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一部印装古雅的《丹霞山古摩崖碑刻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山大学图书馆与丹霞山管理委员会合编，一函三册，分别为别传寺卷、锦石岩卷与山外卷。每件拓本均附有录文与对镌刻地点、尺寸、年代、作者的说明，内容丰富，识读精审，为人们研究“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山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此书从策划编集到正式出版，历时十年，工作艰巨异常，任务能够完成，与主其事的中国古文献研究所仇江老师锲而不舍的努力分不开。
丹霞山与中大因缘非同一般。“丹霞地形”这一概念最早就是由曾任中大地质系主任的陈国达院士于30年代提出的；而40年后给它冠以“丹霞地貌”术语的曾昭璇教授，也是中大的毕业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丹霞痴”之称的地貌学家、中大地理系黄进教授为研究丹霞地貌而呕心沥血，成为了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丹霞地貌的第一人。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将“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目录”，“申遗”的第一功臣，即为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的彭华教授。如果说上述先生为丹霞山成为“科学名山”而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话，那么在使丹霞山成为“文化名山”方面，出力最多者则是仇江。
仇江与丹霞山结缘于2001年。是年清明他与本校的几位老师结伴考察丹霞,访问了别传寺，并拜谒了该寺的开山祖师澹归禅师与首任住持天然和尚的墓塔，二人均为清初的著名遗民僧。他在感受到丹霞山历史厚重的同时，也觉察到了这座名山在文化开发上的薄弱，因此一种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仇江认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展开，离不开相关文献资料的发掘，是以他在丹霞山研究方面的第一个重要举措，便是经过许多周折弄到了收藏在上海图书馆的海内孤本康熙版《丹霞山志》，并与合作者李福标对它进行了校勘整理。整理本在别传寺方丈顿林大和尚的资助下，于2003年作为《岭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的一种由中华书局线装出版，为人们研究丹霞山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以此为契机，他又进而组织中大及本省的学者，对天然和尚的著述及相关作品做了系统整理，在花都华严寺方丈印觉大和尚（原为别传寺首座）的支持下，出版了线装的《华严丛书·天然系列》七种，分别为《瞎堂诗集》、《海云禅藻集》附《海云文献辑略》、《天然和尚年谱》、《天然禅墨》、《天然昰禅师语录》、《楞伽经心印》、《首楞严经直指》。与此同时，他又组织学术界同仁对以天然和尚为核心的曹洞宗海云禅系僧人的存世诗文作品进行了整理，并把它们收入他主编的《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中。已出版与将出版的相关著述包括《瞎堂诗集》、《遍行堂集》、《千山诗集》与《光宣台集》等。以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为基础，仇江及其学术团队（以中大古文献所为核心）还曾与别传寺合作，分别于2002年、2005年、2008年与2012年在丹霞山组织了四次佛教史学术研讨会，前三次研讨会的成果已分别收入钟东主编的《悲智传响——海云寺与别传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年版）与杨权主编的《天然之光——纪念函昰禅师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两书中，第四次研讨会的成果《壁立千仞——纪念丹霞山别传寺开山3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将于今年由中大出版社出版。仇江于2007年间还曾爬梳历史文献资料，并多次在实地寻访，终于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丹霞山韶石景区的仁化周田村建峰山麻坑就是已“失踪”了数百年的古代名刹——灵树寺的遗址（南汉的名僧知圣如敏禅师与云门宗的创始人文偃禅师都曾驻锡于此），为这座古刹2012年在千年“灵树”下重光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就在灵树禅院动工复建不久，仇江又在附近浈江下游的转折处找到了古伏坑寺的遗址。
仇江主编《丹霞山古摩崖碑刻集》，与《丹霞山锦石岩寺志》的修撰有密切关系。《岭南名寺志》古志系列七种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后，2004年，因锦石岩寺众比丘尼恳请，仇江发愿撰修《岭南名寺志》今志系列的第一种——《丹霞山锦石岩寺志》。锦石岩是千年古寺，但文献资料片纸无存。为了给志书准备“资粮”，他约请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与广州博物馆的十多位同道，对锦石岩寺的全部存世古摩崖碑刻都作了拓印。拓片共计84幅，镌刻时间自宋熙宁至清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锦石岩寺的盛衰变迁，可谓“刻在岩石上的历史”。由于这些古代的文字全镌刻在红碎屑岩（主要是砾岩与砂岩）上，极易风化，若不及时拓印，以后将销蚀不存，因此拓印工作本身也是对丹霞山文化遗产的抢救。对锦石岩古摩崖碑刻的拓印，为《丹霞山锦石岩寺志》打下了基础，此书最终于2011年由西泠印社出版社线装出版。
除了锦石岩寺外，丹霞山别的地方也存留着许多珍贵的古摩崖碑刻，因此在锦石岩寺的拓印工作告一段落后，仇江及其同道们旋即对这些石刻文字进行拓印，此时已看出仇江们工作之意义的丹霞山管理委员会也给予了协助支持。这些古摩崖碑刻的一部分集中在别传寺及其周边地方，包括长老峰、宝珠峰、海螺岩、雪岩、洪岩、佛日山等处，镌刻时间自明万历至民国，尚可辨读者共有79种，它们被拓印下来后收入了别传寺卷。另一部分散布在丹霞主山以外地区的寺庙、山寨与岩壁，石刻文字共有67种，另外还有岩画、装饰画、图案31种。它们被收入了山外卷。总计《丹霞山古摩崖碑刻集》共收拓本261种，内容多与佛教、寺院相关，其中有些文字，如《丹霞山记》、《丹霞山开山记》、《锦石岩诗碑》、《清天然和尚塔龕内碑记》、《本师天然昰和尚行状》、《何大琳纪事刻石》等等，都是研究丹霞山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可为历史、文学、宗教、书法、民俗学者提供宝贵素材。
在丹霞山这种僻远险要的地方拓碑，不仅需要物力、财力的支持（这方面中大图书馆、锦石岩寺、别传寺、丹霞山管委会均做出过贡献），更需要参与者对工作的自觉奉献。在这个方面，仇江堪称表率。他为人一向极为低调，对待事业工作从不计较名利得失，一心所想无非是如何为文化学术多做贡献；而且他定力极强，一旦发愿要做某事，便非做成不可，遇到多少困难都百折不挠。因此他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认识他的人无不对他钦敬至极。正是为他的精神所感召，跟随他参加丹霞山古摩崖碑刻拓印及后期制作的同道（分别是中山大学的马德鸿、李景文、王思齐、张雄豪，广州艺术博物院的陈玉兰、李焕真、胡美英、杜霭华，广州博物馆的钟润生、郭惠霞、蒋涛，广州大学的曾燕闻）一直以志愿者的形式，利用周末与寒暑假无偿工作，从没有人要过报酬。每次拓碑，他们都要自备宣纸、墨汁、排笔，自煮白芨水，自制拓包。由于丹霞山地质极为复杂，石质多沙，加上粤北地区气侯多变，因此拓印工作难度很大。更成问题的是，这项工作危险系数极高。因为有的古摩崖碑刻镌在高壁，有的刻在崖下，拓印不是需要搭架，便是需要系绳，工作环境壁立千仞，干者腿软，观者惊心。某日拓印者在锦石岩大佛殿前的壁上工作，竹架忽然坍塌，幸赖下方的佛座支撑，才未发生重大事故。事后仇江曾心有余悸地对笔者说，其实应当给每位参加工作的同仁都买一份人身意外保险，可是我想都没有想过这件事！
拓印工作完成后，对拓本文字的识读，也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仇江老师在这方面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对每一篇文字，都进行过细致的研究，遇到问题，或请教本所的老前辈，或稽查史料，最终所有录文，都请丹霞山管委会的人士与原石进行过勘对，因此该书的录文质量很高，经得起考验。
由于与丹霞山结缘甚深，如今仇江已自号“丹霞散人”。古圣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仇江就是这样一位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