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潮州，却在深圳光明落了脚。从香港大学博士毕业时，手握几份境外名校的offer。一位前辈说，去看看深圳的中山七院吧。我从光明城高铁站走出来，天很蓝，山很绿，医院大楼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中山大学四个大字在阳光下特别闪亮。
我留了下来。后来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想，一个医生的去留，有时并不取决于多么宏大的理由，只是那片土地刚好让你觉得，可以踏实做点事。螺丝钉很小，但拧紧了，心里踏实，就不晃。
肿瘤科的日常，并不安静。走廊里永远有人在走，家属攥着报告单来回踱步，护士推车的声音、呼叫铃的声音、病房里压低嗓门又忍不住追问的声音，混在一起。谈话间里，病人听完方案会沉默几秒，然后抬起头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那句话里有一种东西，比任何豪言壮语都重——是不肯放手。
有一位患者的母亲，孩子出院时哭倒在我怀里，说满世界求医问药花光积蓄，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祖国、在深圳在中大得救了。我扶着她，心里想的是：一百六十年传下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一种把走投无路的人接住的习惯。
但有些声音，是让人不安的。在云南凤庆义诊，我遇到一个肺癌晚期的女孩，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她四年前就查出早期肺癌，因为不懂、也不觉得要紧，一直拖着，再来时已经全身多发转移。她说，要是有人早两年告诉我就好了。那句话我记到今天。
一个肿瘤科医生如果只坐在诊室里等病人上门，等来的往往已经是来不及的人。后来我们在凤庆建了方烁科普工作站，先后带领100多名不同领域的专家，跋山涉水，在滇西边陲跋山涉水送医送药科普下乡。在那些没有症状、也没有人提醒的年月里，一句听得懂的话，可能就是一条命。工作站至今线上线下健康科普近六百场科普，惠及近六万人次，先后获评深圳市健康科普典型案例和志愿服务优秀案例。而我一直忘不了的是那个同龄女孩的声音。
2023年，我相应深圳市对点帮扶的号召，带团队驻点潮安区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潮安是老家，回去做帮扶，心里多一层分量。当地肿瘤防治基本是空白，我们从零开始建肿瘤防治中心，走“输血”加“造血”的路子，目标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中心建起来后，我们在当地铺开早癌筛查，前后覆盖九万余名群众，把过去要跑到外地才做得上的检查，留在了县里。有位七十多岁的肠癌患者，家人想带去广州深圳，老人经不起奔波。我们连夜赶到潮安，第二天在县医院就把手术做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到具体一个人身上，不过就是“别让他们再跑了”这几个字。这些事单拎出来都不算惊天动地，可一件一件做下来，患者少跑一趟路，基层多留下一分底气，就是一个年轻医生对“担当”二字最朴素的回答。
每次深夜从医院出来，路过七院对面的欢乐田园，混合稻香的晚风吹拂着车内的手稿，远处科学城的灯光与星空交相辉映——这恰如深圳光明的缩影：在科技与乡野的接壤处，为奋斗者预留诗意梦想。中大医科一百六十年，靠的就是一代代人把自己拧在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这一代人运气不错，平台、资源都向年轻人敞开。这些东西不是凭空来的，是前人一点点攒下、递到我们手里的。接过来，心里是暖的，也知道分量。能做的，就是把手里的事一件一件做实。我还是愿意继续踏踏实实做一颗永不松动的螺丝钉，拧在病人需要的地方，拧在基层需要的地方，也拧在中大医科一代代往下走的路上。
（作者系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党委委员、肿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