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25日，一个晴朗的夏日，是我初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年级报到后的第二天。高班的学长带领我去到陆佑堂附近的一间讲堂，参加岑仲勉先生七十大寿的祝寿会。
会议由历史系教工会代表丘陶常老师主持。致辞后，将一面“学不厌，诲不倦”的锦旗，赠呈仲勉先生。然后由仲勉先生平山堂住处的邻居曾纪经先生报告寿星的事迹。
平山堂在文明路中山大学老校址之大钟楼下，那里是前清的考场，到1955年还可以看到科举考试时生徒坐下考试的长桌长椅。曾先生介绍了岑老师的生平。1930-1934年岑先生主持圣心中学教务，1937年7月进入中央研究院。
曾先生说，在平山堂平房宿舍，每日早餐后，岑先生家人将四方餐桌擦干净，先生就在方桌上编写《突厥集史》，用功至勤。曾先生还说，仲勉先生早年在业余时间研究植物本草，今天将50万字的植物本草的研究稿本，赠予华南植物园研究机构保存。
仲勉先生本人也在会上对此次赠出50万字的植物本草研究的举动，抒发了感慨，说道：
“现在自然科学的进步，比起我年青时，是大步前进了。相比起来，在史籍整理方面，和我年青时比起来，进步却不那么大。”
当年17岁的我，听了这席话十分震动。从我后来跟随岑老师学习的经历中体会到，老师这段话不是针对五四运动以来整个新史学的进步情况说的，而是就某些史籍的整理方面，通过与嘉乾道咸以来的国学和西洋汉学的某些部分的比较而言的。
在1955年8月25日这次历史系全体老师同学举行的敬老尊师大会上，仲勉先生盛赞“今天的根治黄河方案才是真正伟大的创举”。先生以热爱新社会、配合经济建设的饱满热情，自觉地在前代研究遗产的基础上研究黄河史。先生在会上说，在过去历史上所谓治河最著名的例如东汉王景、明朝潘季驯、清朝的靳辅等人，他们也只能管到河南中部，并且也只能碰到决口，堵住决口便了，而他们的成绩比起今天来简直是差得太远了。
正是以这样饱满的爱国热忧，先生于1952年夏终于完成了《黄河变迁史》54万字的大著，并于1957年在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
正是在这次祝寿会上，先生在谈话中亲切关怀青年一代。他说:“老一辈应尽心带徒弟，后一辈也应虚心跟师傅。”
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从此我就在心中把仲勉先生当作我的师傅。第二天，8月26日，我起了一个大早读外文，下午又努力读古文，从此以后，在大学毕业前的几个寒暑假中，我都留在学校读书，上午读外文，下午读古文，晚上读时文。到了1959年大学毕业时，我幸运地考上岑仲勉先生指导的唐史研究生。
1959年12月的一天，先生的助手陈达超老师带我到平山堂宿舍去向先生报到，去到一间平房，墙上挂着1955年8月25日全系师生赠送的那面“学不厌，诲不倦”的锦旗。仲勉先生指导我，作为隋唐史研究生，先要把《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三样对照阅读，把不同处、有疑问处、有心得处写下来。
那时隋唐史的两位大教授，一位陈寅恪先生双目失明，一位岑仲勉先生双耳失聪，所以，我每周去汇报学习时，都要以书面方式汇报学习。我虽然每周交一篇，但所说问题常常是过大，且所引证材料往往是从所读各种论文中转引而来，因而岑先生看了后，往往就放在了一边。
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之第三十八节《租庸调及杂征徭》一节中说:“近人论租庸调者或以为与均田无关”，“但如就唐之租庸调法来看，都未免流于片面”。又说，“授田常不足数，则租调实征之数，不能不设法调整；户等即调整之方法”。这些论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天，岑老师令我写一篇学习心得，并口授了几条相关材料。待我呈上学术心得时，我又添加了几条我自己去找到的相关材料。岑老师读了颇有喜色，并对我大加鼓励。
从岑老师对我们上交的学习心得的褒贬中，使我逐渐懂得要脱离大而空的学习方法，要脚踏实地地前进，我从中所受到的教育，指引着我终身的学习道路。
回想我跟随仲勉先生学习的经历，我的心中，不断仰望着这座高山，并决心用终身不倦的学习精神，来报答我们的这位恩师。
（本文原载《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