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当出席校庆或校友会活动，音乐响起，年轻校友们意气风发，高唱《中山大学校歌》我就感觉颇为尴尬。这首邹鲁原词、陈洪谱曲的校歌是我离开母校多年后，才由学校集体修订并开始传唱的。缺了在校期间的学唱，在日后的临时抱佛脚，不仅磕磕巴巴，也少了激情。
关于中大百年校庆，我在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怀想中大》增订版，书出版后，又写了《笔记·相册·留言本——写在〈怀想中大〉增订版之外》，以及《我的大学，我的中文系》。
眼看百年校庆临近，仔细琢磨，似乎还有些话题值得聊聊，比如关于中大“为何百年”“如何讲述”“校长风采”以及“校园记忆”等。
二
中山大学的校史是从1924年邹鲁奉孙中山命创立国立广东大学说起的。国立广东大学合并创办于1905年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省立广东法科大学、创办于1909年的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而成，第二年又有创办于1909年的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加盟。作为一面旗帜，孙中山先生代表了中大理想性的一面——不屈不挠，砥砺前行，他不仅手创了中山大学，其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
三
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后者一直写到当下，实在是勇气可嘉。我认为中大人平实、勤奋、澹定、洒脱，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编《中山大学校史资料汇编（1924—1950）》，皇皇27卷60册，让人叹为观止。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关于中大校史及人物的书写，一是黄天骥的《中大往事》，二是金钦俊的《山高水长：中山大学八十周年诗记事》；而我的《怀想中大》，勉强可以叨陪末座。至于吴承学等编《我们的中大》正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加紧制作，下月初面世；此书属于我主编的“我们的大学”书系，故心里有数。国内各大学的百年校庆纪念活动，图书编撰方面，唱主角的，大都是中文系——除了激情、学养，还有文章笔墨，此时不露一手，更待何时？
四
2012年12月，我出席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现代大学创校理念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题为《大学之创立与校长的功绩——以燕京、南开、厦门、中山四大学为中心》的主题演讲。当初花了不少时间搜集资料，演讲效果也很好，可一直没能正式成文。后来改变主意，准备舍弃学界多有研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将中山大学创校校长邹鲁1931年第二次执掌中大、建设中大石牌永久校址的贡献，与许崇清三次执掌中山大学的传奇经历，再加20世纪50、60年代出任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副校长冯乃超的故事，串联成一线，讨论半部中大校史。我之所以特别关注冯乃超，因他长期执掌中大。另外，冯先生早年是左翼文人、创造社骨干、左联常委，我的硕士导师之一饶鸿竞先生编过《创造社资料》，且早年当过冯乃超的秘书，平日闲聊时，多次谈及冯先生逸事。
2023年我参观中山大学校史馆。馆方希望多提意见，说是为迎接百年校庆，正筹划更大规模的新展。我对该展之刻意凸显学问，印象十分深刻。那么多影像与文字留给了名教授及其科研成果，相对弱化了校长以及各级领导。对此布展策略，我是赞许的，但也提醒对方：邹鲁、许崇清、冯乃超这三位校长的历史地位比较稳定，可加重论述。
明明不是中大校史专家，我竟不揣冒昧，准备撰写《三位校长与中山大学》。最后文章没能写成，那是因为读了黄天骥的《“康乐园”里掌舵人——记忆中的中山大学老校长》，发现我对上世纪70年代后的中大历任校长完全陌生，谈论“中大校长与中国文化”这样的大题目，血脉无法贯通。看来，此类大书还是得等知根知底的“老中大”出手，才能真正胜任。
五
2023月8月，我参加“书香岭南”全民阅读论坛，到中大南校区北门外的“国立中山大学”牌坊前接受专访。看摄影师从滔滔珠江往巍巍牌坊摇镜头，我提醒主持人1935年所建中山大学正门牌坊位于天河区五山路斜坡处。
今天的中山大学，由三校区五校园（广州南校园、广州东校园、广州北校园、珠海校园和深圳校园）组成，在不同校园里念书的大学生及研究生，日后的青春记忆与校园印象，必定是纷纭复杂，或者说莫衷一是。
中大五校园中，最有灵性的，当属我读书的广州南校园。我对怀士堂、马丁堂、格兰堂、黑石屋，以及惺亭、大草坪、孙中山铜像等情有独钟，因那里蕴藏着我对于母校的回忆以及深深的眷恋。至于如今成为网红打卡地的陈寅恪故居以及乙丑进士牌坊，是我离开校园后才逐渐发掘出来的。参谒时充满敬意，但缺少可供追怀的青春印记，还是有点遗憾。由此想到，校方应有意识地多多发掘、宣传其他四校园的风物与景观，让日后远走天涯的毕业生有所挂念，就像纪录电影《同学们》里那些老学生一样，永远记得那大榕树下的课堂。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