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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3 期 >> 2014年06月09日 星期一  共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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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怀伟人 笃志厉行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风雨历程

作者:专题策划/本报记者 徐津阳 彭建楠 采写/本报记者 彭建楠 历史系2013级研究生 胡洁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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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校歌的旋律,中大人再熟悉不过了。四字句式,铿锵有力,颇能振人志气。只是,不知有多少人细细思量歌词,或是了解其背后的沧桑与坚守?比如这一句,“中山首创,遗泽余芳。”孙中山先生为我校的创办者,其于教育事业的殷殷热忱,被泽无数莘莘学子。而伟人无形的遗产,更鞭策着中大走过九十年的沧桑。

从历史的角度说,从辛亥革命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风云激荡,不过是百年复兴的一个进阶。但中山先生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天下为公的精魂,早已不受时空的局限,不仅在他亲自创办的这所大学永驻,更溶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去追寻我们的精神血统,是后辈不能忽视的使命与责任,身为中大人更应该义不容辞。

孙中山的历史行迹,牵动着近代中国的命运,在国内外史学界甚至形成了一门特殊的学问——“孙学”。或许有人会疑惑,对一位伟人进行学术研究,是否有损那份崇敬之情?但事实是,只有了解历史的真相,才能深入其思想和灵魂,并反思当代的责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陈锡祺、陈胜粦、段云章、林家有、李吉奎、邱捷、周兴樑、桑兵、赵立彬诸位教授,先后投入到孙中山研究中,在深受中山精神浸润的南海之滨,创建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孙学”研究重镇——孙中山研究所。几代学人薪火相传,以严谨、求实的学术思索,拨开迷雾与风尘,发掘中山先生思想、人格的永恒的光芒。他们在缅怀伟人,更在启迪来者。

前缘:外国专家带来的震撼

“孙中山研究从此就在历史系扎根了,再也停不下来!”

——林家有教授

陈锡祺教授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1932年陈先生高中毕业后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陈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四川大学任教。1940年1月返回母校武汉大学,1946年陈先生调来历史系任教。调入中山大学后,陈先生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岭南这块承载近代民主革命热血的土地,很快也激发了他投身全新领域的热情。1955年,苏联专家谢宁来中大访问,学校领导安排陈教授接待,陈先生陪同谢宁一行到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访问。翠亨村之行,让陈教授的内心尤为震撼,苏联专家对这位中国的民主革命家都尤为敬重,中山大学作为孙中山亲手创办的大学,不能不重视对孙中山的研究,陈先生随后即向学校领导报告,建议中山大学加强对孙中山的研究。陪同任务结束后,他又再次探访了翠亨村,向乡里父老问询孙中山青年时代的活动,采取现今“口述历史”的方式,一点点地搜集材料,后来,依靠这批一手资料,他写成《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一部孙中山研究专著,至今仍为治史者所重视和引用。陈锡祺教授从此对“孙学”矢志不渝,也开启了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孙中山研究从此就在历史系扎根了,再也停不下来!”曾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的林家有教授回忆。

当陈教授发奋砥砺时,林家有还是一名青涩的大学生。1958年,他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对于孙中山先生,他并没有过深的了解,但每次在图书馆(即现在的马丁堂)门外排队时,他都会远远地仰望中山先生铜像,“那时并没有人灌输给我们孙中山如何伟大,但大家心里都怀着对伟人的崇敬。”林教授说,在文革时期,一些过激的红卫兵一度想推倒孙中山铜像,历史系的师生就工整地誊抄了毛主席《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贴在了铜像旁,终于使这一尊孙中山铜像始终安然矗立在校园内。1963年毕业后,林家有暂别母校,北上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的研究。林教授坦言,他对于民族学始终没有培养起太强的兴趣,因为他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文化课是中国近现代史,他总期望终有一天能够搞回自己的本行。1976年,中山大学李嘉人校长将林家有调回母校,他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使他能有机会在陈锡祺先生、陈胜粦先生的指引下开展孙中山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工作。

复兴:1978年,中国的孙中山研究在岭南复活

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中大“孙学”阵地,只有陈锡祺、陈胜粦两位教授孤军奋战,而“文革”期间,老一辈学人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的确,“文革”的风暴让诸多学科都归于停滞和沉寂,但陈锡祺教授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只要时势允许他复归,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次披挂上阵。历史自有其公正性,在“文革”还未正式结束时,广东省的相关领导已经意识到孙中山研究的重要,校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恢复被冷落已久的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纪念馆。陈教授参与复馆工作。“当时学校很重视这件事,纪念馆原址就设在现在的保卫处,展厅占了两间大房子。从事孙中山研究不仅要重视学术性,更要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普及,那时老先生们办展览,真是一心一意,每逢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都要向公众开放。”林家有教授说,而参观者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杨尚昆和省长习仲勋同志来中大检查指导工作,还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纪念馆。

仅以纪念馆的形式来昭示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还远未够,中大人更锐意在史学研究上有一番作为。陈锡祺教授被各方委以重任,要组建彼时全国惟一的孙中山研究室。陈教授与胡守为教授、段云章老师等人,为了恢复孙中山研究,先后去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搜集跟孙中山先生有关的文献材料,并同中大的老系友、新朋友会面。陈胜粦先生还奉校长李嘉人同志之命北上联系和物色校友和系友回校工作。陈教授从南到北走了一圈,一路上“招兵买马”,曾在黑龙江工作的郭景荣,在吉林省社科院工作的李吉奎,在北京工作的林家有、梁碧莹等,都在陈先生北上之后先后被吸引来的。林家有教授说,刚回到中大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参与杨荣国教授主编的《简明中国通史》的编写,对于未来的工作还没有确立方向,但陈锡祺、陈胜粦教授动员他回历史系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因为两位先生都是其读本科时特别信赖的老师,他们的召唤,便决定了林家有教授后来的研究和奋斗方向。

1979年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成立,陈锡祺先生任主任,这是当时中国大陆第一个研究孙中山的专门机构。孙中山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孙学”重整旗鼓,而人才的积聚和培养则为中大“孙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在中大只有陈锡祺先生专门研究孙中山,为了培养人才,陈先生招收段云章、王志光等研究生,“文革”后陈先生又招收邱捷、周兴樑、陈剑安、桑兵等研究生,在陈先生的精心培养下,他们都成为有造诣的孙中山研究专家。1979年11月,中大与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广东历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办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有美国、日本、港台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影响,日本转载了这次讨论会的纪要,并评论说“中国的孙中山研究复活了”。

笃志:为孙中山研究奉献“微力”

“我这一生所做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为研究孙中山尽过微力。”—— 陈锡祺教授

陈锡祺教授在自己肖像的题词是:“我这一生所做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为研究孙中山尽过微力。”陈教授是谦虚而热诚的学者,其实,又何止是尽过微力呢?孙中山研究室成立之初,他就开始运筹帷幄,先是联合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了11卷本的《孙中山全集》,其中第5—8卷由中大独立承担。《全集》后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收录内容包括孙中山执笔的各种著作、文件,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据他口述写成的书文,别人当时记录的演说和谈话,等等,为世界范围内的孙学研究者提供了权威的文献资料。

与此同时,陈教授又集研究室全部人力,编纂了150余万字的三卷本《孙中山年谱长编》,在1991年交付中华书局出版。这部年谱长编获得了数个大奖,包括孙中山基金会“孙中山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奖等。而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学者狭间直树教授,还曾极力向日本学界推荐这套年谱,希望帮助中国人摘取日本的学术奖项。“不过,这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由于篇幅的限制,这套书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入,比如孙中山前期和晚期都还有许多材料可以补充,现在桑兵教授又在主持编纂新的《孙中山史事编年》,篇幅要比《孙中山年谱长编》增加不少,尤其是新的材料会大幅增加,那就可以补充年谱长篇的不足。”

1986年,孙中山研究室晋升为孙中山研究所(注:这时因陈先生年事已高,便由陈胜粦先生任所长,1991年改由林家有为所长,2006年林家有退休后由桑兵教授任所长),此时中大“孙中山研究”的整体格局,已经不是一个研究室能够包容的。除陈锡祺、陈胜粦两位教授外,研究所汇集了段云章、林家有、李吉奎、周兴梁、邱捷、桑兵、乐正、贺跃夫等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以及一批青出于蓝的研究生,一时间可谓人才济济,而孙学专题研究的面向也十分广阔。自上世纪80年代起,研究所的师生相继出版了以“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为标志的多部论著、专著,如《孙中山与日本》、《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等等。又为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孙中山研究丛书》撰著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等。“陈教授很鼓励大家做专题研究,并鼓励老师带领学生做研究,那学生也会有学生,我们就这样一代代‘繁殖’下来,议题越来越多,队伍也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研究队伍十分团结,这是非常难得的,陈教授常常叮嘱我,“家有同志,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团结好所内的同志。”“这一点我们的确做得很好,虽然每个人从事的题目不一样,但有材料发现都会互通有无。”林教授说,中大孙中山研究所有着海纳百川的气魄,研究所曾多次举办世界性的学术研讨会,比如1984年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了日、美、法、澳等国的孙中山研究学者与会,2000年,孙中山研究所又与日本创价大学在广州联合举办“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7月为纪念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中山大学与广州市文化局联合举办“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陈锡祺、林家有教授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同仁编辑出版《孙中山研究论丛》16辑,陆续刊出国内外一些孙中山研究的最新成果。

林家有教授说,陈锡祺先生是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奠基者和指引者,他一生都在为孙中山研究做奉献。在晚年时,他头脑已经不太清楚,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但一提起孙中山研究,他却桩桩件件说得分分明明。林教授绘声绘色地追述陈先生带领大家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往事,把笔者一同带回到那个笃志拼搏的年代。或许,孙中山研究所的成绩已经被写进学术史,成了客观的陈述,但亲历其事者,仍旧能听到学术文字背后跳动着的脉搏。

中国心:海外华人也关注大陆的“孙学”

“黄焕秋、曾汉民两位老校长都曾对我说过,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学校,作为中大人,不能不研究孙中山,研究孙中山,弘扬孙中山的精神,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凝聚海内外华人、华侨、校友办好中山大学的巨大推动力量。中山大学应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家有教授

似乎是自然而然,孙中山研究和中山大学融为一体,中大人走到哪里,他乡的知交总会问起孙中山先生和学校的渊源,中大的老校长黄焕秋、曾汉民去外国和到港、澳、台地区交流访问,都要把孙中山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论丛》以及《孙中山年谱长编》背上飞机,作为礼物送人。

在一般的海外友人当中,孙中山也享有极高的声望。林教授说,许多华侨来到中山大学参观,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孙中山铜像前肃穆敬礼并参观孙中山纪念馆。孙中山为了追求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鞠躬尽瘁,在远离故土的炎黄子孙心中,他就是一位激励他们维系“中国魂”的伟人。“孙中山不仅是历史人物,更是一个现实人物,我们讲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都不能绕开这面精神旗帜”林教授说。中山大学为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唯一一所大学,爱国华侨中有不少人都曾在孙中山精神的感召下来中大读书,或在孙中山的爱国情感激励下支持中大的建设和发展。据林教授介绍,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建起历史系大楼“永芳堂”的爱国华侨姚美良先生,他的父亲姚永芳是马来西亚爱国华侨,经常用孙中山的爱国精神教育儿女,他的义举就是出于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崇高敬仰。爱国华侨同胞对孙中山除了缅怀和追思,更关注孙中山研究。作为“孙学”主阵地之一的中大,也受到了他们殷切的瞩目,并给予了极大支持。林教授介绍,他们需要去日本、东南亚等地寻访相关的文献记载,当地的华人每每慷慨解囊,日本神户陈德仁先生多次邀请陈锡祺先生、林家有、邱捷教授赴日本进行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不仅帮他们安排全程考察旅费和食宿,还向当地政府的档案馆、高等学校和孙中山纪念地提前做好申请,研究所的同事们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加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和考察也得到当地华侨和华人学者的大力支持。正是这种围绕“孙中山研究”的共同努力,不仅提高了孙中山研究的水平,也把散落在天涯的华人、华侨都凝聚了起来。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知交:四海之内皆同道

“你们这个地方(指孙中山研究所)是真正在研究孙中山,个个都是在用心做学问。”

——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

中国大陆孙中山研究的主要阵地在广东、在中大,这是学界的一种共识。林教授讲起了一个故事,曾有人请湖南师范大学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前校长林增平先生评审一部书稿,题目叫做《孙中山大传》,他当场拒绝了,因为在他心目中,孙中山的“大传”只有广东才有条件撰写,因为广东有一批又一批的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孙中山的全面研究,只有他们有发言权。即便在海外学界,中大的孙中山研究所也赢得了同道的尊重。像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在他任孙文研究会会长时,总是留心把孙中山研究所同仁的学术成果和讯息,以最快的速度在他们的《孙文研究》向日本传播。孙中山与日本的渊源颇深,在日本不仅保存了大量孙中山的档案,各地还散落了不少孙中山的书信、电函等,狭间教授、还有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授等学者,一旦发现了新材料,也会即刻寄给孙中山研究所,林教授说,中日之间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交流是最多的,日本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学者,如岛田虔次、野泽丰,还有山口一郎、横山英、久保田文次、藤井昇三、中村义、山田辰雄、中村哲夫和安井三吉等一批著名学者都与中大孙中山研究所建立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他们不仅都来中大参加过学术会议和访问,林家有、桑兵、邱捷、李吉奎教授也多次应邀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考察和做访问学者。这种友谊持续了多年,至今交往仍继续不断。1979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韦慕庭(C.Martin.Wilbur)以及史扶邻、德国的金德曼和台湾的吴相湘、蒋永敬、杨日旭,香港的王德昭等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都先后来中大孙中山研究所访问交流或参加学术会议。1995年后,我们又同台湾的国父纪念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大学、台湾大学、高雄中山大学、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机构建立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这些对于孙中山研究所的发展壮大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

日本的狭间直树曾多次告诉林教授,“你们这个地方(指孙中山研究所)是真正在做孙中山研究,个个都是在用心做学问。”孙中山研究所赢得了海内外学界的尊敬和赞扬,除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环境外,与国内外许多学校和学者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孙中山是全世界都重视研究的伟人,“孙学”也由“险学”变为“显学”,当今研究孙中山四海之内皆有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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