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广州沦陷，国立中山大学誓不资敌，数迁校址：一迁粤西罗定，二迁云南澄江，三迁粤北、湘南，四迁粤东及粤西北、湘南。一波四折，颠沛流离，辗转于山区、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当地祠堂、庙宇、围屋和自建简易房屋，分散办学，弦歌不辍。
首迁罗定
“在那段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中大师生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7年8月起，有“抗日大本营”之称的国立中山大学多次遭受日寇轰炸，损失惨重。学校拟定迁香港、广西、罗定等地的方案，未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直到广州沦陷时，学校才仓促迁往罗定。
中山大学选择罗定并非一时之举。早在1937年12月，校方便派出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张掖等人前往罗定进行调研，详细考察校舍、交通、物资供给、治安等情况，并专门撰写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向校方汇报罗定的情况。在校舍方面，罗定县城及罗镜圩有17处公共场所可供借用或租用；交通方面，从广州乘船到南江口需31小时，随后乘车2个多小时便可到达罗定。在生活保障方面，报告指出罗定的米、肉、鱼、菜、柴等价格普遍低于广州，且可用河水和井水解决饮用水问题；夜间照明的电灯设施也为学校的复课提供了条件；治安情况则得到特别确认——罗定的安全形势较好。
经过多次的考察与细致安排，1938年10月17日和18日，中山大学发布的《国立中山大学佈告》703号和705号文，规定了迁往罗定的具体实施方案与秩序。
特殊的办学环境虽然简陋，但通过师生的努力与当地民众的支持，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得以在逆境中稳步进行。随着中山大学的迁入，罗定也迎来了许多进步的教授和校友，诸如黄焕秋、俞福亲、萧隽英、董爽秋和何思敬等。
尽管罗定位置偏僻，但办学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日军的飞机轰炸时有发生，局势不宁。与此同时，随着逃难至罗定的人口越来越多，县内人口急剧增加，从抗战前的31万升至超50万，给本就紧张的生活配套设施带来了更大压力。诸多因素影响之下，校方决定再次迁校。1938年11月，中山大学计划从罗定迁往广西龙州，但在筹备启运时，接到新的情报：日军计划在广西北海登陆，接近龙州。迫于形势，学校迅速改变迁校计划，于1939年初从龙州乘越滇铁路赴滇，并最终选择澄江作为新的校址，继续坚持教育事业。
西迁云南
“马思聪不仅用琴声为师生带来慰藉，而且常为前方将士募衣慰劳”
1939年2月底，经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全校师生员工先后到达澄江。澄江县在昆明的南部，距离昆明56公里，是个古老的小山城。当时中山大学迁去师生员工有2千余人，学校无法集中开展教学，只能分散在城内城外，借用祠堂和庙宇上课。
小提琴家马思聪1937年来到中大，在文学院任音乐教授，到澄江后，因中大师范学院已成立，转聘为师院的音乐教授。他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中。在澄江，他在继续创作抗战歌曲的同时，还经常举行小提琴独奏会，他那动听的《思乡曲》在月夜常让师生们泪流满面，他的音乐会也常常为前方将士募衣或慰劳受伤将士，马思聪的声名很快传遍昆明。
中大菁菁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大在云南澄江办学期间，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学生们公演以爱国救亡为内容的话剧、粤剧，所得款项，用于修建剧院，被称为“抗战期间之兴奋剂”。而平时同学们则从事抗战、兵役、节约、储蓄、劳军义卖、卫生防疫等宣传活动，不曾停歇。
1939年下半年，在澄江的中大师范学院爆发学潮，1940年4月，邹鲁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辞，被批准。中大师生强烈要求保持中大学术自由传统，反对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接手中大，在此情况下，教育部任命许崇清代理中大校长。
回迁粤北
“炮火纷飞中，特约教授陈寅恪坪石‘语语透辟’讲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1940年8月，中山大学受命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从云南澄江迁回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坪石是个小镇，学校仍然分散在各地。学校除利用当地的寺庙、祠堂、空舍外，还新建房舍88座。
在粤北办学虽然分散且条件艰苦，但学校还是千方百计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他们中有李达、王亚南、洪深、梅龚彬、卢鹤、陈寅恪（兼职教授）等。为促进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发展，1941年11月创办并出版了《中山学报》。到1942年度，中山大学的学生总数也由初迁云南澄江时的1736人激增到4197人。期间，中大还先后邀请了包括杨东莼、郑德鸿、英籍贾慧宜女士、美籍访华教授葛德石、英国都伦大学雷威克教授等国内外知名人士来校讲学，为中大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打开了一道大门。
法学院经济系著名教授王亚南、梅龚彬，常利用课堂教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王亚南还在流离中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1941年6月22日，德国希特勒进攻苏联，政治学会即于6月26日晚在法学院礼堂举行“苏德战争问题座谈会”，李达、吕复等多名教授及同学数百人参加，“讨论情形极为热烈，正确独特之见解甚多”。炮火纷飞中，特约教授陈寅恪专程赶到坪石，从1943年7月1日起为中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学生讲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五胡问题》等，“语语透辟，阐发无遗”。中大在坪石为粤北地方的自然、人文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期间杨成志教授进行人文调查，撰有《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吴尚时教授以乐昌为中心进行考察，写成《乐昌盆地地理纲要》等；陈国达等著《广东曲江芙蓉山之石炭纪煤系》……时至今日，这些学术成果仍对粤北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坚守学术，艺术的激情也在石坪飘荡。“在学术界中甚著声誉”的史学研究会在坪石举行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请来了农学院教授、业余小提琴手蒲蛰龙。蒲先生欣然演奏数曲，“观众数百人无不谛听，咸称蒲先生之艺术精妙。”洪深教授再次受聘为名誉戏剧导师，在他指导下，中大剧团于1941年5月30日起，一连3天在学校礼堂公演《血十字》、《醉梦园》、《军用列车》、《求婚》、《优游岁月》等剧目，深受好评。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存留着不灭的火种，薪火相传。
三分办校
“疏迁途中，卫梓松教授不受敌人利诱自杀殉难”
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向粤北进攻，坪石告急。在中大面临第三大搬迁前夕，中共地下组织抽调了200多名中大学生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他们立即分批奔赴抗日线。1945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进犯粤北，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学校一分为三：1.粤东各县：部分师生在代理校长金曾澄的率领下赴粤东办学。2.连县：部分师生在总务长何春帆的率领下到连县组成分教处，邓植仪为分教处主任。3.仁化：没有到粤东和连县的师生则到仁化县组成分教处，公推工学院院长陈宗南主持仁化分教处校务。
在迁离坪石时，工学院卫梓松教授来不及突围，不受敌人利诱，自杀殉难。附中教师陆兴焰、学生诸兆永在由坪石搬往仁化途中，遭日寇杀害。
英勇的师兄师姐们上前线去了，学校又分割成三块，国难家恨让中大师生更加激发了爱国救亡的激情，课坚持上，讲座继续开，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也从未停止，一直到抗战胜利。
终归故土
“回归原址，岂料历经坎坷，师生员工百余人罹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山大学师生员工与当地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0月，学校组成复员委员会，领导筹划返校工作。经过半个月的筹备，颠沛流离了7年的中大师生员工陆续从粤北、连县、仁化等地迁回广州石牌原校址。
然而在师生员工从各地陆续返回广州原校址的途中，竟又先后发生事故夺走了55人的生命，其中包括理学院数学系教授、文理通才黄际遇，他在从北江坐船返校途经清远时坠水罹难。潮籍师生林惠仙、黄光华等7人，从汕头乘士丹利祥发轮返校，途该轮发生大火，迫得跳入海里，不幸遇难。潮籍学生陈廷佳等47人，从汕头乘江南公司祯祥轮，该轮严重超载沉没，他们全部被江水吞没。
多次迁校不仅存留了中山大学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历经艰苦磨练，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
来源：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
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
南方日报
综合整理：樊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