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3年）5月23日，是中山大学楼栖教授仙逝十七周年。缅怀其生前往事，心潮澎湃。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其卓著功绩，光耀千秋。其恩泽教诲，永铭于心。
楼栖教授是我的恩师。1961年至1968年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时，他是我们的副系主任和文艺理论课导师。身为此届学生，我们庆幸当时的专业课老师，都是全国一流的，除了他，还有古文字教授商承祚和容庚，古典戏剧教授王起等。楼栖老师身材虽较瘦小，但双目炯炯有神，精神矍烁。他当年从东德讲学回来不久，仍旧穿着吊肩裤，别有一番风度。他操着浓重的客家口音，讲起课来轻声细语，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从而唤起我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强烈兴趣。
毕业至今，我之所以能坚持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自应感激他当年给我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每当忆及当年文革时中文系某些“革命小将”对他横蛮的迫害，却于今仍深感痛心。文革初期，在批斗“走资派”的声浪中，他作为系领导，自然首当其冲，难逃厄运。造反派冲到其家翻箱倒柜，取出他在国外讲学时的生活照，大声斥之为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接着将其强拉到屋前路边，令其低头站在凳子上，用墨汁在其白衬衣胸前背后写上牛鬼蛇神四字，更可恶的是有人竟把剩墨泼到其脸上，只见他心惊胆颤直眨眼，也不敢用手抹去沁入眼里的墨汁。之后他又被挂牌拉去游街（校）。至于他在抗战期间曾在桂林桂系报纸当过编辑的往事，则成为“专案组”上纲上线、兴师问罪的黑状，备受折磨。
离开母校之后，我曾萌发回校看望恩师的念头，然忙于应付日常杂务，即使偶尔回家探亲，也只是倥偬路过广州，无暇顾及。
1980年，我调到广西社会科学院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主编该院《学术论坛》“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专栏。我开始对楼栖教授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有所了解，由于工作的需要，当即向其约稿。是年底，老师应约赐稿，题为《<广西日报>杂忆》。我如获至宝，遂编发于本刊1981年第2期。这篇文章开门见山写道：“1941年初春，我来到桂林，在《广西日报》任国际新闻编辑，前后不满三年。十年浩劫时，这段历史成为我的‘罪证’之一，问罪没完没了。”为还老师的历史清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我继续搜集研究他的有关资料，并先后在我编写的《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和我主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续集）（漓江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中有所论述。现将楼栖教授抗战时期在桂林的活动及其功绩综述于下。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在此有必要对当年桂林文化城作简单介绍。抗战期间，随着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桂林遂成为联结我国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又因桂系标榜抗日，与蒋介石存在着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欢迎、保护进步文化人。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积极做好桂系的统战工作。鉴此，文人荟萃，人材济济。当时来到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位，其中闻名全国的文化名人近200位，如茅盾、巴金、田汉、夏衍、柳亚子、何香凝、王鲁彦、艾青、艾芜、胡风、黄药眠、秦牧、欧阳予倩、熊佛西、蔡楚生、徐悲鸿、丰子恺、黄新波、关山月、李四光、陶行知、邹韬奋、叶圣陶、范长江、千家驹等。在桂林出版的报纸杂志猛增，杂志有《戏剧春秋》（田汉主编）、《国文杂志》（叶圣陶主编）、《野草》（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主编）、《顶点》（艾青、戴望舒主编）、《国民公论》（千家驹、胡愈之主编）等二百种。报纸有《救亡日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主编）等十一家。桂林的文化团体众多，宣传活动卓有成效，遂以国统区的文化中心而蜚声中外。
正是桂林文化城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吸引了报国心切的楼栖教授。1939年，他在香港教中学，虽然生活远比陷于水深火热的祖国安逸，但“隔江烽火，召唤我投奔故国的怀抱。于是，抖清了满身的粉笔屑，奏一阕《岛上谣》，驼一个梦，奔向遥远”，“祝福自己这份愉悦的旅程”。（见楼栖《风尘草》）于是，他怀抱刚两岁的幼儿，乘船经越南河内到达昆明。把孩子交给妻子后，他便马不停蹄绕道贵阳进入广西柳州，沿途艰辛劳顿。更为不幸的是，他得到爱儿夭折的噩耗。但是，个人的悲哀丝毫动摇不了楼栖教授抗日救国的决心，痛定思痛，激发起满腔的革命热情，他积极参加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从事《广西日报》国际新闻部编辑工作。《广西日报》创刊于1937年4月1日，系桂系所办，该报聚集不少进步文化名人，如总主笔金仲华，主笔刘思慕，采访部主任刘火子、陈子涛（1947年遭蒋介石杀害），副刊部主任艾青。还有韩北屏、陈芦荻、马国亮、楼栖、洪遒、胡明树、吴紫风等编辑记者。由艾芜负责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主编的《文协》旬刊，也在《广西日报》上创刊。郭沫若、巴金、田汉、夏衍、邵荃麟、周立波、艾芜、周钢鸣、司马文森、林林、欧阳予倩、焦菊隐、王鲁彦、黄药眠、林焕平、秦牧、廖沫沙、千家驹、黄新波等经常为该报撰稿。这些文章在宣传团结抗战，揭露抨击日寇侵略暴行，反击汪伪投降势力，支持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与楼栖教授的努力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工作之余，楼栖教授还积极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活动，创作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文章。
楼栖教授著作甚丰，但其自认为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创作，足见其对诗作情有独钟。他是中国诗坛社重要成员。先后在桂林创作发表了《斯巴达之魂》、《七月的烽火》、《枕木·列车》、《别山城》、《春之献》、《定型》、《算盘》、《悼儿殇》、《南方的城市》、《岛国的世纪梦》等诗作。这些诗，感情炽热，节奏感强，激发人民的抗战情绪，如“七七”四周年前夕写的《七月的烽火》（载《广西日报》1941年7月7日），开章便气势如虹，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七月的烽火/四年前在卢沟桥/燃起了烈焰/五千年的历史闪耀着红光/
四百余兆的炎黄子孙/昂头作摇天的呼啸/东方的不愿意作奴隶的/
民族，挣脱了镣铐/广漠的原野卷起血腥风/掠过万里长城/
掠过黄浦江畔/掠过重山又重山/也掠过了黄河的滚滚怒涛/
长江的滔滔白浪/百余年来的血债/要向敌人清偿
长诗《南方的城市》和《岛国的世纪梦》，每诗均在四百行左右，前者系“广州沦陷二周年于桂林”所写，后诗则于1941年除夕，也即香港沦陷之际写于桂林。诗人以饱蘸情感的笔触，讴歌这两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南方的城市”广州和“海上明珠”香港的光辉历史及其斗争精神，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鼓舞国人团结奋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楼栖还撰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其代表作为散文、小说集《窗》，1942年由桂林山城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入作者在香港、桂林等地创作的作品13篇。有散文《窗》、《岛上谣》、《山居恋》、《黄花忆》、《冬》、《风尘草》、《田东行》、《周年祭》、《旧寓》、《阳朔冬旅》、《叔父》和小说《曹宋》、《伴侣》等，作品多数写于桂林。作者在《<窗>后记》中提到，他前期在广州所写的文稿和剪报，曾先后两次被焚毁，仅剩下在香港、桂林之作，“收在这里的，是在祖国过着血腥的日子时写下的散文的一部。我常常感到矛盾：我向往美好感情的和谐，爱自然的绮丽，因此我的文笔有时不免过于轻松和细腻。如《岛上谣》、《风尘草》、《田东行》。这些文章的这样写法，一半也是迁就编辑底脾胃，才给自己底感情以这么大的挤压。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爱纯朴，爱血肉的生活，爱火热的战斗，像《窗》、《曹宋》和《周年祭》，我变得没有这么华丽，也没有那么拘谨了。”文集《窗》出版后，广获好评，反应热烈。桂林唯一的文艺评论刊物《文学批评》创刊特大号上，特发文高度评价，指出：这些反映抗战生活及其感受的作品，“笔触颇为广泛的：有牢狱的诅咒，有自由的呼吸，有岛国龌龊的写生，有祖国抗战的歌唱，有后方人物的素描，有战士英勇的姿态。个人的悲欢连结着时代的喘息，文笔生动多姿，永不会给读者以单调感！”（载《文学批评》创刊号1942年9月1日）其中，写于香港的《曹宋》《窗》《岛上谣》和作于桂林的《伴侣》《风尘草》《田东行》《周年祭》《阳朔冬旅》等篇，被作者收入《楼栖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2月17日写于柳州的《周年祭》（载桂林《大公报》1941年4月4日副刊第8期）文章不长，作者以白描手法，不加修饰，信笔写来，悲情横溢，从儿子还在娘胎“就擎起小拳头慢慢划过腹壁，作颤动的小捣乱”；到“从来不爱哭”，“天真的笑靥象一朵灿烂的蔷薇，记录了全家人的欢乐”；再到“仅仅是两岁的稚龄，你却有惊人的‘狡计’”，“奇特的智慧超过同龄的婴儿”，写尽了儿子的娇憨聪慧，宝贝至爱。随后笔头陡然一转，又抒写了娇儿生不逢时，乱世遭飘荡的悲命：卢沟桥一声炮响，国难当头，“我还不高兴你来时，你却悄悄地来了”。因无法供养，头一年（即1937年，笔者），只好“寄养在九江外婆家”。翌年冬，广州沦陷后一个月，“外婆抱着你饱尝了逃难的苦味，取道石岐来到香港”。“前年（即1939年，笔者），我回祖国时，携你奔逐了几千里的长途”，旅途劳累加之昆明不适的高原气候，爱子终于不幸夭折。望着这山城荒郊的孤坟，作者写下了“黄土的分量于你太沉重，无泪的悲苦于我却太浓”的诗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情透纸背，痛彻心扉！楼栖教授正是通过对爱子大喜大悲的强烈对比，形象生动地控诉日本强盗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言简意赅，不可多得。
在我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湘桂大撤退———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人大流亡》（漓江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一书时，曾搜集到不少当年逃难途中儿童病亡甚或被丢弃的例证，如由田汉率领下的新中国剧社，从桂林撤往贵阳途中，其优秀作曲家费克、曹珉夫妇过安顺时，一双儿女突染斑疹伤寒，相继夭折。经济学家蒋学模八个月大的女儿虽患普通的疳积病，也不能幸免于难，夭折于逃亡路上，只好用小石头垒了个小坟茔，忍痛继续逃难。但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都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楼栖教授此文，无疑填补了空白，弥足珍重。
楼栖教授还撰写了不少杂文、评论，如1942年1月写于桂林的《应考》和1945年6月写于广西八步的《补考》，针砭时弊，文笔精炼犀利，自成一格，也被作者选入《楼栖自选集》中。时评《莫斯科争夺战与近卫内阁的坍台》（载《广西妇女》1941年17、18期合刊）一文，作者针对时下流行的对法西斯势力咄咄迫人的担忧，通过缜密严谨的分析，科学地回答人们关于“莫斯科能守得住吗”的疑问，明确指出：“以苏联一国的军力来抵抗欧洲大陆各国的联合军”，看似寡不敌众，“但兵力的多寡，不一定就是决定胜败的最主要因素，列宁格勒久攻不下，便是一个实例；但莫斯科争夺战的结果，还是留给事实来证明吧。”后来事实有力地证实他的论断的正确性。剧评《看过了<李秀成>》，在指出欧阳予倩编导的《忠王李秀成》的成功与不足之后，对布景也提出独到见解。他说：“布景也是出人意外的的华丽，色调都很强烈，每幕的后面都似乎有美丽的天幕，撩起观众深幽的意境。最难得的是，虽然彩排，但也布置得很快。不过，第四幕的几度换景，我都认为大可商量。观众到了第五幕，已经感到疲倦了。再来几次换幕，不仅是觉得时间的浪费，而且要当心情绪的低潮。”(载《广西日报》1941年10月31日)深得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所乐见赏识。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前夕，中山大学迁往粤北坪石，与桂林文化教育团体交往频繁。据计当年来往桂林或驻桂活动的，有校长许崇清、教授董每戡、钟敬文、洪深、尚仲衣、杨荣国、谭丕模、陈廷璠、鲁默生、邹谦、吴宗慈、朱谦之、黄昌榖、张掖等，还有尔后任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冯乃超、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和教授陈寅恪等。
楼栖教授对他在中大读书时的老师十分尊重。其中令其最动容的是洪深教授。抗战爆发后，洪深离开中大，后赴武汉参加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该部厅长的第三厅第六处，主管戏剧音乐，全力以赴地投身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下，进步文人的处境变得险恶起来。当时在重庆的洪深加之备受病困缠绕，顿感“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见陈美英：《洪深艺术创作年谱》）便举家自杀，以死来抗议黑暗与暴虐。幸亏被郭沫若发现，才得以抢救脱险。此举引起全国文艺界的极大轰动，纷相慰问。远在桂林的楼栖惊悉之余，即撰写了《记洪深》（载《广西日报》1941年3月7日），亲切地回忆起五年前洪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时的音容笑貌，学生们的好评敬慕，最后指出：
“当年如此悠闲暇豫的教授，对人生饱经忧患的剧作家，谁又想到他竟会感到生平用血汗，用脑汁写的剧本还不够，自己在舞台上表演悲剧还不够，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肉在人生舞台上表演最后最悲壮的一幕呢？倘若说一个人的自杀是最后痛苦的解脱，则这样的“解脱”反而是最痛苦的悲剧。一个人生的剧作家，何必将自己的人生如此悲剧化了留自己以毕生的遗憾呢？永远顽健下去吧，没有叫自己为痛苦而牺牲的理由。”表现了楼栖对师长敬惜之深情厚谊。
洪深在住院期间，谢绝了国民党政治部长张治中和朋友所赠的医药费，体现了其狷介生性。而此时，中大即来电慰问并聘其为该校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元，还汇款一千五百元。使之深受感动，决定三月前往履新。洪深康复上任后，更为奋发工作，热心抗战宣传活动。他是桂林最受欢迎的老朋友，早在1937年4月7日曾率领中山大学文化考察团一行十人抵桂，受李宗仁、白崇禧高规格设宴招待，徐悲鸿应邀作陪，第五路军总政训处国防艺术社特献演《回春之曲》并请他讲演、辅导。
复出后，桂林文艺界对他更为欢迎重视，经常邀请他讲座、辅导。田汉、杜宣还与其约好，每年寒暑假或闲暇，请其来桂导演至少两出话剧，从而为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除夕，在田汉和欧阳予倩的主持下，桂林文艺界还特地举行洪深五十寿辰祝寿会，还由各位与会者即兴联句成祝寿诗，诗中还嵌入了一些洪深的剧作名称，别开生面，并由柳亚子即席挥毫写就寄给洪深，为抗战文坛之美谈。
此时，楼栖教授的太太郭茜菲也在桂林《力报》社任职。报社同样集结不少进步文化名人，如总编辑冯英子，主笔邵荃麟、杨承芳、储安平，副刊《新恳地》、《半月文艺》先后由聂绀弩、葛琴、彭燕郊、王西彦等人主编，编辑记者主要有胡希明、高旅、邵慎之、郭茜菲等。师母工作认真负责，敢于直面黑暗势力，抨击时弊，深得好评。当年该报采访部负责人胡希明回忆说：“郭茜菲到《力报》当记者时，刚从中山大学社会系毕业不久。她瘦瘦小小的个子，跑采访很勤快。一个女同志在当时那么复杂的环境下搞外勤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又举例说，当时物资异常匮乏，有些奸商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郭茜菲抓了一条新闻，把一家米铺字号见诸报端，米铺老板寻上门来大吵大闹，情形比较紧张”。后来由我出面据理力争，才平息风波。（胡希明：《风雨桂林城》，载《我的记者生涯》17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师母还创作发表了一批力作，从略不赘。
1944年8月9日，湖南长沙、衡阳相继失守，桂林紧急疏散。楼栖夫妇与何香凝、粱漱溟、陈劭先、陈此生、欧阳予倩、刘思慕、金仲华、千家驹、高士其等先后撤往桂东昭平、八步。是年11月1日，《广西日报》（昭平版）创刊，楼栖教授继续在《广西日报》工作，坚持抗战宣传活动，以笔当枪，战斗不息，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广州。事实胜于雄辩，楼栖老师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干将，为祖国抗日救亡伟业殚精竭虑鼓与呼，功标青史。
楼栖教授对抗战文化运动贡献如此斐然卓著，对师长如此尊崇虔诚，对学生则关怀备至，尽心扶掖。本人便是其中一名受益者。1985年3月22日，当时我已从编辑部调去筹建、成立该院文学研究所，应邀到桂林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成立大会”。会上，我意外见到了与会的恩师楼栖、郭茜菲伉俪，欣喜若狂。一则能有机会与恩师促膝谈心，了解他这些年的生活状况并向他汇报我的工作情况；另则我刚好在完成国家“六五”重点课题《桂林抗战文学史》（该书出版后先后获国家、省、市多个奖项），恰好有些问题需当面请教他，机会实属难得！阔别多年，楼栖老师风采依旧，热情洋溢，对我所提诸题，不厌其烦，有条不紊地逐条作答，我也录音留念。对于恩师当年在桂林的抗战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我加深了认识，更心生敬意。值得庆幸的是，此次不仅留下了与恩师夫妇珍贵的合影和录音带，还喜获恩师的墨宝（见右图）：
冷雨埋春早
悄然抵桂林
漓江游半日
竟惹病相侵益群弟留念楼栖1985.3.26.
桂林地处桂北，虽说是阳春三月，但气温仍较低，尤其遇上绵绵阴雨，更是春寒料峭，容易感冒。楼栖老师到桂适逢此天气，致伤风感冒，清涕直流，但他仍耐心回答我的提问，且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写完此打油诗之后，他竟边朗读边解释，憨态可居，幽默风趣。我终于看到了恩师有别当年课堂上严肃认真的另一面。
自此之后，我与恩师楼栖教授的接触日趋紧密。翌年，我调往深圳市委宣传部，离开前适逢广西社科院评审职称，鉴于我的商调函被院领导压下两年多不让走，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放行。我不能再等职称最后确认再走，担心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只好由院职称办将我申报副高职称有关材料（包括本人学术成果、两位专家鉴定书和院评审委员会投票通过的结果证明），随后转到新单位重新评审确认。广东省社科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规定从外省转来的专家鉴定需再由广东省内一位专家评审确认。我刚回广东，人生地不熟，而楼栖教授对我进行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比较熟悉，由其鉴定确认最为对口合适，于是只好又求助于他。先生不厌其烦，以扶掖后进之精神，于1987年10月9日为我申评副研究员职称作了鉴定。
不久，我的副高职称获通过，我当即去信向恩师报喜并致谢。楼栖老师也立即复信。1988年3月29日来信如下：益群同志：
信和附件已收到，你为了写书患病，现已康复，今后诸希珍重，要劳逸结合，我国中年知识分子，健康大都不好，值得注意。你提升副研究员，已获通过，有这么多学术著作，不会出问题的。《桂林文化城概况》中《广西日报》部分，我记得黎蒙接任社长后，主笔是金仲华，其妹金端芩任记者，编辑还有洪遒，我和马国亮，胡明树没有编过副刊，副刊编辑是艾青、陈芦荻、韩北屏，当时姚苏凤还有一上海人，姓名我忘了。后来《广西日报》（昭平版）副刊编辑我记得是陈闲。记忆有误，仅供参考。
茜菲于去年十月间乘公共汽车回避自行车急刹，把她从后座弹起来，摔落在（地）板上，后脑受伤，加上脑动脉硬化，颈椎骨增生，经常头晕，有时不能起床，历时五个月，最近大有好转，可以起来走动，头也不那么晕了。
匆复不尽，顺祝春祺
又：代抄旧作，谢谢！楼栖三月二十九日
之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我从中获益良多。楼栖教授在我眼里，已由一般的师生关系，进而上升为良师益友。1995年6月，楼栖老师寄赠新出版的《楼栖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并附上字条写道：“此书曾寄去通心岭12栋105室，被退回，‘查无此人’，现再寄”（按：因搬新址）。新书刚出版即一再寄我，不厌其烦，足见先生对弟子之厚爱！
1996年4月2日楼栖老师又来信：益群同志：
读来信异常高兴。多年来你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收获丰盈，令人敬佩。大著倘已出版，望能寄我一册，以便拜读。
来信提到十多年前在桂林时的录音带，早已淡忘，无从回忆。你准备整理出来，结合当年拙作，写成文章，盛情可感，顺致谢忱。去年十月，你因公来穗，夜访旧寓扑空，我深为不安。我搬家多年，疏于问讯，使你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深以为歉！我家新址：中大蒲园区621—102。我家电话：中大总机转1216。
我今年84岁，去年12月病了一场，住院20余天。风烛残年，前途路短，这是自然规律。
匆复不尽，顺颂春祺
楼栖 4月2日接恩师情真意挚的来信自然高兴，但其病弱之躯和字里行间所流露出对人生苦短的嗟叹，却着实令我有些郁闷。殊不料这竟是恩师留给我的绝笔信！尊敬的楼栖教授突于1997年5月11日急病入院，因抢救无效，于5月23日早8时在广州不幸仙逝，享年85岁。噩耗传来，潸然泪下，不胜悲痛！因忙无法前往悼念，遂发唁电表哀悼与慰问。6月9日，收到其家属，夫人郭茜菲，儿子启苏、启光、启明，女儿纪平联名的《答谢信》。
悲哉！恩师驾鹤西去已多年，眷念之情情未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值元宵佳节，敬请恩师在天之灵，接受弟子虔诚拜谢：叩谢恩师教导、提携之恩，没有您的教导指引，我不可能毕生坚持文学研究；没有您的关照，便没有我如今菲薄成就！
写于2013年5月22恩师忌日前夕，
改于2014年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