院主任梁龙聘得法科各门教员：政治财政兼英文邓文炳、陈应宝，国际法兼英文狄侃，工业农业王守寅，刑律民律潘震亚、狄侃、莫培元，英文教授刘少碧和宋某两女士。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立广东大学教师队伍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应聘广东大学筹备员之一，他曾推荐刚从德国经苏联回来的共产党员张申府到广东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长，张于1924年二三月间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接见，同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的不少党员和领导人，也应聘到广东大学任教授、演说，向师生灌输革命的道理。
（二）注重学术交流和开展学术活动，显示了浓厚的学术气氛。1924年5月至7月，先后组织原高师毕业生两批分赴日本和国内京津宁沪等大城市进行教育考察。8月上旬，接待日本东京各大学来粤考察教育团体。还与国立北京大学共同发起组织国立大学联合会，作为校际之间交流学术的桥梁。开展学术活动以法科学院为先导。1924年4月间，法科学院开成立大会时，即由该科主任梁龙讲演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学派源流及其势力之发展，并请经济学教授黄典元演讲日本帝国大学政治经济学会设置及活动之状况。会上，政治经济学二部教授及学生成立了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会，通过该会章程八条，规定其宗旨“以研究政治经济学术为主，促进社会文化副之”。同年6月间，法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会和法律学会联合举行学术活动，请大元帅府大理院长吕天民演讲《五权宪法中之考试弹劾两权》；又请该科学院专任讲师潘震亚演讲《犯罪成立与刑罚之适用》。这时，曾赴法国留学“精研数理五年”的湖南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从香港顺道来广州，“广大知同学社社员闻悉，立即晋谒”，请他到校演讲，“第一日为法国大学教育，附比、德二国大学教育；第二日为法国普通教育，及该国之自治教育；第三日为中国学生留欧洲情形各问题”。
（三）改组办事机关。校长邹鲁“对于旧日高师局部之办事机关、多不适合，因此感觉困难”，“特将教务处总务处取消，改组为秘书处与会计处”。到开学时，学校已组成由下列委员担任的校务会议：“校长邹鲁，秘书长陈耀祖，文科学长杨寿昌，法科学长梁龙，理科学长徐甘棠，农科学长邓植仪，预科主任林炳光，教授代表卢兴源、费鸿年、黄枯桐。”
（四）筹备开学和成立典礼的具体工作。9月19日按期开学后，9月20日第三次校务会议作出有关开学典礼的决定：“由本大学各科每科举出一人，会同秘书派出之员，与各科学生所举出之代表，合组筹备典礼会筹备举行之。”11月1日第七次校务会议关于筹备大学开学典礼名义作出决定：“开学典礼名称改为成立典礼。”对校徽、校歌、学生校服等，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均作出采用征求意见的办法加以解决。在举行成立典礼前，已征集并审定的有校服、校徽、帽式几项。经筹备，最后决定于11月11日举行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计划中请国立广东大学创办人孙中山大元帅到会训词，从成立典礼这天起一连三天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
正当国立广东大学紧张筹备成立典礼之时，传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并邀请孙中山北上的消息。孙中山从统一全国的愿望出发决定接受邀请北上。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亲临黄埔军校，对学生作告别演说，国立广东大学学生也前往参加，孙中山对两校学生说：“今天诸君在这地听讲的，有文学生，又有武学生。”他讲了和大家告别的原因，指出北京的政变，“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他这次北上，只“不过借这个机会，可以做宣传的工夫，联络各省同志，成立一个国民党部。从党部之内，成立革命基础。”他强调在场的文学生武学生“都负得有革命的责任”，启发大家应懂得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他在指出中国革命都是不成功之后，对两校学生说：“你们黄埔的武学生，都是从各省不远数百里或者是数千里而来，到这个革命学校来求学，都是有很大希望很大抱负的。广大的文学生，今日也是不远数十里到黄埔来听革命的演说，研究革命的方法，对于革命前途，也当然是很希望成功的。”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临近，大元帅孙中山“当以该校为全国最高学府，且自经邹氏整顿后，成绩大有可观。而生额扩展至二千人以上，尤为全国不可多得之大学。而该校学生亦多已加入国民党，为主义上奋斗，其前途尤未可量。故特拟于是日亲临大学为长时间之演说，以资启导”。然而，就在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这天，孙中山却因准备北上（11月13日离穗）大量公务缠身，抽不出空亲临成立典礼讲话，委托广东省长胡汉民代其向师生致训词，并特题“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0个意味深长的字，成为国立广东大学（及后改名国立中山大学）的校训。
改名中山大学
孙中山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积劳成疾，患了肝癌，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与世长辞。
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于当天午刻传到广州，广东省长公署立即开会，成立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等九人组成的治丧筹备委员会，公布“即日起全省下半旗一个月，停止歌舞乐曲一星期，在职官吏停止宴会一个月，又电前线军士，奋勇杀敌，奠定全省，慰大元帅在天之灵”。“广东大学、岭南大学均设位致祭，学生多痛哭失声。”国立广东大学电慰孙夫人及孙科，“略谓丧此国父，栋折榱崩，北望燕云，惟有痛哭，第国忧党事，来日方长，冀为国自爱，顺变节哀。”国立广东大学还作出如下悼念决定：各部钢琴歌诗功课，均停习一星期，私人演习也一律停止；教职员自3月14日至19日，每日上午11时大礼堂大元帅灵堂望祭一次。3月17日、19日，粤军政界、广州学界等分别在国立广东大学举行孙中山追悼大会。4月12日，国立广东大学师生员工参加广州各界20多万人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廖仲恺、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及国立广东大学代校长褚民谊等均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游行。
当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孙中山之际，处在国共合作期间的一名国民党员致函国民党中央《改广大为中山大学之提议》（刊登在1925年3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廖仲恺在1925年3月30日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会第71次会议上，正式提议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作为对孙中山的纪念。
褚民谊代理校长后，决定组织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并致函各应选派单位派人参加。这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的创始人应聘来校任教授，郭沫若任文科学长，成为当然的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还委托文科学长郭沫若订定了中山大学校歌。1926年6月19日，国民政府批准了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名单。筹备委员会由褚民谊、甘乃光、沈宝同、陈树人、陈公博、蒋中正、金曾澄、许祟清、郭沫若、邓植仪、黎国昌、熊锐等40人组成，并特聘委员林伯渠、孙科、陈其瑗、蔡元培、吴稚晖、顾孟余、蒋梦麟、张伯苓、于右任等人。政治委员会还批复了广东大学署理校长褚民谊关于改办中山大学的10条提案。8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陆续创办或筹办的中山大学尚有八所之多，后来陆续改为其它，时至今日，中山大学仍为纪念孙中山的唯一以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重要学术重镇之一而名闻中外。
来源：《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
作者：黄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