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1985年的暑假，当时学校组织全校的系主任到附近县镇开会，一部大巴，把主任们全捎带了。我和数学系主任吴滋潜教授坐在一起，后座坐的是地理系主任黄进教授。
车子到了一条河边等候摆渡，大家枯坐无聊便随意扯谈。我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地理系有一位李见贤老师，很久没有声息，不知是存是殁？心里嘀咕，回头问黄进教授：“李见贤老师死去多久了？”
这一问，全车的主任们哗然大笑，我愣了，吴滋潜老兄在旁推我一把：“黄天，你发什么神经！”我更莫名其妙。憨厚的黄进老师看到我一脸困窘，他没有笑，告诉我，他就是李见贤。
我想起李见贤，是因为记得在1955年左右，他发明了由平面地形地质图，绘成块状立体地形地质图的仪器。这项发明，引起了地理学界的注意，得到了国家科技部门的奖励，还被命名为“李见贤尺”。我从报刊里看到表扬李见贤老师的报道，人们都知道他是当时响应号召“向科学进军”的一面旗帜。
黄进教授对我说，他本来姓黄，幼年家贫，在一次旱灾中从丰顺县逃荒到赣南。途中饥寒交迫，父亲便把他卖给了龙川县的一户李姓人家，让他改姓李，取名“见贤”。苦难的经历使他发奋向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后来，他对坡面发育、地貌分类和河床沙波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年过七旬的他还到国内各处特别是广东丹霞山一带辛勤考察。
这位著名的地理学家的老黄牛精神，我们同一辈人十分佩服。我们也知道，黄进老师今天取得的成绩，与五十多年前“李见贤尺”的发明有密切的关系。“向科学进军”的号令，激发了青年人的求知热情，迈上了科学殿堂的初阶。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康乐园的学子很喜欢阅读一本科普杂志，它以培根的名言命名：《知识就是力量》。当时，党和政府鼓励年轻人探求科学知识，这本杂志应运而生，在知识界中取得良好的影响。就在我们如饥似渴阅读《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冷不防校园里就蹦出了代表知识、代表力量的“李见贤尺”，因此，大家兴奋不已，引以为荣。后来，“李见贤”三字虽然没人再提，而我也还记得，原因是“李见贤尺”本身，就是当时我们“向科学进军”的标尺。
在“向科学进军”“知识就是力量”等响亮口号的带动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校园里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学习风气。深夜，实验室依然灯火通明；清晨，图书馆门口便排着长长的队，同学们都希望早一点找到宁静的角落，以便潜心学习。那时提倡学苏联，似乎科学家就只有巴甫洛夫、米丘林，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都被搁在一边。
就苏联教育体制提倡学习的系统性、计划性而言，也还有可取的地方。例如系里要求学生每周周末为下周的学习做出安排，各人自行填写一个表格。表格上分早、午、晚三段。同学们要根据上课时间表，排出自己每天的学习计划。假如周一上午只三、四节有课，那么空出来的一、二节，你准备干些什么，读些什么，必须预做规划，依照执行。这做法颇有好处，我们不至于浪费零星时间，而且能给自己营造学习的急迫的气氛。
黄进教授青年时代发明“李见贤尺”的事迹，是颇具典型性的。新中国成立初，许多学生来自农村，贫寒者多，能够考上大学，实属不易，多数人都珍惜机会，发奋攻读，从而做出了成绩，他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说实在话，良好的社会风气、紧张活泼的学习环境，以及高涨的爱国热情，使当时的年轻人感到大有奔头。为什么国家一提出“向科学进军”，大伙儿便会万众一心，夙夜匪懈，要把科学知识学到手？主要的动力，确是来自集体主义的精神。当然，也不能说，当时的年轻人就是一个劲只想国家、民族，大公无私。其实，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同时，我们私下里还有一句口号：“向381高地进军”。在康乐园里，“381高地”是大家向往的地方。
“381高地”者，当时教授最高一级工资每月381元之谓也。在我们的校园，能拿到这级工资者，文科只有历史系的陈寅恪教授，理科只有数学系的姜立夫教授。两位是国家级的大师。同学们向往这片“高地”，在当时被视为“名利思想”在作怪。所以，大家只是偷偷地议论，绝不敢振臂一呼。在我看来，这两个“进军”口号，颇似乐曲的“和弦”，它们是应和着的共生体。
其实，“向381高地进军”，并没有什么不妥。要知道，“大公无私”云云，在唯物辩证法看来，颇有片面之嫌。因为“公”和“私”，是彼此依存的对立面，若只有“公”而无“私”，那就无所谓“公”；没有“私”，“公”也不复存在。合理的追求，应该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在“向科学进军”的同时，也“向381高地进军”，本来并不矛盾，实际的结果也必然是齐头并进。只是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谁也不敢把“381”摆到桌面上来。
听黄进教授说，如今有了电子计算机，“李见贤尺”便派不上用场了。科学知识总是日新月异地发展，“李见贤尺”作为一个阶段的发明创造，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今天，它存放在学校的档案馆中，见证那一代学人的激情和才智。
来源：中山大学人文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