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底,带着好奇、兴奋和忐忑我踏上了伯克利的土地,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交换生生活。伯克利是位于加州北部,临近旧金山的一个小镇。全美最顶尖的公立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座落在这个植被茂盛,气候宜人的小镇上。
一、不一样的学习
初到伯克利,就被“兵荒马乱”的开学选课周着实吓了一跳。伯克利每学期开学的前两周,是被学生称为“class shopping”的时间。学生会试听很多门课程,在一一比较之后再确定最终的选课结果。因为伯克利优先保护本校生的选课权利,所以我们交换生只能在伯克利学生都确定选课结果之后,才能去“抢占”剩下的座位。 交换生们有至少要选三门课程的最低要求,不然签证方面会出现问题,因此为了确保能选够课,交换生都要选几个“备选”课程。为了兼顾最心仪的课程和“备胎”们,几乎所有交换生都只能在开学第一周同时上五六门课,并且完成这些课的阅读材料。在教学楼间暴走和埋首在阅读材料堆中是我在伯克利头两周最主要的活动,加上繁琐的注册手续和初来乍到的生活琐事,生活太过充实,以至于朋友问我想不想家的时候,我只能无奈地回答,没空想。
在伯克利的学习是非常快乐的。我只选修了三门社会学系的课,因此相较于国内,可以在每门课程上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学得更细致、深入。加之三门课都是感兴趣的科目,学起来也就非常带劲。博雅的学习对于我适应伯克利的教学帮助极大,当其他中大交换生还在为巨大的阅读量叫苦不迭的时候, 博雅教育的锻炼使得我可以轻松地迈过“阅读材料”这道坎,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理解具体的课程问题上。
伯克利给一些学习任务比较重,学生比较多的课程安排了讨论课,讨论课一般每周两次,由博士生担任的GSI负责组织。讨论课一般旨在梳理课堂上不易理解的知识点,在确认大家都理解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延伸。对于我来说,讨论课是融入美国大学课堂的重要方式。在课堂上听到的基本都是老师的想法,在讨论课上,才能更多地接触到美国学生的想法,和他们进行交流,且很多知识盲点往往是在讨论中显现的。
班里的学生由GSI们“包干到户”:作业、考试均由相应的GSI批改,论文指导、学习问题也基本找GSI解决。在我学习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这门课程时,GSI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因为历史知识匮乏,而且之前没有社会学方面的培训,理论基础全靠一边上课一边补,所以有时材料看得半懂不懂,上课时也偶尔 “断片”,幸好有GSI课后的帮助,帮我理顺了很多被混淆的知识点, 也更正了很多误区。教授的学生很多,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人;而GSI则会留意他们负责的每一个学生,指出他们学习中的问题,及一些知识上的误区,让我受益匪浅。
此外,伯克利有很多的学生志愿组织和互助项目,我最欣赏的是他们的writing tutor program。每天固定时段会有一些写作能力强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在学习中心帮助辅导论文或者作业。需要帮助的学生到现场拿号排队,每个人可以获得半个小时左右的辅导时间。我初到伯克利的时候,因为不熟悉英文写作的格式和文章布局,第一次作业分数特别低。writing tutor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让我的文章条理清晰了很多,分数也自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二、不觉而生的赤子心
在美国的这半年,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美国学生认真、好学的态度。尽管老师从不点名,但是(除了期中考的那一周之外)所有课程的学生出勤率非常高,旷课的人很少。课上看自己的书,讲话的基本没有,大家都在很认真地听。每周的office hour也是排得非常满,经常预约不到。学生们选课也从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方向,只要感兴趣的,都十分认真地学习。伯克利共有大大小小二十几间图书馆,还有专门的本科生自习图书馆。这些馆内的自习座位即使在非考试周,上座率也非常高。每天晚上,图书馆内有一半以上的位子是满的。
大学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人才来源,大学生不奋发,国家又怎么强大。我很庆幸我的大学是在博雅学院度过的,博雅学风很正,大家都认真好学,自我要求高。
大家都说,出国后会比较爱国,的确是这样。在国内,爱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看着诸如贪腐、污染、道德败坏的现象,对中国也充满了恨铁不成钢的愤懑。可是身在异国他乡,中国人就成了我身上最显著、最突出的标签。陌生人之间谈论到我,不会说that girl in black, 或者that girl with pony tail, 永远都是that Chinese girl……,于是突然间就有了一种使命感,觉得我代表了国家的形象,而且要努力维护国家、民族的形象。
在美国,适逢华人群体举行抗议ABC节目中“杀光中国人”言论的活动,ABC的恶劣态度和华人的团结每每激起我心中的赤子之情。但是,每当我看见唐人街质量低下的产品和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心中又觉得五味杂陈。如何让身在海外的华夏儿女腰板越来越硬,越来越为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如何能让西方人对中国人这个群体,这个民族肃然起敬?我能为此做什么?你又能为此做什么?
三、“另类”的老师
我在伯克利接触过的老师都非常友善,也都很耐心,他们都非常可爱。既有超爱笑的土耳其帅哥,也有在讲台上蹦蹦跳跳的组织社会学老师,还有我最喜欢的性别社会学老师。
性别社会学的老师叫Jill Bakehorn,她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大学教师的既有认知。Jill留着红色挑染(后来变成了紫色)的莫西干头,夸张的耳环,左手手臂上覆盖着超大面积的彩色纹身,每天的衣服、鞋子都是精心搭配的,富有特色,色彩斑斓,还有七八块形状、颜色各异的手表搭配服装。如果不是在课堂上见到她,我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任教于全美高校排名第一的社会学系的老师。
虽然穿着另类不羁,但Jill在工作上却非常严格认真。比起其他老师宽松、欢快的教学方式,Jill对待教学和作业一丝不苟,极少在课堂上开玩笑,还会厉声责备在课堂上讲话的同学。但私下里她对同学们也非常亲切和蔼。
喜欢Jill,除了她本人的因素外,还因为她教授的这门课给我带来了很多启迪。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把嫁人视作女性人生的头等大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少奋斗20年”等观念至今仍然是很多女性笃信的“箴言”。对外表的过分重视,以及对浪漫爱情,对被保护的渴望在同龄人中非常普遍。可是因为外婆的缘故,我自小就对这种思想很排斥。
我的外婆是一个聪慧通达的女子,可因为家里重男轻女,被迫早早辍学,嫁人的时候她选了虽是富农出身,但是来自书香门第的外公。但婚后的生活却很不幸福,外公在她面前脾气暴躁,大男子主义,让外婆蒙受了许多痛苦。我一直认为,外婆的不幸,皆因为被旧社会的封建思想所害,没机会接受教育,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生活在21世纪的女性,教育已经得到普及,亦没有阻碍女性独立自主的制度、风俗约束,为什么还要将自己的幸福寄于别人身上?这等于是牺牲独立人格换取经济上对他人的依赖。
在性别社会学的课堂上,我学习了系统的性别平等的理论,了解了男女平等观点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定了自己原先的信念。同时也认识到无论是成为事业型女强人还是相夫教子,皆是各人的选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可以轻易蔑视他人。但是每个女性都应该知道自己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传统文化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引导,被动地放弃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因此,我决定将性别社会学作为学习方向,去发现更多性别和性向中不平等的现象及其起因,尽我所能为性别平等去做些渺小的贡献。
四、校园之外
除了学校里的心得与收获,校园外的体验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感想。美国对残疾人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感触颇深,每个细节都洋溢着人性化的关怀。残疾人的电动轮椅基本由政府出钱配备,所有的公共设施,都有考虑到残疾人的需求:几乎所有电梯和推门都设置了方便坐轮椅人士使用的开关,公共汽车都配有针对轮椅的升降装置……在乘坐公交车时,每个人都会安静地等到司机将残疾人士的轮椅固定好才排队上车,对待残疾人的态度非常友善,甚至会比对待一般人更热情,但是这种友善是一种基于平等的尊重,而非怜悯或同情。
当然,美国人民也不总是热情友善的。受到加州淳朴热情民风的影响,我在伯克利养成了跟陌生人打招呼的习惯,但是在纽约,我的“Hi”常常被无视或者换来诧异的目光。纽约人乱穿马路无视红灯的行为也让我非常讶然,看来不遵守红绿灯并不是什么欠发达地区人民才有的陋习嘛。
另外,虽然美国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国度,但是偶尔遇到的几次歧视还是让我很生气。不过仔细回想起来,这些歧视都来自美国社会底层的墨西哥人或者黑人。理论上讲,受歧视最多的人群,应该最痛恨歧视;但事实是,越是受歧视的群体,越喜欢通过歧视他人来满足某种病态的虚荣和自尊。这还真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