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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3 期 >> 2026年11月06日 星期五  共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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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90周年巡礼·教授篇

脱俗求真的追随者

作者:本报记者 彭建楠

“谈到蔡先生的为人,我觉得他诚恳、淳朴,不善言辞,从不夸夸其谈,自己虽然学富五车,却从无骄矜之气,是一位‘恂恂如也’的老实人,是一位内向型的人,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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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交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桐山基金杰出教师。

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2006年退休前为中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1990年,获广东省普通高校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年,获广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2002年,专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11年,被授予首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

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在古代罗马史、中国佛教史等领域颇有建树,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知名的中外关系史学家。已出版有《俄罗斯馆纪事》、《尼姑潭》、《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学境》和《仰望陈寅恪》等论著。

对于学术圈外的人来说,知道蔡鸿生教授的名字,大抵是因为那本并非随意的随笔——《仰望陈寅恪》。蔡教授曾在陈寅恪先生门下受业一年,这段师生缘分结下了他学术生命的根蒂,却也是外人感兴趣的“新闻点”。很多媒体向蔡教授约采访,话题都离不开国学大师早年间的故事,末了还要蔡教授谈谈传统的术业在当代如何存续。尽管记者来了一拨又一拨,蔡教授说的大意都没差多少,因为人生与学问的道理,本就是那么几条,若读过蔡教授的《学境》,就知道他已然说得透彻,只是年复一年,大家且听且闻,不知不觉变成常谈罢了。我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个冒失的造访者,但蔡教授还是乐意接待,他对年轻人的宽容,让我既感动又汗颜。本籍汕头市的他,用力避开乡音,一字一顿地说普通话,语调平静而温和。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曾摹画过蔡教授的神态:“谈到蔡先生的为人,我觉得他诚恳、淳朴,不善言辞,从不夸夸其谈,自己虽然学富五车,却从无骄矜之气,是一位‘恂恂如也’的老实人,是一位内向型的人,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尽管访谈时间不算太长,我已然感受到那种“恂恂如也”的学人气质: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仍有一种执着,不跟风,不弄潮,依然淡泊而坚韧。

学缘 长忆金明馆

修习《元白诗证史》这门课时,蔡教授是三年级本科生,从1955年夏至1956年夏,恰好是一次春华秋实的循环复始。不过,蔡教授不敢说自己是金明馆的“入室弟子”,在《仰望陈寅恪》的自序里,他甚至说自己并无多少回忆,有的只是一些感念之情。及至介绍陈先生授课的款款风度,蔡教授也援引周一良等学界前辈的日记,却不愿再多提自己当日在讲席旁凝神聆听的情形,说是怕“狗尾续貂”。其实,蔡教授的心里怎会没有金明馆的刻痕?关于读书、关于做人,陈先生没有多少说教,却为学生作了榜样。那些问学的记忆,点滴之间,都浸润在了蔡教授的学术生命。

蔡教授还记得自己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原因:“素闻陈先生是大师,所以多少有些好奇,想去见识一下。”但好奇心很快被学识不够的焦虑代替了。陈先生以《元白诗证笺稿》作课本,附带印发《支愍度学说考》等9篇论文作参考资料,有主有辅,配备齐全。蔡教授是勤勉的人,尽管做足了预习,上陈先生的课还是有大兵压境之感,先生脱口而出的史地名物、典籍材料,他以为是常识,实则远远超出了本科生的眼界,只有下课后再仔细温习。陈先生信步于云端,学生们虽然只能仰望,但也不知不觉间感悟到学术的灵光。蔡教授是中外关系史专家,谈起自己的领域,他却首先忆起了金明馆。蔡教授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来历,在学术界就是要讲学术渊源,而他的学缘正系在陈寅恪先生那里。陈寅恪先生对中西关系的考察主要在中古时期中国和印度、中亚的交流,如佛教的传入、唐代的胡姓胡名等,皆能牵一线而窥全局。蔡教授的代表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也是渊源有自。但他并不流连于中古,更沿着世代的推衍,去探索清代中国与西方的碰撞。蔡教授说,历史研究分成中国史和外国史,但两者并不是决然分开的,中外关系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座桥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西关系。这个西字,在古代指中亚、印度,在近代就是指西洋。西方的潮流,譬如“西学东渐”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等等,这些探讨都有其必要性。“中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割裂开来看问题。”

发覆 大师的境界

除了学术格局的树立得益师承,不知不觉间,蔡教授也濡染了老师的思辨气质。他那篇颇具影响力的“少作”——《突厥法初探》,最初的酝酿就源自《元白诗证史》课后的思考。“陈先生讲中古史,能从传世的常见的文献中,看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个就是发覆。这不是轻易能达到的境界,但要朝着他的方向努力。我的《突厥法初探》是一个小例子。古代游牧民族流动性很大,发展水平达不到农耕文明,但他们毕竟是构成了社会,如此必定有其法律。在当时留心这个问题的人不多,我觉得还有探讨的余地。”《突厥法初探》所依据的材料也都是为学界所熟知的文献、文物,但思路和结论却是别开生面,虽然这个论题在本科时期已着手,但撰文的过程却持续了好几年,《突厥法初探》在1965年时发表于《历史研究》,此时他已经是历史系的年轻助教了。蔡教授说,做学问老老实实,不能急功近利,写完的文章还只是一个胚胎,即使有新意也还不完善,所以必须冷处理,搁一搁继续修改,陈寅恪先生的三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元白诗证笺稿》都是以“稿”称之的,他当年授课时告诉学生,这些“书稿”他还要继续补订,大师尚且如此,后辈更要谨慎。千万不可将“半成品”充成品,将“成品”充精品!

心曲 脱俗求真,甘于寂寞

80年代后,“陈寅恪热”逐步升温,大师身后陡然多了无数追捧者。不过蔡教授显得极审慎,他认为,大众眼中陈先生的光辉,多是因其人格的魅力,而不是学术的魅力。“我们讲陈先生会说起独立自由,但陈先生是一个学人,他的学术魅力是发覆,是脱俗求真。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所谓脱俗求真,源自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对真理的追求,也成了蔡教授毕生的心曲。在上世纪70年代末,蔡教授开始关注清代中俄关系,并着手研究背景“俄罗斯馆”的历史。蔡教授发现,作为一个代行使馆职能的联络机构,“俄罗斯馆”培养了一批俄国的中国通,其中有些是传教士,有些是爱好中国文化的留学生,他们还把许多中国的典籍带回了俄国。因此,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并非起源于圣彼得堡大学等高等学府,它的源头反而要追溯至北京。《俄罗斯馆纪事》这部著作的初稿在74、75年就已有雏形,可直到90年代才得以出版。回想起来,蔡教授倒是云淡风轻:“如果我跟着潮流走去研究侵华史,那很快就能出书了,但我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清代俄中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侵略和反抗,还有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我尽量避免以偏盖全,不敢放言高论,这就足够了。”

脱俗求真这一条,蔡教授不仅贯穿于自身的治学,对待当下的“陈寅恪热”,他也冷静地做过反思。譬如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预流”说,素为人津津乐道。但蔡教授还是要加以辨析:“预流不是要赶时髦,毕竟新的材料、新的出土文物的发现不是经常之事,有些人误解加误导,以为预流就是要追赶潮流,于是就走了歪路。”蔡教授始终认为,陈寅恪先生治学的最大特色是发覆,就是要把大量看似寻常的传世文献读透,“从史中求史识”,这才是大师的境界。

眼界 以通识的眼光作专题的研究

蔡教授常常告诫后学不要把书读偏,我进一步求教,才明白他是有感而发。近代学科分工愈趋细致,就历史学而言,本应是打通中外古今,但在当今的学科体系下,首先就人为地定出中国史和外国史的界域,中国史之下,又有断代史,断代史之下,又有经济史、政治史等专门研究,就好像显微镜下的切片,失却了学问的厚度。“学者长时间地投入一个专题,会日久生情,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情到浓处,也容易画地为牢,死守这一方区域。这样做研究反而受到知识面窄狭的局限,不能深入展开。”蔡教授说。

跟蔡教授聊天,话题似乎总能绕回陈寅恪。谈到通与专的兼取,蔡教授直截了当地引述陈先生的意见:“陈先生早已说过,国人治学罕具通识,但现在的人又多是作专题研究,如果要取得平衡,就要用通识的眼光来探讨专门的问题。这话说起来简单,运作起来是需要非常高明的学力的,但我们在研究中至少应有融会贯通的意识。”或许大师的润泽就这样和光同尘,又无处不显其形。而蔡教授也并不仅是呼吁而已,他也一直在鞭策自己去接近这种“高明”,在一次新生入学讲话中,他鼓励大家做学问要从难从严:“就是要为自己立一个高标准,往高处、往深处发展,这样就会怀有强烈的希望,不会满足于低状态。”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蔡教授所从事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本就需要一种通识的眼光,“既然讨论中外关系,就不能只驻立一头,譬如我研究广州与海外的通商交流,本土有文献记载,阿拉伯、东南亚地区也有文献记载,两头都要看,如果是独眼观世界,一定会影响结论。”

潜研·理想精神的激发

蔡教授经常提到清代学者钱大昕的“潜研堂”,潜研二字,他特别受用。潜下去读书,也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蔡教授1957年本科毕业时赶上反右,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遑论硕士、博士,紧接着又赶上无休无止的“运动”,既有政治学习,还要下乡去干农活,有时一去就是一年半载。可蔡教授没有多少抱怨,他说,那时做学问,最缺的就是时间,可既然别无他途,就只能见缝插针,“劳动放假回来一个星期,我就抓紧这一个星期找书读书。”在动荡的年月里,蔡教授连个学术上的名头都没有,却尽可能地做一个认真的读书人,我以为,支撑他的是对学问的纯粹笃好。但蔡教授告诉我,他其实是感受到了理想精神的激发。

“人的精神世界很复杂,能够激发心灵的力量源于多重的因素,或为小我,或为大我。前辈学人处身忧患之中,仍念念不忘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已故的陈垣教授说,每每看到日本人新出的汉学著作,都觉得是一枚炮弹打在桌面上,觉得是中国人的耻辱。这就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放在心头很沉重,但是能不断激发人向前。”蔡教授说。对于年青一代的学者,蔡教授也希望他们能找到这种激发感,“不是名利上的激发,比如职称、项目、资金等,这些或许有一时的作用,但不能长久,年轻人应该有充满理想色彩的,并为之奋斗终生的追求。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实现一个人的中国梦。”同时,潜下去还意味着不能急着浮起来,换言之,就是不能急功近利。现在动辄讲填补学术空白,对这种自我表彰,蔡教授不以为然:“填补空白对人的要求很高,意味着在前人没有涉猎的领域有发明,那又如何知道是空白呢,必须要摸清学术史的整体,不仅是前人的,今人的,还有洋人的,所以要实事求是,不要把填补空白变成一句顺口溜。”

寄语 持之以恒,做出成绩

今年是中大建校90周年。蔡教授自1953年进入中大历史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逾六十载,可以说,校史的三分之二,都有他的见证。回想起中大历史系的薪火传承,蔡教授虽然也感到欣慰,但用词仍带着史学家的严谨:“做学问的高下很难定位,我只能谈谈对于中大历史系的一点印象。”蔡教授戏称历史系是小系,“比起中文系,学生的人数要少太多了”,可却“好比一只老母鸡”,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都是从这里分化出来的,对于中大现在的学科设置,有其历史贡献。至于学人的新旧更迭,蔡教授的看法也颇为达观:“历史系曾经有大师,像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他们都留下了卓越的学术成果,而新一辈的人也在探索新的方向,像是近代中国研究,历史人类学等,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也十分出色。”不过,不论是创新的领域还是传统的路子,蔡教授都希望青年学子能持之以恒,练出定力,养出静气,做出成绩。他还特别寄语学术新秀:要自觉抑制“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亢奋心态,防止在顺境中走下坡路。

蔡教授对后辈的寄望真诚而迫切,“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但老天不饶人,人到了一定年纪体力就支持不了。”说这些时,蔡教授很坦然,他自认已经过了能拼搏的年月,他还回忆起一件颇令人感慨的“趣事”。“文革”结束后,做学问的环境安定了,学校领导勉励教师们只争朝夕。在当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蔡教授打趣说,他们这一代中年人,体质同于老年,而学问只仿若青年,言罢满座唏嘘。话虽如此,可他仍旧在辛勤地耕耘。蔡教授的专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俄罗斯馆纪事》等,都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获得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的嘉勉:“鸿生先生的学风是非常严谨的。他使用资料必求其完备翔实,论证方法必求其周密无隙。他涉猎极博,中国古代典籍,固无论矣。西方学人研究所得,他也决不放过。居今日而谈学问,必须中西兼通,古今融会,始能有所创获,有所前进。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是绝对不行的。任何学问,现在几乎都是世界性的。必须随时掌握最新动态,才真正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稍一疏忽,即将落伍。蔡先生在这方面是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的。他之所以能多有创获,其原因就在这里。”(季羡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序)蔡教授如今已年逾八旬,再上下求索,的确很有难度了,但他并未搁书封笔,每天工作5小时,说是“补课练功,自讨苦吃。”他也勉励后辈能够珍惜光阴: “一定要趁着年富力强的时候加倍努力,好比用猛火煮,等过了这个阶段,再调成文火来熬出滋味,假若不用猛火,那做学问不过是成了一锅夹生饭。”

后记

采访结束后,笔者特意去看了永芳堂正厅陈寅恪先生的半身铜像 ,像旁正镌刻着陈先生阐发脱俗求真的治学语录。数十年间,无论治学还是治心,蔡教授都在仰望着陈寅恪的身影,并始终把大师的境界作为努力的标准,他写了诸多文章研讨陈先生的学术理路,譬如《从头学起——重温<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算是给后学指一条津逮,更寄托了他对金明馆的感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徘徊在那幢红楼的门前,蔡教授似乎永远是那个虔诚的学生,用实践来证明自己是一名脱俗求真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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