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在中山大学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格外怀念那些为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学者，不仅如此，他们还走出校门，走出国门，用自己丰厚的学养和优秀的品格，完成国家和社会的重托，体现了敢当重任的使命感和家国情怀。端木正教授就是这样的前辈学者，他也是我尊敬的一位学术引路人。
端木正教授是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国际法硕士、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1951年归国后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在他半个世纪的从教生涯中，绝大部份时间是在中山大学康乐园中度过。1980年，60岁的他接下了复办中山大学法律系的重任，出任首任系主任。1985年，他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1990年，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候，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最年长的法官”。1993年，国家派他担任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海牙）仲裁员。他曾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他在法学和历史学研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并担任国际法、政治学、法国史等学科的学术团体负责人，受聘在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一位旅美学者为端木正85华诞祝福时这样说：“他就像一颗钻石，越老越炼越发光。”
2006年11月28日凌晨，端木正教授在广州逝世，11月29日，《广州日报》就以《他曾是中国最年长的法官》为题，登载了端木正教授去世的消息，并回顾他辉煌的事业和淡泊谦逊的风骨。几天后的告别仪式，更体现出国家、社会和学校对端木正教授一生成就的肯定。
在我的眼里，端木正教授是一位慈祥的、受人尊敬的老师和学术的引路人。1976年，我和丈夫林家有从北京回到母校中大任教，我被分在历史学系讲授世界史课程，正好和端木正教授同在一个教研室。对我们这些刚出道的学生辈，他没有任何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他知道我们从北京调回来，还和夫人姜凝老师亲自到寒舍探访，令我们很感动。我的儿子在北京出生，当时还不大会讲广州话，他用地道的北京语调与端木正教授交谈，端木正教授对他说，我也是出生在北京，小家伙高兴得不得了，话就更多。自此以后，我们来往更多，小家伙看到端木正教授就高兴地说：“端木伯伯来啦！”
上个世纪70年代，端木正教授从事法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我负责讲授《世界近代史》。每当讲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这些专题时，我必然到他家请教：哪些是关键问题？哪些是难点？如何评价拿破仑这个历史人物？等等。他都耐心地提一些看法。在他的“点睛”下，我得到要领，由于掌握资料比较丰富，分析到位，教学效果好。我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从端木正教授那里领悟到的。这时，端木正教授正在翻译《拿破仑时代》（乔治·勒费弗尔著），该书出版后，他第一时间送了一套给我，至今还存放在我的书房里。
我后来走上美国史、中美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学术道路，端木正教授也是我学术引路人之一。70年代末，高校的一些曾留学美国的专家们正筹备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这是民间的学术机构，国家给予认同，目的是交流和促进各高校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创建人有东北师范大学的丁则民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黄绍湘研究员、《人民日报》编辑邓蜀生、武汉大学历史系刘绪贻教授以及四川大学历史系顾学稼教授等。端木正教授与刘绪贻教授是同学，受同学所托，端木正教授找到我，认为我在世界史教学中，要逐渐形成一个研究的方向，他认为我应该转到这一方向，不要成“杂家”。
在端木正教授的介绍和引导下，我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一名成员。1981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学术会议。蒋相泽先生早已授意我，教学之余写研究文章，最好以中美关系史为主，因此，我在历次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文章都是中美关系史文章。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茶叶贸易与早期中美关系》，从茶叶贸易这一角度切入去研究早期中美关系。我也写了一些关于美国史的文章，诸如《黑人在美国内战中的贡献》《1886年美国工人大罢工和“五一”国际劳动节》《詹姆斯·麦迪逊》《美国与中国的“苦力”贸易——兼论十九世纪中国旅美“苦力”华工》等文章，从中培养对美国史的兴趣。
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后，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美国史教学方面，教学的内容和质量不断提高，教学效果越来越好。同时得到我国一批美国史研究专家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黄绍湘是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前三届会长，她非常关心晚辈的工作和研究，在每次学术会上，她总是问起我的美国史教学，指点迷津，还经常把发表的文章寄给我，信中告诉我当前美国研究的焦点。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丁则民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刘祚昌教授以及人民出版社邓蜀生先生等前辈学者也给予具体的帮助，终生难忘。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一批学术上的朋友，这些老师们曾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做出卓越的贡献。在与这些师友、学术同仁的交往与交流中得到许多帮助，受到极大的启发。直到1994年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成立，我便转移参加该会的活动，美国史研究会的活动逐渐减少。
1990年，端木正教授调到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他对我们说：“中大是我家，我会经常回来。”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我已经回来了，星期天你若有空请到我家来一趟。”离开了中山大学，离开了历史学系已经很久了，他还关心着我们，实在令我感动，我按时到了他家。当时，他住在中山大学的马岗顶，我住在西南区，我们一聊就是一个上午。他告诉我，他近期到了欧洲，了解到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一些情况，很有感触。他认为，这些人大部分都能认真学习，但有个别人还是往“钱”看，不认真搞学问，而去搞钱，还有个别人回国后又在学术上造假。那时候，他已经看到留学、访学热潮中的一些弊端。他严肃地告诉我，在我们身边有人有这样不良的学风。他还一再叮嘱我，继续踏踏实实做学问，历史学系的学风是很端正的。在言谈中，我看到一位正直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对晚辈，他不仅教我们如何做学问，而且还教我们如何做人。
端木正教授是我们历史学系的老前辈，他在我们师生的心目中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端木正教授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微笑，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来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