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老师邱世友先生于2014年6月7日上午10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0。日前校报邀稿，告知拟组一期稿件纪念先生，我作为他的第一批研究生，责无旁贷。近日因各种毕业答辩事项及杂务，交稿时间急迫，未及写一篇全新的稿件，今将2006年刊载于《水明楼续集》中的一篇旧稿予以补充修订，间中参酌张弘所撰邱先生生平资料，以作纪念。
邱世友先生1925年3月生于连县（今连州）一个农民家庭，遗腹子，家贫，由母亲带大。自幼由任职教师的舅父发蒙，习《三字经》。11岁入西溪小学，15岁考取省立连州中学。一年后广东省文理学院因战乱迁至连县，其附中部设在家乡东陂，因能节省学费，故转学至该院附中，并跳级读高一。高三时母亲又病逝，举债安葬了母亲后，再无能力继续读书，便在一所小学教书以还债并维持生计。1944年，先生考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选读师范，皆因其一切生活所需如衣、食、住等皆由政府承担。这对于幼年失怙、青年丧母、家无立锥之地的先生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由粤北迁回广州，邱先生随詹安泰教授习诗，并与黄海章、商承祚、钟敬文诸教授及师兄黄家教先生经常在晚饭后到詹先生家里品茗谈诗。1948年邱先生本科毕业，依当时规定到中山县立中学任高中文史教员一年，复于次年10月考入中山大学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所作研究生，师从黄海章教授（1982年，邱先生与黄海章先生联合招收研究生，余与吴承学教授二人忝列门墙，三代师生缘，于今少有）研习文学批评史。黄海章教授精于《文心雕龙》研究，又喜欢“过海”至北京路、文德路书店购书，邱先生便时常陪黄老师前往，据说中大图书馆现有的《文心雕龙》线装本便由黄、邱二人由文德路购得。1950年，邱先生留校做助教，1953年，升任讲师。1954年4月至1955年7月，在北京大学参加毕达可夫文艺学研究生班，班上有蒋孔阳、胡国瑞、王文生、张文勋等先生。回校后担任《文艺学引论》课程教学，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文革期间，邱先生与中大许多老师一样，先后到英德、从化等地“学习改造”。1975年到1979年，受邀赴京参加《辞源》修订工作。由北京返校后，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受时代变革鼓舞，邱先生终于可以在54岁的年龄焕发学术青春，相继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哲学研究》等一流刊物上发表数篇词学及《文心雕龙》研究论文，影响甚大。此后职称评定重新开始，邱先生于1981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此后的数年间，邱先生在词学和《文心雕龙》领域发表多篇功力深厚的学术论文，在学界影响深远，受到同行敬重。
他先后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国《文心雕龙》研究会的常务理事，被著名词学家施议对先生尊为继朱孝臧、王国维、夏承焘、施蛰存之后的“第四代词学家”；他的《文心雕龙》研究也获学者高度评价，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认为邱先生“于《文心》一书用力颇深”、“在探究各种专题时，使读者感到具有穷原竟委、辨析仔细、左右逢源、新意叠出的特点，显示出他深厚的学养和认真治学的精神”。并称邱先生“读书广博，兼及经、史、子、集四部，国学根底深厚，通晓中国历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于诗学、词学尤为熟悉。”。
先生已经远逝，近日翻读他的著作、论文，感佩之外，也想起跟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见邱先生，是1982年2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刚到中大读硕士不久，承学兄用自行车载着我，由东区到西区邱老师的住所。这是一套新的三居室房子，就当时的住房条件而言，还是相当不错的。一套旧式的酸枝圆桌，周围摆放着一圈酸枝圆凳，桌面和凳面都镶嵌着云石，古朴而雅致。邱老师已准备好茶，笑着迎接我们。当时的他，诚如后来一位叫沈胜衣的学生所说，有着“佛祖般憨厚的笑容”。这让我想起曾见过的一张旧照片，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与中文系老师一起下乡劳动时在田间的合影，照片中还有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黄天骥老师和苏寰中老师。邱老师穿一件白背心，戴一副黑框眼镜，瘦高瘦高的，一只手还叉着腰，很壮硕的样子，神情间略有些孤傲。比起五十年代那张合影里的他，当时已“丰腴”了很多，也温和了许多。席间询问了我们一些生活和学习的情况，聊了一会儿闲天，喝了茶，没吃东西。
说没吃东西，是因为后来我在邱师家里吃了好多次饭。由于家在外地，逢到重要节日，邱老师常把我叫到家里，师母亲自下厨，弄出一桌好菜，每到这种场合，邱老师兴致就很高，他喜欢喝点小酒，白酒、啤酒、红酒，都能喝一点。喝到高兴的地方，笑呵呵的，微醺的脸，泛出红色的光，说话的声音也大起来。86年元月我的家人调来广州，一家人又到邱老师家里吃饭，当时孩子刚刚一岁多点，正处于咿呀学语的阶段，对着一桌人，大喊：“我要喝啤酒”，结果一桌人笑翻。每次跟邱老师忆及此事，他总是开怀大笑。
邱老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有时单纯到天真，甚至是有点“迂”。八九十年代脑体倒挂，社会上流传着“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年轻老师的工资也入不敷出。一次教研室开会，同事们议及物价飞涨，钱不够用，邱老师说，不会呀，东西不贵呀！我在“榕树头”（原中大校内的菜市场）买的衬衣，一件20块，穿到现在也没破。大家纷纷笑他“迂”，一则因为中大的老师，几乎很少有人在“榕树头”买衣服的；二来也是时过境迁，当时的物价已远远今非昔比。但这些，邱老师是不知道的。他的“迂”，还表现在教子的方面。据说文革下放期间，念小学的女儿失学跟他一起在“干校”。有一次算一道算术题，女儿怎么都算不对，邱先生非常生气，大声斥责她“这都算不出来？你说，你这是什么问题？”，女儿答道：“思想问题”，邱先生继续追问“思想问题是什么问题？”，答曰“原则问题”；“原则问题又是什么问题？”答曰：“立场问题”……。这一老一少的问答，惹得在场的老师大笑。这则轶闻，其实很真实地表现出了老师的“书生气”，一种书生的“迂”。抚今追昔，这样单纯的读书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有一次邱老师在屋里念书，屋外突然下起了大雨，楼上的中文系同事喊他快收屋外晾晒的衣服，半天没见反应，走到窗前，听得邱师正在吟诵：“芭蕉叶大栀子肥”，是用旧式的吟诵方法，合着节拍，抑扬顿挫，全然不觉窗外已是雨声一片。
邱师治学，特重“小学”，常以黄侃为例，谓通小学始能治学，通先秦始能通后代。所以他无论写文章，还是讲课，总是沿流以溯源，从“释名”开始，考释字词，因声求义。起初不懂，总以为钻之过深，虽口不敢言，心未能是。后来读书渐多，开始明白老师做学问的方法。比如他研究《文心雕龙》“哀吊”之体，从“哀”的音训开始探究，引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知“哀”与“依”为同音字，又从“衣借作依，可知衣是语根”，说明“哀”字的字源。再据《韵镜》，论述“哀为一等，依三等，高低相形，洪细相反”，恰可“表现一种哀痛不禁之情”。从“哀”的音训与“依”的等韵比较中，说明哀、依不仅古音相同，哀、依古义本亦相近，故刘勰说“哀者，依也”。这一番梳理，从源头上解释了“哀吊”之体所具有的音韵学基础，是邱先生“因声求义”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再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论词有“缘情造端，兴于微言”的著名论断，邱先生从张惠言善以“释经的诂训方法来释词”入手，通过引征李奇、颜师古对《汉书·艺文志》“昔者仲尼殁而微言绝”中“微言”所作的解释，即“隐微不显之言”、“精微要眇之言”，说明了张惠言以深隐、要眇论词的理论来源。邱先生能熟练地运用这些诂训、声训的方法，对于他在《文心雕龙》研究和词学研究方面能取得常人所不能取得的成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詹安泰先生是中山大学有名的词学专家，邱老师几次忆及跟詹先生学词的事情。他说从詹先生处深得音韵、声律于词的重要，认为词学乃声学。他近年在词律的方面写过几篇重要文章，其中尤以论柳永词的声律一篇更见功力。我以为这是邱老师近年来发表的最具价值的词学论文，邱师亦颔首以为然。他曾论述过柳永善用去声字，以去声发调的特点，这种看法深得当代词学者认同。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柳永不仅善用平仄四声，还善调宫商，即音韵学家所说的唇、舌、牙、齿、喉五音”，并详释柳永《醉蓬莱》词中太、液、波、翻诸字的选用，说明“翻”不能改为“澄”的声律学根据。这些看法，均为时人所少论。王运熙先生曾指出邱先生“重视音韵训诂之学，谙悉诗词声律”，从邱先生的词学研究看，颇为知音之论。
邱师还常以黄侃先生“五十岁前不著书”的话告诫我们，“一年写一篇，数年集成一集”。每念及此，不禁汗颜。邱先生的著作多为论文结集，他没有写过专著，出版社所印行的书籍，多为论文集。这体现了邱先生做学问的特点，就是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钻研，这样集中地研究一个看似小的问题，却能解决大问题。多年追随先生，研读先生的论文，觉得他的学术特点以“深”、“细”二字为要，其中又以字词的训释为基础，然后广征博引，进行阐发，使其研究，具备扎实的文字音韵基础和多重文献互证的特征。又邱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北大毕达可夫班，理论素养深厚，对研究的问题，耽思旁讯，钻之极深，他有关《文心雕龙》和词学的多篇论文，转折层深，洞烛幽微，在众多研究中往往能独树一帜，也有赖于他的理论素养。
记得海章师在世时，邱老师常去其位于西北区“模范村”那座小红楼的家里闲坐。海章师擅诗，于词也颇精通，在对词家的喜好上，二人却各有异同。邱老师喜梦窗词，以其有寄托，所作词也多以梦窗词为准的，海章师则不尽以为然。海章师是邱老师的老师，对邱师的喜好和意见，虽不能尽同，但不以为忤，二人抵掌笑谈，相见甚欢，至今我仍能清楚地想起海章师那浓重的客家口音和朗朗的笑声。海章师在给邱老师的《词论史论稿》作序时写到：“我之所见，与邱君颇有异同。虽时有商略，然彼此不能相强。”每次看到这句话，就会想起海章师，想起海章师那间狭窄、一面墙摆满线装书的书房，和那些个温如春风的时光。
邱老师喜欢谈中文系的老先生，他与詹安泰先生、黄海老、卢叔度先生交往尤多，说起他们昔日的来往，一杯茶，一页纸，谈诗论文，雅人深致，令人神往。我想，邱老师屡屡提及这些旧事，一定是在怀念那种淡远、从容不迫、融洽和睦的旧式文人生活。而在今天，这样的日子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
1993年夏季，邱老师、承学和我一起去内蒙开会，因临时买票没有座位，三人坐在火车地板上连夜从北京赶往大同，现在想想，时近七十的邱老师是多么的健壮！他八十一岁那年，心脏装了起搏器，精力及体力大不如前。又过了十年，他走了，每念及此，不禁神伤。
我不谙声律，但邱先生去世后，仍勉力撰挽联一副，献于邱师灵前，既是作业，也资怀念：
精义理，擅倚声，口拙心敏，直是词苑雕龙手；
教生徒，启愚钝，雨润风微，堪称杏坛人中师。
孙立(中文系教授)
2014.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