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新的起点上，希望中山大学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百年来，中大文科秉持厚基础、重实践的学术传统。名师辈出、薪火相传，吸取实践智慧，凝练新的学术思想，探索新的学术方式，在追求对于历史、社会、实践和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实质性解释力和塑造意义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站在中山大学新百年新起点上，中大文科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的指引下，迎来新的任务，勇担新的使命，在立德树人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提力加速，将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谱写新篇。
百年来时路：
追求世界日新之学理
中山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中山大学校史馆在南校园格兰堂开馆。走进校史展览，孙中山先生公布《大学条例》第一条赫然在首——“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
时光回溯百年之前。孙中山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勉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武学校”是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文学校”则是国立广东大学。“文学校”在创办之初即设文学系、史学系、哲学系等文科学系，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所需人才。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民族复兴和民生改进成为中山大学自觉的使命和担当。这所大学一直努力平衡文科与实科的关系，不断追求世界日新之学理与技术，为社会道义的增长和物力的发展而不懈努力。”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徐俊忠说。
志在报国的学问
学者从“纸面”到“地面”，为的是做中国的学问，建设自己的国家。
20世纪20年代的中大，进一步明确“一方求学术的发挥，一方求学术的实效”的办学使命。作为大革命中心的广州，一时吸引郭沫若、鲁迅、冯友兰、陈焕镛、郁达夫等学者纷纷来到中大。学术革新的气氛酝酿在即——在语言文学系“要看见语言与民族是有重大关系的，使中国文学革命化”，而哲学系则“要成为活的东西，不是死的古董”……
在中大中文系教授吴承学主编的《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中，收录了一份原载于1927年8月《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校报》上的《本校文史科概况》。
虽只是简纲概述，却仍可见中大开拓中国现代学术的雄心。新聘学者既有国内教授学者，如马衡、罗常培、赵元任、商承祚等，留学归来者如汪敬熙、俞大维等，也有珂罗掘伦、石坦安狄特、诺布、马古烈等海外学人。学科建设上强调在方言调查、民间音乐、民俗及人类学、广东古物调查及征集、广东通志重修、骨甲金刻文等新兴方向上开展“合众研究”，并认为“须实地工作……若教程上虚排科目，讲义中多作抄写，实无取焉”。
几乎同时，傅斯年在广州东山柏园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人文学术的起点。在中大历史系教授曹天忠看来，史语所的源头在中大。
面向实践的底色
在语史所的影响下，中大人文学科自始具有“眼光向下”和厚基础、重实践的学术底色。
1928年，史禄国、杨成志、容肇祖等在中国西南地区联合开展民族调查，开创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其中，杨成志成果最盛。他历时近两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罗罗族群对其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开创西南民族研究。此后，杨成志赴法、美留学、访问，回国后于1948年在中大创办了全国首个人类学系。
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指出，杨成志开创了中大人类学立足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至今，中大人类学系仍保有两个特色，一是西南研究，二是重视田野。”
早期的中山大学经济学人亦是怀揣报国救亡之心，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早期经济学史上留下了红色的足迹。
共产党员陈启修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也是中国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译者。除《资本论》外，他还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1940年到1944年，王亚南在抗战烽火中偏处粤北坪石的国立中山大学任教，主讲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高等经济学三门课程，使中大成为中国传播《资本论》的早期课堂。
守正创新的文脉
“中大文科的传统中有创新，也有守正。”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认为，“朱谦之所提倡的‘南方文化运动’，强调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在民族危亡之际勇膺‘文化复兴’之大旗，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大与岭南大学合并。一时间，中大校园云集陈寅恪、容庚、岑仲勉、王力、詹安泰、商承祚、王季思、董每戡、杨荣国、梁方仲等著名人文学者，他们坚守传承，发覆贯通，令中大人文学科实力在全国位居前列。
1956年，容庚、商承祚等共同开启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古文字研究专门机构，两人一直指导研究生至80多岁，为古文字研究所留下优良的学术传统。
同一时期，中大学人传承学术爱国主义，在众多领域开研究先河。中大历史系教授戴裔煊于1956年开始研究中葡关系和澳门史，是该领域的先驱。面对重重困难与阻碍，戴裔煊著文驳斥谬论，力求以学术研究证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
接续前辈学人的传统，以姜伯勤、蔡鸿生为代表的中大学人在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用世界眼光看待文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境内外考古资料、境内外古代石刻碑铭和境外文献，扩展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挺在前沿的气魄
“不变的是中大始终绵延的学脉，变的往往是一个新学科的创立。”中大中文系主任彭玉平说，“如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文体学研究，打开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现在学界提到文体学，一定会提到中山大学。”
让中大文科挺在学术前沿的，还有同样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南研究”。其由中大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继承社会经济史老一代学者的学术传统，与海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合作开展。学者们融合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田野中解读文献，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人类学。
如今，打通学科、交叉融合已然成为中大人文社科建设的基本方向。近年，中大管理学院成立的“中山大学大数据管理行为与决策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
发挥“文科之用”
紧密对接“地方所需”，充分发挥“中大所能”，中大学人让“文科之用”面向国家需求，惠及普通人群。
由中大旅游学院创院院长保继刚教授及其团队发起、施行的“阿者科计划”，令云南阿者科村完成从贫困山村到“世界最佳”的逆袭。
经过六年实践，“阿者科计划”成功为乡村振兴、传统村落和文化保护，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入选第四届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项目，入选“全球百强旅游减贫案例”。
中大师生投身乡村振兴的身影在云南，更在岭南。中大师生积极发挥人文学科专业力量，建立“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联合基地”、设立“中大学人文库”、在柏桥村建立了“新华悦读空间”，丰富乡村的文化供给……通过智库赋智，中大持续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
推进交叉融合
“文科之用”更在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表示，提炼逻辑自洽的标识性概念，用原创性的概念阐释中国的生动实践，并赋予中国标识性概念以一般意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
2023年10月以来，中大推出“标识性概念”系列学术活动，迄今已经举办超过20期，徐俊忠、刘志伟、陈少明、周飞舟、彭玉平、渠敬东、陈伟武等学者先后开讲。
这些概念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天下、生民、食货等，也源自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实践，如人民、民族、文艺等，都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推行学部制、成立联合研究院，是中大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设计。近年来，中大“上线”七大学部，形成“学校—学部—院系”三级学术治理体系。
“学部制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针对知识的不同特性进行学科的分类管理，二是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中大人文学部主任陈少明认为，学部制打破院系自成一体的格局，有利于相邻学科的交流与相互借鉴。“学部主要由相同和相近学科院系组成。跨学科从相近者开始，具有可操作性，规模可随着实践而扩大、深入。”
2024年12月27日，数字人文联合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继乡村振兴联合研究院、医学人文联合研究院之后，中大又一跨学科研究平台。
三大联合研究院，核心是整合校内既有研究力量，发挥大学多学科优势，推动有组织科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表示，中大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和研究，都要继续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于人类和世界！
（稿件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