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的“孙学”研究传统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能如此薪尽火传、生生不息,自要归因于师生的同心协力和海内外人士的鼎力相助、但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在无形中一脉相承的治学品格: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真求实,”代代相传,永不改变。“我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研究所最重要的学风!”林家有教授颇为自豪地说。这就是中大“孙学”研究的底蕴,支撑着它的根深叶茂、宠辱不惊。
方法:搜集材料与专题研究并重
研究者的研究,建立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刚刚开始孙中山研究时,大家都有些茫然无措。林家有教授说,他此前并没有深入了解过孙中山和“孙学”,遇到这种情况的并不只有他一人,新进的研究生更没有多少基础。而陈锡祺教授对于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他要大家“先去收集材料!”收集材料是陈教授给大家布置的第一项任务。研究者集中全力编纂《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全体研究者和研究生深入北京、南京、上海、云贵川及其他地方收集材料。与此同时,陈先生也给大家安排相应的研究课题。林教授至今仍在感叹,搜集材料与专题研究并重,可以算是中大“孙学”的一个特色。“陈教授非常的英明,在开始的一两年,我们整个研究室都在埋头搜集材料。我们的同事李吉奎,他从东北调过来,日语比较好,陈教授安排他研究‘孙中山与日本’。”陈先生也两次拖着病体奔赴东瀛,结交朋友。为了编辑《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年谱长编》,我们在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云南档案馆、重庆、桂林、贵阳的档案馆和图书馆进行了普查。林家有、李吉奎、桑兵教授还利用到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深入日本外交档案馆和各地搜集孙中山的材料。“把材料都摸清楚,我们心里就有谱了,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专题研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可靠。”材料收集是集体的任务,至于专题研究,陈锡祺先生则根据不同研究人员的情况给予安排,可以说是各尽其才。比如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较了解,陈教授就安排我和周兴樑研究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段云章和邱捷对地方史了解较多,便安排他们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军阀,李吉奎会日语,他就去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在我们的研究队伍里,每个人都能发挥各自的特长,人人有事干,个个有奔头。”林教授说。
立场:坚持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性
只有坚持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性,才有生命力。当然研究孙中山要为国家统一、民主团结等政治服务,但政治与学术不能等同。只有坚持学术的纯粹性,才能发挥作用。林教授说,孙中山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更是一位现实人物。两岸四地,海外侨胞,都对中山先生怀有真挚的尊敬,但是情感是情感,真实的孙中山是怎么样,不能盲目地夸大,更不能无原则地丑化。客观理性的研究是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孙中山永恒不变的主题。“过去国民党史研究者、台湾有的学者,他们会把孙中山神化成一个没有缺点的人。而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会随意扭曲孙中山的思想,得出非常离谱的解说。我们不主张这样意气用事。应该就事论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举个例子,孙中山是个伟人,但他让权给袁世凯这件事是一个大错误,他以为按照西方民主宪政,谁当总统无所谓,他不知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要实现所谓的民主则不是你可以想象的结果。对于这一层,孙中山起初似乎不太懂。又比如,他对日本的领导人总是充满幻想,他不止一次地规劝日本同他建立联盟,支持他改革中国,结果错的又是孙中山。还有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缺乏应有的霸气,处理事情有时该断不断。”
其实,中大的几代“孙学”研究者对孙中山都十分仰望,万分敬佩他的理想、毅力和精神,以及对近现代中国的爱国热忱。陈锡祺先生一辈子最引以为豪的事就是从事孙学研究,林家有教授则把孙中山看作一个品格高尚值得全国人学习的楷模,他说:“孙中山生在一个小山村,幼时并不见得很聪明,但他从小有志气,要为国家富强、民族谋福祉,虽一生坎坷,但他从不气馁,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杰出的伟人。对于这样的人不研究,研究谁?”不过,研究孙中山当然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学术性,这是必须坚守的信条。“我们不能无原则的乱说,更不要过于意识形态化,只有根据文献材料,把每一件事都研究清楚,将其真实情况弄明白,这才是我们的目的。研究人物当然要加评判,但评判必须符合历史真实,只有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才能服众,才能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很难做到,但必须要这样坚持。因为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坚定自己的立场,勇于担当,要有历史的使命感,必须肩负起学者的责任。”林教授说,求真求实的学术标准,已经被孙中山研究所人员一代又一代人默默传承了下来,现在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年青一代学者,也都奉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求真求实的准则,“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做人,踏踏实实地教书,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
前路:孙中山研究还有未来
如今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已然蔚为大观,研究孙中山已越百年,研究的范围也很宽广,还有没有问题可以研究?有些人说,孙中山研究已经到顶了,差不多了。有些年轻后辈也望而生畏,不愿再做“孙学”研究,他们认为,孙中山研究已经很难再有重大的突破。林教授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孙中山研究永远都不过时,他说:“我们习惯把孙中山当作一个民主革命家,之前的研究也多关注其革命活动,但忽略了他实现国家民族富强的思想,孙中山认为国家应先富后强,只有富才能强,只有强才有未来。所以要发展实业,要重视经济建设,要实现民生革命,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只有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才会有稳定和谐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正走在复兴之路上,如何建设强大的国家,如何与各国和平相处,孙中山的建设思想在当下仍有普适性的意义,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启迪。但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学者却忽略了这一块儿。所以,研究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课题。我退休后,重点在研究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和社会建设思想,成书两部,约150多万字。其实关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孙中山的人际关系,孙中山与世界,孙中山革命和护法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后孙中山研究的评论,都还有许多领域可以开拓。”
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是不能否认的,他为国家而奔走,为民族献身,他从政廉洁奉公,甘为人民的公仆,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所以林教授说,孙中山研究始终有其现实意义。林教授强调研究孙中山虽然不能赚钱,却是国家民族的大事,中大人也不是为个人的目的而重视孙中山的研究,而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林教授鼓励年轻人能够继承“孙学”的学术薪火,勇往直前。“中大的孙中山研究,经过了几代人不断地积累,已经享有盛誉,但还有许多工作等待年青一代学者继续。2012年孙中山研究所推出了《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目前又在做《孙中山全集续篇》和《孙中山史事编年》大型资料性工作,我与张磊先生主编的《孙中山评传》这部120多万字的著作也在近期出版了,我们没有辜负国家的期待,我们相信中大的‘孙学’研究依然会有新的成果和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