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9日，“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十五讲“革命”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安东强教授首先指出，讨论“革命”是一种学术使命，目的是展示如何接续前辈学人，进一步探究革命之于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揭示革命在已有历史脉络中的地位和贡献。
概念研究的历史语言学取径
“革命”不仅是近代的重要问题，也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受欧洲革命（revolution）的巨大影响，“革命”在近代由隐转显，活跃度和彰显力迅速攀升。这一宏观概念逐渐内化到中国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了形形色色的人群。
1927年，傅斯年留学归国，在中山大学提倡比较语言研究。他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写成《性命古训辨证》，提出“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即通过“求其古”以“求其是”，展示“性”“命”的渊源流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研究典范。
对“性”“命”的讨论属于经学的范畴，往往要定于一式。“革命”涉及近代意识形态，也有定于一式的问题。但讲经与讲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需要做到求同存异。如何求同存异？傅斯年先生所做的努力就是很好的垂范。
“革命”的固有意涵
《说文》解释“革”为“兽皮治去其毛”。甲骨文和金文的“革”，即一张完整的兽皮皮展开以后，加上前脚、后脚、头、尾巴。这无疑就是血淋淋的事物。其原始寓意与欧洲有很大差别，意味着后来讲起革命时，流血的事情有其天然的渲染力。
“革命”较早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据傅斯年研究，“命”最初来自于“令”，出现于西周中叶，盛于西周晚期，均为王令之意。“天命”虽出现较早，但“天命之命与王命之命在字义上亦无分别”。故此，“革命”从物质性的东西转变为抽象概念，不早于周代。
如何考量天命？最有名的莫过于楚子问鼎中原，他得到的回答是天命“在德不在鼎”。这是一个重要的转移，避免用鼎的重量决定是否应该改朝换代。从此时开始，历朝历代均以失德作为发起革命的标志。
汉景帝时，儒生一度讨论汤武革命到底是受命还是以臣谋君，很快遭到压制。此后两千多年的政治演进一直在实践中重复该问题，后来人摸清其中的奥秘，即傅斯年所言“革命之解，以人事为天命之基础”。正是在汉代，儒家学说成为皇权体制的学理支撑，天命、革命、儒家、王朝捆绑在一起，成为该时期最大的意识形态敏感问题。然而，由于不断有事实、有实践、有行动，后代不可能完全回避此问题。比如，朱元璋攻克元大都后，群臣上表称贺称：“自昔革命之际，以臣取君者多，惟汉高祖取秦起自民间，今陛下不阶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后来，孙中山的革命主义以“民”贯之，合法性论证取自朱元璋，这是近代革命与古代的关联性。
“革命”的转义
梳理完“革命”的固有意涵后，安东强教授还考察了“革命”在近代的转义。
据学者研究，英文revolution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意为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14世纪以后，与revolution同根的词汇开始用于表达反政府的起义或暴动。最后，叛乱与革命的界限模糊。revolution转出新的政治含义，与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有关。两个完全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最终却用了同样一个词汇表达。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18世纪末以来，revolution的含义随着政治和哲学的不断演变，逐渐从“周而复始”的含义，衍生出一种“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结”。“革命”逐渐被喻为“洪流”、“巨浪”，标示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前进方向。后来孙中山也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较早以revolution指称中国之事的是马克思。1859年，他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以“中国的革命”指称太平天国运动，并将其与欧洲革命对比。在东亚的世界，以“革命”指称法国的revolution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章太炎在戊戌变法时认为，中国革命系一国一姓之兴亡，欧洲革命系“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中国要改变现状，必须“以革政挽革命”。“革政”不是不推翻清朝，而是要创建新的政治模式，比中国固有的“革命”更加激进。
以“革命”对译revolution是日本人完成的工作。中文“革命”从中国传入日本，仅有音读，即“かくめい”。日本对该词词义的改造，与中国走上完全不同的传统。在中国，“革命”是异姓改革。日本则接受了原来汤武革命中“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含义，神武天皇的确立意味着完成了汤武革命，此后不可再做更改。“革命”在日本成为维护天皇权力的学理基础，“尊王改革”之义使得“明治维新”与“明治革命”同义。后来，所有欧洲的revolution均被译为“革命”，未区分两种不同的革命传统。安东强教授特别指出，在晚清的语境里，受日本、英法和中国原有传统的影响，维新与革命未必有后来认为的鸿沟。
在知识谱系方面，梁启超对中国“革命”话语的转义贡献很大。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开始大量使用“革命”一词，并且摆脱了中国传统“革命”话语的局限。但问题在于，不同文明话语的对接，必然产生种种变体，呈现出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梁启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902年，梁启超撰写《释革》一文，强调日人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并不确切，其本意是“变革”，与“汤武革命”无关，以此与孙中山一系立异。孙系的“革命”自觉，正是从与梁启超的论战开始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革命与保皇之战，即为“革命”词语之战。
“革命党”的“革命”自觉
孙中山何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革命”？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安东强教授通过比对陈少白的回忆和大量历史文献，分析日本人对孙中山“革命党”身份的认定过程和时间节点。日本人称呼孙中山为“革命党”，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党”形象已经奠定。此时的孙中山更注重联合各方的实际行动，不在阐释“革命党”及“革命”的内涵与外延。
1902年，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出版，以“革命党”及“革命”贯穿孙中山的前期生涯，孙中山对此完全接受。1903年，中国关于“革命”意涵的自觉性基本上到来，章士钊《大革命家孙逸仙传》、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同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发表演说，强调“革命为唯一法门”，革命是走向共和政体的革命，而不是保皇的革命，对“革命”进行完整阐述。至此，“革命”基本上完成转义，并且逐渐从多歧走向统一。不过，“革命”概念并未就此终结。
“革命”的制度与学理支撑
“革命”如果只是停留在观念和论争层面，尚不足以成为关键问题。孙中山还设计了中国革命的程序和制度。1904年，为避免出现法国大革命式的悲剧，孙中山提出革命程序论，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地方自治法。1906年，孙中山拟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刊发《军政府宣言》等文件。武昌起义以后，各地不约而同采取孙中山规划的制度、组织和程序。这是孙中山革命言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潜移默化的结果，体现了一位不在革命现场的领袖如何影响国内革命运动。
在中国革命学理方面，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预言“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提出五权宪法。《建国方略》是孙中山晚年对中国革命的愿景，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个部分，意在构建意识形态、物质基础、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体系。
十月革命爆发后，在列宁的“世界革命”的影响下，“革命”再次发生新的转义，实现从概念、话语体系到话语优势再次升级，成为20世纪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概念。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是此一阶段最重要的贡献者。
最后，安东强教授总结，进入20世纪，“革命”不仅是意识形态命题，也关乎制度建设，涵盖中国的方方面面。讨论“革命”的源流，从“求其古”的角度“求其是”，不仅有助于知晓不同革命言说者的本意，还能建立“革命”源流的谱系，从历史脉络把握“革命”概念的内涵与处延，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本事与本相。
主持人吴重庆教授首先对讲座进行点评，认为在时局动荡的近代，只有把握“革命”与历史事件的联系，才能理解“革命”概念的来龙去脉和含义流变。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积极参与讨论和提问，安东强教授一一做了详细、独到的回应。
安东强教授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近代革命者的重要目标是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生改善，这是中国革命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未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完全相同。“革命”话语在不同国家延伸出不同的形态，这种差异性恰恰有助于推动演变、产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