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夏,1933年生于广州。1950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后转入哲学专业，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后，就职于武汉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历任哲学教研室主任。1977年调入中山大学组建科学哲学学科点，1985年晋升为教授，历任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直至1996年退休。1988—1990年在英国阿伯丁大学从事访问研究，任该校资深研究员。在全国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兼任多项职务。
张华夏教授长期从事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早期工作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中期工作集中于科学哲学、自然哲学和系统哲学，后期工作集中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哲学。主持过多项国际、全国及省部级研究课题，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学术奖。已出版学术专著14部、译著3部，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大部分在退休之后完成。
当第一缕晨光爬上窗台，不少康园学子仍然贪眠不起时，80高龄的张华夏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洗簌完毕，伏案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时而娴熟地使用笔记本电脑查阅文献，时而凝眉深思，时而奋笔疾书。右手一截铅笔，左手一杯香茗，天天如是，岁岁不改。
17年间，退休后的张华夏教授依然坚持平均每天八小时的学习，勤勉程度媲美年轻学子。对于他来说，退休不是学术研究的休止符，而是另一个崭新的起点：“退休后不问人间烟火，拂去遍身尘埃，反而落得耳根清净，更适合研究学问。”
苍茫岁月，生如扁舟而浮沉无度，在这样一个饮誉学界、桃李天下的老教授身上到底发生过怎样曲折跌宕的治学故事？且听张华夏教授娓娓道来。
一、治学经历
少年立志，初衷不改
“我要了解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张华夏从事学术研究栉风沐雨，逆水行舟，沉潜数十载，半生与“哲学”结缘，没想到这一段因缘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张华夏的父亲张启正是我校算学天文系的首届毕业生，精通数学，逻辑整饬，尤其喜欢反复琢磨问题，向来被张华夏视为心中楷模。耳濡目染之下，张华夏从小对数学学兴盎然，中学时代更是擅数理而薄文史。然而，这么一个重理轻文的数理天才高考填报志愿时却做了一个让人哗然的决定：“弃理从文”，报考中大经济学系。
原来，张华夏从小学习就“不安份”，不肯满足于课堂上的一知半解，更不愿意亦步亦趋唯师是从，念中学时，当同龄人都在按部就班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时，早慧如他便开始四处搜刮各种书籍，饕餮般阅读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了。机缘巧合，知识上“杂食”的张华夏接触到西方数理经济学，兴趣陡增。还没进中大修读经济学时便已在心中暗下决心，要建立一个新经济学体系。事与愿违，当时经济学领域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张华夏念兹在兹的西方数理经济学所占分量微乎其微。悔不当初的张华夏开始把目光投向哲学领域（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本科毕业后顺利入读复旦大学哲学系，投身典奥精妙的哲学研究，改志建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解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日常生活中挥之弗去的问题。
求学路上中途易趣，无论是修习经济学抑或哲学，每一回张华夏初次接触某一学科时，他都毫不胆怯地着眼于该学科的高峰之巅，胸怀鸿鹄志，不安苟且心。
逆境治学，只争朝夕
“最痛心的不是挨批，而是浪费了读书的大好时光。”
尽管本科期间的经济学课程让人不尽满意，张华夏依然勤勉用功，未曾颓然自弃，荒废正业。他养成了一套做卡片、做读书笔记、收集整理资料的学习方法，为日后的求学治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他说：“这套方法让我受益终身，以至于我后来每看一本书，就有厚厚一本读书笔记，积累整理出来就能出一本书。”
嗜书如命的张华夏甚至把父亲读书时用的数学教材（英语版的微积分标准教程）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供于案前，时时翻阅。在上海求学时，曾被查封的旧书店一度重新开放，获知消息后张华夏彻夜难眠，守着钟点，天刚蒙蒙亮便第一个跑进刚刚开门营业的旧书店，搜罗了一大批科学和哲学书，通宵达旦潜心研读。他一再强调：“年轻人读书不能局限在一两个领域内认死理，坐井观天太狭隘。譬如读文的，不妨读读数理方面的书籍。”这一观念张华夏本人笃行不二，贯穿了他整个治学生涯。负笈复旦大学哲学系时，他坚持修习物理课程，孜孜不废。在他的出版物中还有像《自然科学史》（1985）、《系统科学导论》（2006）这样的偏重数理方面的著作。
回首前尘，张华夏深有感慨地说：“在哲学追求的道路上我感到最为苦恼和最为不幸的事情，就是当时我所处的时代和我的境遇，根本不容许我如愿，让人身不由己。”张华夏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正值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文革十年动荡，他人生中最宝贵的学习时光被无休止的调任安排和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所磨蚀。时不我与，便只好惜时如金，在时间的夹缝中踯躅求索。
毕业后，张华夏被分配到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任职。1964年，正值“四清”至文革之间的大动荡，学校停课，代之以劳累繁重的体力活。张华夏便利用夜晚和周日的时间，自学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教程。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湖北感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一天的劳动下来疲惫万分，依然坚持在大家倒头大睡时守着小油灯学习，长夜漫漫唯形影相依，独书卷为伴。
最让张华夏引以为傲的是，在他被调到长沙担任工人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班主任期间，他仅凭自学的知识，就给学生上了高等数学、电工基础、逻辑代数和开关电路这些本来是电子工程专业出身的老师负责的课程，并收获了很好的反响。
张华夏说：“回想我的青年时代，在追求知识、追求哲学方面我是不遗余力的。文革被批成牛鬼蛇神、整天挨批我不害怕，这没什么大不了。最痛心最要命的是学习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现在我要努力把时间追回来。”
学术永远没有退休
“把时间追回来”，开启学术研究的春天
恨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把时间追回来”，张华夏说到做到。
文革结束，春回大地。幸运地被调到中山大学组建科学哲学学科点、开一代之先的张华夏也随之迎来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一个春天”。在摸索学科组建的过程中，从小修习俄语的他深刻地认识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下决心从零开始学英语。彼时，张教授早登不惑之年，记忆力大不如前，高校学科建设刚刚复苏，百废待兴，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可谓忙得焦头烂额，他感慨道：“挤时间是最大的问题。”但他依然坚持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勤勉勉修习英语。上世纪80年代末前往英国阿伯丁大学访问交流前，还专门跑到四川外国语学院“闭关苦练”。带着一口流利的口语赴英，带回不少国际前沿思想，张华夏就这样开启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他的重要著作《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1999第一版,2010修订版）主要依靠在英国收集的材料写成。
更让人敬佩的是，为了更好地与最前沿的学术研究衔接，张华夏在七十高龄时迎难而上，专门报了一个电脑班，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学习电脑。他说：“当时全班最老的学生就是我。我对那些开班的负责人说，‘一定要把我挤进去！’”只见他得意地拍了拍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说：“如今我最要感谢这个宝贝，它使我实时追踪到国际哲学发展前沿，尤其是我所关注的英美哲学，它能提供的论文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甚至比图书馆更多。”
张教授本可以在退休后不问世事，乐享天伦。但他拒绝以此为借口停止在学术路途上求真的步伐，更不为过往成绩自满。他乐呵呵地说：“做学问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年纪大了演算能力和记忆力有所下降，但知识面拓宽了，理解力反而提高了。我退休了吗？我没有退休！”现在，张华夏依然坚持平均每天八小时学习，还练就了非凡“坐功”。一次他下午两点伏案学习，被一个问题卡住了，冥思苦想不得解，一晃上门清洁的工人到了，才猛然发现七点到了，自己一坐就是五个小时不动。
正是因为这股赤诚的热忱和非凡的魄力，张华夏退休后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多次声称退休使自己的哲学研究进入了“第三个春天”：“退休后不问人间烟火，拂去遍身尘埃，反而落得耳根清净，更适合研究学问。”
二、治学理念
广纳百川重传统，脚踏实地谈创新
张华夏从英国阿伯丁大学访学归来，给国内学术界带回了不少国际最前沿的思想，诸如生命伦理、生态伦理、因果定律等等。他表示这次访学是自己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治学需得广纳九州百川，以汇江海之大，补给八方“活水”，以臻澄清之境。然而，以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跟踪前沿学术动态的同时，尊重传统的张华夏并不轻易摒弃旧识，趋之若鹜地求新尚奇。
聊起自己的辩证法思想时，张华夏笑称，辩证法思想在一种广泛意义上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并认为不应因为理论的失败，便全盘否定一种思想。他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谈到剩余价值学说与阶级斗争理论，这些马克思主义中的经典理论被后继学者一再地研究，并发展出众多衍生理论，各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对于张华夏而言，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唯有集百家之长，除各派之短，反复沉思，一步一个脚印地才能走出自己的一条创新的路子。
阅读中存疑，存疑处慎思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受“百家争鸣”方针鼓动，二十出头、“乳臭未干”的张华夏便敢于以笔为戈，就产业结构问题和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经济学研究》上唇枪舌战，激烈辩论。学术自由的信念萌芽可窥一斑。尽管后来这一信念在学术界备受罡风逆流打击，张华夏从未将其背弃，依旧果敢地践行一生。
“当时课本上苏联那一套思想体系不能满足我对知识的要求，”上海求学转投哲学怀抱，究其原因，张华夏如是说：“在我读大学的年代，课本所教授的知识几乎全都照搬苏联模式，在这一套模式下，现实中有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我希望建立一套清晰、逻辑一贯和内容丰富的、不同于苏联那一套的哲学体系。”存疑，无疑是张华夏哲学研究的一个起点。他建议青年学生读书应当学会在阅读中存疑，在存疑处尽量深掘：“这往往就是治学真正开始的地方。”张华夏以维特根斯坦、亨普尔等人哲学思想中的著名转向为例，谈到这些哲学大家尚且不畏惧在晚年时候推翻自己以前的理论，更鼓励年轻学者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他说：“我的本体论哲学从批判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开始，写了《实在与过程》（1995）一书，后来又改进自己的观点，承认过程与实在有同样的重要性，写了《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2003）一书。这个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还会继续下去。阶段的研究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研究的过程是永恒的。”
“一揽子主义”：“求真”的内核驱动
众所周知，张华夏有一著名的“一揽子主义”理论。这一思想强调做学问要善于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要懂得触类旁通，广泛涉猎多个领域，哲学辩证法、数学方程式、经济学等等，尝试寻找不同领域间的联系，并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这往往是独特见解迸发的地方。这并不是鼓励年轻学者东捣鼓西挪撺，以各种跨领域的噱头整出一盘乍看之下金玉满堂的“大杂烩”，关键还在于“求真”的内核驱动，张华夏坚定地说：“要么不解决，要么一揽子解决！”追求真理，不能抱守一个领域认死理，执着门户之见，得动用一切资源登堂入室。在他看来，术业或可兼擅，闻道不分先后：“一个人读书并不一定要限于专业，对什么感兴趣就去钻研，学科之间的边缘往往是问题最多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我的《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2010）就是在边缘上奋斗的结果”。
生命不息，求真不止
秉持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张华夏走出了自己严谨且颇有成就的治学之路。回溯他的治学生涯，从1950年踏入大学校门接触经济学开始，一直到退休后的今天，张华夏的学术研究从未中断，从经济学到哲学，从高数到物理化学，六十二年间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游弋各学科领域。
半生执着为哲学，何故？“我要了解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这一点贯穿了我的一生，从来没有改变。”老先生双眉轻蹙，一字一顿、认真笃定地说。瞬间，我们感动无言。先生鬓角的白发在落日余辉中隐隐闪亮，双眸如泉水一般清亮，箭矢一般坚定。这一幕，将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