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观琼：1922年2月出生于广东中山，1946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47年至1950年就读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广东省法商学院社会学系、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工作，1981—1985年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主任兼文物馆工作。曾任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顾问、岭南考古研究中心顾问和民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广西瑶学会顾问、百越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参与编写《黎族简史》、《少数民族服饰》、《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以及广西壮族、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著有《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民族考古学初论》（与乔晓勤合著）、《人类学方法论》、《容观琼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2011年，人类学高级论坛授予容观琼先生“新世纪人类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长期以来在人类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容观琼先生今年92岁高龄，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早期元老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的一生钟情于少数民族研究，为此付出了大半辈子的辛劳，也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成就，至今仍受学界称赞。耄耋老人，经过了怎样的岁月沉潜？如何取得令人敬仰的学术成就？对人类学研究具有哪些贡献？在历史悠久的马丁堂里，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为我们介绍容观琼先生的治学经历与成就。
田野调查：他一直走在最前面
容观琼常说：“我的身体是少数民族给的！”他长期从事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工作，为此走过大江南北，经常翻山越岭，艰难跋涉。在他看来，这个过程锻炼出健康的身体。从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工作训练，到毕业后参与中南地区少数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再到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训练，田野调查贯穿容观琼工作的始终，奠定了他研究的基础，并使之与少数民族结下不解之缘。
记者（以下简称“记”）：容先生为什么会调查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周大鸣教授（以下简称“周”）：20世纪50年代初，国务院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和民族识别的工作，容先生受指派参加了中南地区的调查组，他们的调查范围比较广，中南地区的黎族、瑶族、壮族、侗族等都有调查过，并且是做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后容先生也参与编写《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黎族简史》等调查报告。容先生调查最多的是黎族和瑶族，对这两个民族的民族史、民族迁徙、民族文化都有过较深入的研究。
记：当时田野调查的环境、条件怎样？
周：当时的田野调查有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和艰辛，中南很多地区尚未通车，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上或比较偏僻的地区，有些还是跟外界隔绝的地方，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物质条件也很匮乏。调查过程非常辛苦，据容先生介绍，每次转移调查地点，他都和同行严学宭老师、刘耀荃所长三人组成一支“先头部队”，赶在队伍之前到下一个调查点探点，联系当地居民，向他们借宿、购买食物等，做好后勤工作。
治学路径：他强调多学派综合研究
容观琼求学期间师承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杨成志素有“中国人类学先驱”之称，他不仅在人类学领域上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性作用的研究工作，促进早期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真正形成，而且创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这一研究阵地，培养了江应樑、王兴瑞、梁钊韬、顾铁符、王启树、戴裔煊、容观琼、张寿祺等一批优秀的人类学家，对以后南方人类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杨成志先生在研究中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强调实际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他自身进行过长期且艰难的田野调查，成为第一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中国学者。容观琼读书期间，先后跟随杨成志先生到粤北瑶山、海南岛、广西等地调查少数民族，在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获得田野调查的精髓，打下了扎实的治学基础，并一直将杨先生的教诲谨记于心：“我们的研究路线要用脚爬山开蹈出来，却不要由‘手’抄录转贩出去！换言之，靠自己辛勤跋涉比拾他人被动见闻所得到的原料和素材具有较为切实正确的科学根据。”这句话也成为容观琼治学方法的写照。
记：田野调查在杨成志和容观琼先生的研究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周：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杨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进行调查，在当地学习、研究彝语和“罗罗文”，后来以《罗罗文字与经典》获得法国博士学位。此外他调查过苗族、瑶族、傣族等，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等著作。容先生在杨先生的基础上进行更广范围的田野调查，容先生取得的成果也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
记：学术界向来将杨成志先生和吴文藻先生并称“南杨北吴”，并认为以杨先生开创的南方学派更加重视田野调查和获得第一手资料，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周：从杨先生开始，南方人类学的研究非常注重田野调查，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由杨先生开创的研究方法远远不只这一点。杨先生和容先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强调多学派的综合研究。容先生认为，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同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是相互渗透的，现代研究的很多课题往往牵涉到不同学科的协同攻关。拿文化人类学来说，很多具体的研究需要运用到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多学派的知识，容先生的研究就常常是综合了各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的。
记：容先生在民族学研究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周：容先生最大的成就体现在民族史方面，他是将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史结合起来研究的，在少数民族的来源、迁徙、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等问题上都有不少创见。后来在编选容先生的论文集时，他自己选的文章大多数也是民族史方面的。从人类学的应用方面来说，容先生是本土化研究的一个范例。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食洋不化，容先生能够将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应用得比较好，他着力吸收国外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他学术研究一个较大的特点。
民族建设：他敢于“泼冷水”
在容观琼看来，对少数民族的调查，最终要应用到少数民族的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问题上，他强调调查的科学性，也强调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性。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成为外界社会了解少数民族的一个窗口，对国家设立民族自治区、规划各省区的民族建设、颁布民族政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容观琼本身也参与到少数民族建设规划的讨论之中。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用20年时间赶上80年代的台湾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在很多人看来十分振奋人心，而容观琼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以一个民族学者的专业眼光冷静地看待海南岛的发展问题，敢于泼冷水，这是因为他了解生长在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希望能真正促进少数民族的良性发展，而不仅仅是实现一个个经济目标，少数民族的综合发展才能使该地区真正得到发展。
记：当时在海南岛建设问题上，容先生是持什么样的观点？
周：在容先生看来，当时发布的《海南岛经济发展战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海南的发展，忽视了海南岛具体的人文环境。海南岛有一半面积以上住着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被忽略了，他因此不赞同这份发展战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黎族地区改革的根本出路在改变人》，强调地区的发展还要充分考虑非生产性的因素，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彝族长期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落后的地区，经济水平有限。容先生就认为发展当地经济不能光靠扶贫，那是“一厢情愿”，而是要靠改变当地人的心态和素质来实现。
学科建设：立德立言 以启来者
1981年，在梁钊韬等先生多方奔走的努力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复办，成为国内第一个恢复办学并且具备本科生、研究生招生资格的人类学系，梁钊韬任系主任。其时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容观琼被调回中大，任人类学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容观琼正式调回中大之前，中大人类学系的招生信息早已公之于众，重兴教学、规划课程成为等待着容观琼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当阔别母校多年的容观琼抵达中大时，他尚未来得及走访亲友，便全身心投入到接收学生、安排教学的工作中。此后，安静的中大校园为他提供了潜心学术、总结成果、著书育人的良好环境。
记：容先生回到中大任教以后，其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进展？
周：容先生的很多学术成果是在这个时期取得的，他发表了很多论文，也出了一些书，如《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民族考古学初论》，其中后者被认为是民族考古学的拓荒之作。后来我们将他的部分成果结集出版，有《容观琼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和《人类学方法论》。《人类学方法论》是我们将容先生有关人类学理论、方法论方面的文章进行搜集整理出版的，当时还专门办了个会议。这些文章是容先生根据自己研究的实践、结合人类学理论来写的，是经过自己消化之后写出来的理论研究，避免了“洋八股”的影响。当时关于人类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比较少。
记：容先生在中大人类学系开设了哪些课程？
周：容先生在人类学系开设了一些基础课程，主要有本科生的《人类学概论》和研究生的《民族学与考古学专题（含民族考古学）》等。可以说当时在国内开《人类学概论》这门课的，容先生属第一人。这门课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这在当时国内的教学中是非常少见的，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把《人类学概论》等同于解放初讲授的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那个时候没有现成的教材，容先生上课的内容、讲义都是靠自己设计的，后来这门课的讲义整理之后是打算出书的，书名就叫《人类学概论》，是国内第一本自己编的人类学教材，但是因为出版社人员调动的原因，就没有出成——当时要出一本书是比较大的事。后来书稿中的两章《文化与文化变迁》（上）（下）收入了《容观琼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容先生比较重视教学质量，教学过程中也不断总结经验，在这方面也写过一些文章，如《教学实践给我们提出的课题》，收入《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这本书里。
记：容先生对学生有哪些要求？他注重培养学生怎样的素质？
周：容先生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较广的知识面。有一些研究生本科阶段没有上过《人类学概论》之类基础课程的，容先生都要求他们去旁听本科生的课程，打好基础。容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广，他自己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民族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的把握，他比较强调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因此他也希望学生能拓宽知识面，多了解相关学科的内容。此外他还强调学生要有提问精神，要学以致用。
记：您觉得容先生身上的哪些特质对学生影响较大？
周：在学术研究之外，容先生待人处事的态度应该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最明显的一点是为人谦和，在学生面前没有架子，很有亲和力。还有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前两年还经常见到他去图书馆，退休后他还在继续学习。
容先生二三事
回忆起做民族调查的日子，容先生谈得最多的是少数民族的生活问题，而调查途中的艰辛在他看来不值一提。有一次到黎族地区作调查，黎族人民腾出最好的房间招待客人。即便是最好的房间，家具还是十分简陋。调查人员两三人合用一张床，半夜里竟把一张床睡塌了。大家自以为闹了笑话，十分抱歉，屋主却笑着说，没事，这事经常有！还有一次到海南岛，正值岛上闹蝗虫灾害，调查人员双脚都被虫子咬得红肿流血，疼痛无比，只能躲在屋子里几天不出门。容老说，我们能这样躲几天，当地人却无处可躲。他深深感受到少数民族生活之艰难，一直以来为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竭尽所能，更希望少数民族的生活问题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筹建少数民族文物馆，也是他努力的一项内容。1955年，在多年收集和整理少数民族文物的基础上，容观琼筹建成立中南少数民族文物馆。作为了解少数民族的窗口，文物馆承担着传播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建设的重要功能。此后的几年间，他寸步不离文物馆，为之日夜操劳，亲自过问大小事务，以至于每年暑假只有一两天时间能够回家。工作的繁忙让他难以顾及家庭，说起这个，容老总是对家人满怀歉意。
留学美国期间，容观琼曾省吃俭用买下一套人体测量仪。这套仪器后来一直被视为珍宝，珍藏多年。2005年，他将整套人体测量仪器共7件赠送给人类学系，希望它们在年轻学者手中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容先生从未停止关注学术动态和人类学系的建设，人类学和人类学系的健康发展，是他一生的夙愿。
●容观琼：1922 年2月出生于广东中山，1946 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47 年至1950 年就读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广东省法商学院社会学系、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工作，1981—1985年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主任兼文物馆工作。曾任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顾问、岭南考古研究中心顾问和民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广西瑶学会顾问、百越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参与编写《黎族简史》、《少数民族服饰》、《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以及广西壮族、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著有《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民族考古学初论》（与乔晓勤合著）、《人类学方法论》、《容观琼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2011年，人类学高级论坛授予容观琼先生“新世纪人类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长期以来在人类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珠江学者，担任美国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杂志主编11年，现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杂志和The Journal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杂志主编，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曾担任容观琼先生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