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编》为容庚先生萃毕生精力撰集的我国第一部专收金文（指殷周青铜器上的铸刻文字）字形的专著，该书率先收集铜器铭文中的单字，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严谨的商周金文工具书。自1925年初次出版以来，就一直在国内外学术界备受推崇。
此后容庚先后对《金文编》做了三次重大的修改与补充。计有1939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1959年科学出版社增订本。自1979年起，因容老年事已高，且其助手马国权调离，遂将摹补修订的后续事宜全部交由张振林承担，经过其5年的艰苦努力，第四版《金文编》于1985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如图）。全书共引器目3902器，正编收2420字，附录1351字，正编附录共收3771字，连重文全书共摹录24260个字形。新增加的字3/5由容老20余年陆续增补，其余2/5由张振林增补。其严谨充实、与时更新，是自一九五九年第三次修订出版后二十多年间考古与古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于1987年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2年获国务院新闻出版署颁发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出版图书二等奖。
1958-59年全国高举“三面红旗”，大放“卫星”；为了解放思想，扫清大跃进的障碍，大批“右倾保守”，“拔白旗，竖红旗”，“批白专道路，走红专道路”等等名义的群众性的学习、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各个单位、学校都要自觉联系实际，提高到政治立场来认识问题。因为容庚教授在课堂上宣扬“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其本意原是教人做人要诚信、开源节流、勤奋、刻苦，容老常以自身经历为例，说他从一个中学生变为古文字专家,说容易也很不容易，需要搜集很多资料、读很多书，还须机遇和专家提携等），于是成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批判的走白专道路的活靶子。 又因容先生经过二十年积累修订的《金文编》第三版,正好在1959年出版发行，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评论。有些字别的专家认为已识，容先生认为未识而置之附录。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本是正常现象。可在那时的舆论氛围中，所谓“认字保守”也就成为学术上不跃进的活标本、跃进的绊脚石了。
那时我还是离开农村不久的年轻学子，既希望国家全面大跃进，很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但对自欺欺人的吹牛皮又很反感，还与七八位来自农村的高年级同学，在虎门寨食堂门口晒谷坪上，围着基层蹲点的省委陶铸书记，质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的科学性，对合并十亩好稻子于一亩，制造亩产五千斤的“卫星”的做法，提出“劳民伤财，反蚀几百斤稻谷”的批评。所以当每一次学习、批判会后，要容先生表态，听到容先生总是说“你们没能说服我。要我说服气，等于说假话”，和看到容先生心里很不服气，却又没有理论的反驳，只是干着急时，年青的我心里老是有个疑问：少数服从多数，群众运动，是否总是代表真理？能用六书造字法解释的符号，好像“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牛头、老虎，是不是即可以定位为已识之字？这些疑惑只能藏在心里，是不能说出来的。于是产生了“我要学点理论，研究点理论”的幼稚愿望。直至1961年我当了容先生的研究生后，这种想法愈发强烈，既害怕将来自己认识的字少，被人批评“保守”，难于应对，也想弄清容老屡受批判、劝谕仍不妥协，除了脾气倔强外，其死命坚守的做人做学问的精神底线是什么。心想只有掌握批判的武器，才能进行武器的批判。
世事难料。想不到二十多年过去后，容庚先生刚去世半个月，在国家级的立项答辩会上，就有人提出容先生的《金文编》收字保守，很多学者一致认识的字，容先生还是当作不认识，不能很好反映学术研究成果，要我当场答辩，就敢不敢违背老师，表明态度。这是环境逼出来的一次让我代替老师答辩的机会。
那是1983年3月下旬，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全国语言学学科规划会议”，对12个语言学科“六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进行立项答辩和工作计划审查。会议特邀王力、吕叔湘二位老前辈为顾问。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七人，以李荣、朱德熙为正副组长。还有来自国家和一些省的社科院、20所大学，和七间出版编纂机构的专家学者四十多人。我首次参加语言学界会议，到会者绝大多数比我年长，都是首次见面。
3月20日学习、讨论会议文件。21-23日对其他11个项目进行答辩。在国家级的答辩会上，教授、学者们都彬彬有礼，客气地提问题，积极地提建设性意见，展示出文革过后对同行专家特有的“乐见其成”的友情和期待。
24日早上参观晋祠。午饭后，我带着会议文件到会场，知道是最后轮到我汇报答辩了，但心情一点也不紧张。我在五层阶梯式代表席的上边第四排，随便找个位子坐下。会议厅中央有一张乒乓球台那样大的桌子，面对阶梯代表席，三面坐着领导小组成员、顾问和几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领导小组组长李荣宣布开会后说：“去年初定‘六五’重点项目时，没有列‘《金文编》增订’项目，后来知道容庚先生自《金文编》第三版出版后，二十多年来花了不少心血补充修订《金文编》，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其学术质量大家都相信有保证，目前市场上又很急需这类的工具书，所以领导小组决定新增一项专门性学术工具书——‘增订《金文编》’。《金文编》大家都很熟悉，会议就省去‘立项的必要性’议程。大家尊敬的容庚先生半月前已经去世，我们就邀请了容先生选定的学生、合作者张振林先生前来参加会议。看大家对此项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Y教授是领导小组成员，坐在大桌子左侧。他向着面对代表席的组长昂了一下头，以示要求发言。李荣点了一下头：“先生说！”于是Y先生坐着，侧身向着代表席露出客气微笑的神情说开了：“刚刚逝去的容庚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之一。他的著作《金文编》，是我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曾称赞当年有四位青年古文字学者，又说过容希白、商锡永用阙疑待问方法尤严的话。也就是我们这几天一再强调的学风严谨。”Y先生望了一下正副组长，李荣、朱德熙都连连点头肯定Y先生说的对。因为李、朱二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导师唐兰先生，正是当年王国维赞赏的四青年之一。
接着Y先生话锋一转：“经过‘文革’，社会风气浮躁，所以对中青年学者特别提出学风要严谨。但是容先生不同，似乎严谨得过头了，以致有好些学者，包括几位与他同辈的老专家和一些中年学者，都曾批评容先生保守，学术界一致认为早已经认识的字，他还是谨慎地放在附录待问，例如大家一眼就能认识的像牛头形的象形字‘牛’。”Y先生再次将头转向李、朱二位组长，放低声音说：“好像唐（兰）先生、徐（仲舒）先生都发表过文章。”李、朱点头称：“是！”代表席上也有几处小声议论、附和。我忽然意识到，我要答辩的对手，不只是Y先生，还涉及会议领导及其导师等一批老年中年专家，我必须分外谨慎对待。同时又让我想起1958-1959年全国开展的“红专大辩论”，以及容老不能接受“保守”批评时的愤怒和无奈的表情。
Y先生再转过头斜眼往上瞟了一眼代表席：“我想问张振林先生的是，容庚先生生前有没有给你，改变他的决定的准许？也就是你有无权力改变？”停顿一会，看看主席台各位先生后，接着又一板一眼地说：“张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水平，有没有胆量，在你导师不在的情况下，敢不敢吸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将附录里一些已认识的字，提到上面正编里？”当时整个会场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代表们惊咋地听着几个用强调语气说的“有没有”“敢不敢”，都将疑惑的眼光投向我。前几天所有项目的答辩，从未出现过如此的拷问。
当李荣组长问：“张振林先生，你对Y先生的问题有何回答？”时，我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想到我不应为Y先生的无礼逼问而生气，学术上不是以敢于背师而随众就算进步，于是我定下心来，临时决定改用谈学习心得形式，心平气和阐述我的观点。反正没有发言稿，怎么想就怎么说，控制在20分钟之内就是了。当人们将话筒传拿到我面前时，李组长大概是想改变过分紧张肃杀的气氛，挥手示意让我坐下说，给我以老年答辩者的特许礼遇。
“Y先生提到的问题，我不能代表容先生答辩。容先生未对我作过任何许诺。我只知道容先生在我的毕业论文的评语中，在肯定了我对一些字的考证成果后，曾说过‘言过于师，方堪承受。其他字的考释虽言之有理，但尚缺充足证据’这样谨慎的话。我作为学生和指定的合作者，深知老师字字事事都严谨，从不轻易附和他人或许诺他人以代表他的权力。因此只能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个人的学习感想吧。”
“1958至1959年，像全国一样，我们中大中文系曾开过很多次红专辩论会和大跃进会，常有师生批判容老保守顽固。容老只是说自己秉性顽强，不是顽固，因为对方未能用充足理由说服他。1961年系领导分配我和另两位同学做容老商老二位老教授的研究生。我们去导师家报到时，容老一面高兴地欢迎，同时又楼上楼下来回几次，搬出《金文编》三个版本及其原稿出来，对我们说：‘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修改补充，现在还有一千多字不认识。容易认识的字，会读《说文》和《古文四声韵》的人，都能认识，不算发明。专家们都不认得的字，需要有很多方面的知识积累，需要新的出土材料和聪明灵活的头脑，说不定终老一生只能考证成功几个字，对读通几篇铭文有帮助，对工业农业生产大跃进毫无帮助。当今青年厚今薄古，不屑跟着厚古薄今的老师学呢。’我们知道老师在说气话，都说我们是真心实意向老师学习的，希望老师安排学习任务，以后多批评指教。接着，容老翻出二版《金文编》的附录给我们看，里面尽是不同颜色和不同字迹的批语，年龄从大的杨树达、郭沫若到小的陈梦家、张政烺，八位名专家考证认识的字，已占上下附录三分之二强，有好多字专家们的认识也有分歧。容老说：‘他们已认识那么多字。我只采纳了两个字，第三版移至上面正编。我不能人云亦云，我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广州街上文具店门口招牌画着一杆毛笔，大家一看就明白是卖毛笔等文具的，但那是个笔字吗？’老师说话的意思我们都清楚，一是古文字领域还有许多未解之谜，须一代又一代的有志者接力解决；二是要求新的入室弟子，不要在保守跃进的争辩中人云亦云，要多问个为什么。”
“现今在场的前辈老专家都知道，我的老师不善理论言辞，脾气倔强较真，不服批判，往往只能干着急。我当研究生期间，在抄写完《说文》和《金文编》后，就意识到《金文编》并非简单依据《说文》体例剪贴出来的金文字汇。我把它当教科书来学，发现其选字、考释的选择、位置的安排，都是遵循着某种严格的规则进行的，只是我们的老师没用理论语言说出来。于是我就寻找报刊中批评容老的文章来看，包括政治的、学术的、新闻报道或简报，了解相关的理论观点和材料，与‘容老保守’的批评和容老反驳用的毛笔画比喻之间有何关联。1963年看了电影《李双双》，触动了我的灵感。李双双被选为妇女队长，要出门参加生产劳动，用粉笔在门上画了一只鈅匙，下面写着‘在老地方’四个简单的字，第二行又画了一个竖着羊角辫的丫头，跟商代铜器那个牛头画很相似，下面写着‘在四婶家’。她的胆小怕事丈夫孙喜旺回来看了，苦涩一笑，伸手便摸着钥匙。他的伸手动作，活像画一个箭头指向右上方门框。李双双不是仓颉，古人也不可能人人是仓颉。李双双的留言，从符号学角度可以得到理论解释。钥匙画、丫头画和容老说的毛笔画以及铜器上的牛头画一样，虽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人们一看就懂，却非象形字，只是图画符号，不与汉语单音节产生固定的读音和词义联系，也与同时代的文字符号表现方式迥异；钥匙画不读‘键’呀‘钥’呀、丫头画不读‘女’呀、毛笔画不读‘笔’呀，更不是一个符号读两个音节，大家容易理解，牛头画既不是一个符号读成‘牛头’、‘牛族’或‘牛之头’，也不是以偏代全的造字，不可读‘牛’，因为它未能与象形字的‘牛’组成演变的完整链条。西周后期多件虎簋中的“虎”图，使用了西周中后期龙凤花纹常见的工艺美术表现法，也只是个孤立的图画符号。而其他象形字的‘象’、‘虎’、‘鸟’、‘鱼’、‘山’、‘水’、‘艹’、‘木、’‘人’、‘口’、‘耳’、‘目’等等，都是可以找到演变成线条化文字的过程的。况且有牛头画的大鼎，出自殷商王室墓，里头尚残存牛骨，表明该鼎是王室专门用于太牢祭天地时烹牛用的。箭头是指示标记符号，商代铜器中也有，不能读，只能理解成‘箭头’或‘朝这方向’；就像胡同口立的广告，‘圆圈中间一横’，它不是美术体‘日’字，不能读表太阳的‘日’，它是交警和司机们熟悉的法定标记，意为机动车不许入内。所以不是所有‘视而可识，察而可见’的就都是指事字。不错，古人用“六书”法造字，但不是所有能用“六书”法分析的符号都是文字。尽管人们能理解符号的含义，但文字符号、图画符号、标记符号还是必须区分的。其关键是，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是汉语民族约定俗成，每个符号都有其与语词相联系的固定读音和意义，其符号形体发展变化也是相传有序的。”
“除了上述要划清三种符号的区别外，我注意到，人人都声称自己使用二重证据法，但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是有差别的。好像专家们对附录中的七、八百个字提出了看法，我们也可以对他们的依据提出自己的疑问，如形体变异和笔画增减是否合理？语音通假的根据是否可靠？各人对上下文语义的理解是否相同？推勘方法是否准确？学者们思维习惯不一，把握宽严各异。例如容老的老朋友郭老——郭沫若，大家都很熟悉，他考释字时常用上下文推出可能的字义，用通假法定音解字，既有很多建树，也常天马行空失之宽泛。我认为，这些都与思想解放或保守无关。学术上应容许不同意见存在，可以要求作者‘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要求作者、编者各负其责，但不必强求定于一尊。”
“上面汇报了我的学习感想，请专家领导和同道学者们批评、指正、帮助！”
静寂了一会后，李荣组长问：“有没有人发言？”约莫又过了一分钟，还是鸦雀无声，于是宣布休会十分钟。
坐在上面第4第5排的代表，多数就近登上二楼，三五人一群，在长长的走廊上，分成几群在议论着。我和多数代表都不熟悉，推测他们也许会议论我的表现，于是独自走到走廊一头，凭栏观看外面风景，缓一下刚才绷紧的神经。这次会议刚认识的武汉大学的高个子张先生，走过来对我说：“Y先生那瞧人不起的斜视和特别刁难的用词和语调，令人很反感。学术讨论答辩，哪有问人有无权力、有无水平、有无胆量的？我和我旁边的人都替你捏一把汗。你的回答太好了！说的是自己的感想，但运用新的符号学理论，十几分钟就把一大批老权威都不点名驳倒了，大长了我们中青年的志气！”我说：“是吗？容老被人贴了保守顽固的标签，二十多年一直没有个辩白的机会。我只是想把问题说清楚，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谢谢你的关心支持！”猜想到会的中青年学者主流学风应是严谨的，老是听到浮躁的批评，心里不好受，故有那大长志气的说法。
十分钟后复会，李荣组长宣布：“项目答辩已完。晚上为填写项目协议书时间。领导小组会前通知张振林带已完成的手稿来审查。我们领导小组和顾问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昨晚看后，一致决定在此会上传阅，让大家看看张先生是怎样一笔一画不苟且地搞科研的。第三版原有的字，张先生重摹过，新增的字是用摹本剪贴，可一眼看清。传阅前，请大家先检查自己的双手有无墨水 或茶水，千万不能玷污人家的手稿！”传阅完，李组长宣布散会前说：“填写协议书时，增补《金文编》项目的主持人，就填容庚、张振林，不要填写其他无关的人了，不要挂虚名。其他项目也一样，要填写干实事的人，有事才好找。”跟社会上急功近利邀名求财的浮躁之风迥异，领导小组这几句不客气的务实负责要求，叫人听了心里踏实，并产生随时准备接受审查的责任感！
注：张振林教授，1939年生，广东兴宁人，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1957年至1965年在中大中文系读本科、研究生（四年制），曾任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编后语：张振林教授的答辩，揭示出，容庚先生的金文分析研究，比同时代许多专家都更深刻细微；容先生不怕批判，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是他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对科学真理执着追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