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吾师端木先生
法学院 黄瑶
芳草如茵、四季常青的康乐园，学校图书馆东门旁边矗立着一座慈祥长者的半身铜像，雕像正面的铭文是“法学家 历史学家 端木正教授（1920-2006）”。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90周年，也是中大法学院复办35周年。作为端木老师教育过的众多学子之一，我站在端木正教授的雕像前，不禁为恩师在康乐园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教学生涯和为人为学而感动和感怀。
情暖弟子
在一幢幢红墙绿瓦的康乐红楼里，曾经居住过一代代享誉中外的大家和名师。中山大学法律学系复办后的首任系主任端木正教授就曾居住在其中的一幢红楼里——马岗顶的东北区316号一层。这里曾是国际法研究生的精神之家。在端木老师还未赴北京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之前，我们常到这幢小红楼里，或请教老师问题和接受老师对我们论文的指导，或与老师倾心交谈，有时还在那里“蹭饭”。说到“蹭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师母姜凝老师烹制的云南汽锅鸡，掀开盖子时那香喷喷的气味和那透明鲜美的鸡汤，现在想起来仍让我嘴馋。还有老师亲自下厨煮的水饺，真的好棒。诚然，在这个温馨的“家”里，更多的是老师对弟子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老师住过的这幢红楼后来成了我们校园回忆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连红楼四周的纤竹藤蔓、绿叶红花、浓荫嫩草也深深地点缀在我们的记忆中。
端木老师是我读大学本科时的中大法律学系系主任，自我1987年本科毕业考取本系的国际法研究生以来，一直获得他的教诲、关心和帮助。记得研究生第一个学期开学不久的一个傍晚，老师和师母到女研究生宿舍“广寒宫”来看我。我的三位英语系的研究生室友好不羡慕，因为我们四人中，端木老师是第一位来宿舍看弟子的老师，也是到宿舍看学生次数最多的老师。老师每次都是晚饭后和师母结伴而至。老师高大挺拔，仪态从容，幽默风趣，风度儒雅。老师和师母离开后，我那三位活跃而烂漫的室友便议论开来。一位室友说，“你的老师一站出来就像个大人物，他是当官的吧？不过他挺亲切和蔼的。”另一位室友有点神妙地说，“你的师母看上去比你老师年轻很多喔。”我赶紧打住她的话，说：“他俩绝对是原配！我师母与老师实际上只相差几岁。”
2003年6月，我准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博士论文，请老师给我作序，老师欣然应允。序言中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师自己写的。我没有向老师提供序言的草稿，一是因为我一直很仰慕老师的文笔，心想老师亲自写出来的语言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二是老师也没有让我为他起草序言的草稿。然而，我当时却疏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老师已年届83岁高龄，让他先看完我那近40万字的学术专著再动笔作序，那是件何等艰辛的事情！当我接过老师为我亲笔手写的2千多字的序言，看到老师那憔悴的面容，我既感激又难受。后来师母告诉我，老师写我的这篇序写得相当之辛苦，他明显地感到了力不从心，为此熬夜逾一个星期，才好不容易脱稿。这件事使我深感内疚和自责，至今仍不能释怀。
先生给弟子送生日礼物应该是不多的事儿，而我却是一个幸运者。200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老师知道了我的生日与他的生日只相差两天。第二年夏，我意外地收到老师和师母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两件艺术品。一件是现代水晶艺术品，一座白塔内有一匹双蹄高高扬起、跃跃欲奔的白马；另一件是中国传统陶瓷品，是一对佩戴领结、身着花衣的白猫和黑猫。这两件礼物，一动一静，一古一今，中外艺术风格兼具，它们似乎在传递着均衡人生的意涵。它们是老师和师母亲自到离中大五里路的海珠购物中心买的，外盒上有老师亲笔书写的四个端端正正的字“生日快乐”。此后我每年生日，都收到老师和师母的祝福。我参加老师的生日寿宴，老师总会跟我说：“我们一同过生日。”
润物细无声
老师言传身教，总是在平常幽默的话语中教弟子们如何为学和为人，从不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或唱高调。
老师很重视学生对外语的学习。他常教诲我们，外语是学好国际法的基础。2001年末，我在为博士毕业论文查找资料。老师对我说，在国外，博士论文要求有两门以上的外语参考资料，因为博士需要有宽阔的视野。老师通晓法、英、俄三国语言。记得1994年夏，有一位非洲国家的副总统顺访中山大学。当时老师正好在广州给学生上课，因而被邀请与中大的校领导一起接见这位副总统。我作为中大法律学系的外事秘书参加了在永芳堂的会谈。客人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很感兴趣，问了不少关于中国司法制度的问题，但外交部的法语翻译小姐因对法律术语不熟，翻译时常遇到语言障碍，所以很多的术语是由端木老师译出的。会谈结束后，女翻译急忙走到老师面前致歉。老师却说：“你翻译得已经很好了！”
1999年，包括我在内的三位中山大学的毕业生考取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那年秋季开学不久，我们师兄妹三人决定请端木老师和师母出来聚一聚。席间，我们师徒5人叙聊甚欢，他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博士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写错了一个字，被一位女同志发现，她俨然发现了新大陆，大呼小叫：“看，博士也写错字！”此事马上传播开去并在全厂引起轰动。老师说，“所以，你们当了博士，可得处处小心，别让人抓住把柄当笑料。”老师讲的故事让我们开怀大笑了许久。老师就是这样，以一个笑话来提示我们，博士是一种荣誉，但更是一种责任和压力。
老师做学问的态度十分严谨。他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仅表现出他深厚的学力功底，而且无不体现出他扎实严谨的学风、科学探证的方法、朴实清新的行文。老师在1998年《中国国际法年刊》上发表的《中国第一个国际法学术团体——“公法学会”》一文，广受国际法学界的赞誉。老师不仅身体力行，也要求我们严谨治学。老师从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开始，到毕业论文答辩，他总是用生动的实例教导我们做学问应一丝不苟，注重学术规范。老师赠送给我他的新著——在中大80校庆时出版的《端木正文萃》，他不仅在书的扉页工工整整地题字给我留念，而且还把整本书在印刷中出现的错误全部标了出来，并一一亲笔更正。尽管老师当时视力不佳，但他还是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哪怕是小小的标点符号。
老师在给研究生上第一课时总是先强调：“要学法，先要学会做人。”老师以他荣辱不惊、从容不迫、平等待人的身教，教给我应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无论是在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也无论是在达官贵人面前还是面对黎民百姓。记得在倪征燠先生（新中国的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的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面世后不久，我到老师在北京的家中，老师一见面就跟我聊起了倪先生的为人处事之道。老师说，倪先生更多地看到别人的优点、长处，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很好。他现在93岁了还去听戏曲，这种对传统艺术的爱好培养了他的从容性格。倪先生可以说是与世无争，做到了淡泊，所以他仕途坦荡，人生之路平顺。倪先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很强，所以在新、旧社会都过得好，这很难得。而与倪先生不同，有的学者对别人的缺点很敏感，容易生气，使得人际关系紧张不已，而且性格急躁，一点小事也紧张起来，这势必影响健康。老师这些话，表面上是知人论世，实际上是在教育我如何做人处世，我深受教益。
赠 书
老师平日的一项爱好是给学生送书。他看到好书，就会多买几本，然后一一送给那些他认为有需要的弟子们。此外，老师时常收到作者或出版社的赠书，他总是把这些赠书邮寄给在各地工作的弟子。
老师向来极为重视图书资料的积累工作，他认为，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建立在必要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据说，当年老师就是因为中大法律学系的图书资料不够多而未申报法学博士点的。因此，他总是尽可能地给在高校执教的学生们送书以及捐赠图书给中大和中大法学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从1992年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那年起，老师每年都从北京给我寄送新版的《中国国际法年刊》和其它他认为有价值的国际法书籍。实际上，我书架上90年代前出版的国际法书籍中，有不少是老师从旧书摊上买来送我的。
约在2002年，老师就想将几十年来的众多藏书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捐给学校。老师本想捐书给中大法学院，但考虑到法学院的地方小，故改为将藏书捐给校图书馆。2003年老师跟校图的领导提及捐书一事，2004年则着手，而且是由老师亲自动手整理和归类所有捐赠的图书。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老师的藏书数量很大，除了他本人外，家里没人详知他的藏书；二是老师有很浓的恋书情结。老师捐赠给校图的书籍中，有不少是名家名著、历史经典，甚是珍贵。在将书捐出去之前，老师总要摸一摸该书后才舍得放手，有时还要停下来翻阅一会才舍得把书放入送给图书馆的纸箱内。2010年10月29日，在南校区图书馆举行的“端木正教授藏书捐赠仪式”上，师母姜凝老师作为捐赠者家属代表在发言时说：老师“爱书如命”；作为教师，他一生积蓄无多，但都花在了买书上，家中存放最多的东西也是图书，多次搬迁，但都非常注重保护图书；捐赠的图书就是端木老师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这次老师捐赠的藏书共有5000多册，包括中、英、法、俄等4种文字的图书。
老师乐善好施，不仅赠书、捐书，而且还常捐款做善事。他和师母在北京家中的一日三餐极其简单，被我说成是“不及学生饭堂的饮食水准。”老师居家的服装，大多都是洗得发白泛黄的旧衣服。然而，老师对赈灾捐款、资助母校建设却出手大方，常常是动辄四位数，有时甚至达五位数。2004年底发生印度洋大海啸，老师当时在广州。他自己拄着手杖携师母到校园内的银行去捐款。但由于当时中大中区的工商银行尚未准备好接受捐款，老师就找到了法学院，捐了一千元。当我在电话中与师母提及此事时，师母说，他们本想捐的善款不止这个数，但当时看到法学院才刚开始接受捐款，已捐款的老师捐的数额都是一两百元，所以没好意思多捐，只捐了一千元，以免给领导带来压力。
乐当教书匠
教育工作是老师钟爱的职业，老师将自己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老师把给学生上课作为他的天职，他对课堂教学的热爱令人感动。记得1990年9月，老师被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但他坚持给我们1989级的三位国际法研究生上完《国际法学史》课后，才北上赴任。老师虽到最高法院工作，但教书育人始终是他难以割舍的至爱。此后，老师每年两次回中大给研究生集中授课和进行毕业论文答辩。1995年5月，老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六月二日赴法国和瑞士，七月五日回北京。今年不能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又不能参加国际法学术讨论会，遗憾之至。”一直到2004年初，这位80多岁的长者仍不辞辛劳亲自为研究生授课。据2003年毕业的研究生讲，端木老师跟他们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学生上课。”他上最后一堂课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对所有研究生进行一一的点名，老师说，“我想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老师这些朴实的话语和举动，让在座的学生们无不动容。
老师爱上课，学生也爱听他的课。老师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只要他往黑板前一站或一坐，一堂妙趣横生、富有启发性的课就开始了。课堂上，老师总教导我们要把英语和中文学好，要有口才和文才，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工具。老师在讲课当中，总是见缝插针地给研究生们添加一些古典人文常识，以免我们有了知识而少了文化，在日后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老师不仅乐当教书匠，而且希望他的学生中能有多些人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我研究生毕业时被分配留校任教，老师得知后十分高兴。十余年来，我能够在商业浪潮汹涌的南方专心当教书匠，与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他鼓励并促成我到国外学习、研修，扩大视野。老师跟我说，学者与明星不同，前者即使老了，聋了，甚至瞎了（像陈寅恪），也可以出作品，只要他（她）有合适的助手，脑袋里有东西。在我还是讲师的时候，有一次在与老师的聊天中，我流露出这样一种想法：与其辛辛苦苦搞科研，还不如把多些精力转向兼职律师业务。我的理由是：现在评职称越来越难，希望好像很遥远。老师脸上出现了少有的严肃，“不管评职称有多难，都不应放松研究工作。”“不要去想那么多评职称的事，重要的是把你的研究工作做好。”“评职称只能靠成果说话。”我明白老师的意思，我知道了我今后该怎么做。不管前方的道路如何，只要踏踏实实地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就足矣。
一本读不尽的书
老师就像一本读不尽的书。每次与老师见面、聊天，我总能得到知识和思想上的启迪与精神上的愉悦。
老师自幼就很会读书。据老师讲，30年代老师考大学时收到了燕京大学的录取书。不巧遇到日军侵华，无法在北京求学。但老师又不愿中断读书。于是他就拿着燕京的录取书去武汉大学就读。毕业后，老师又顺利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于1947年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取赴法留学公费生。老师在赴法国留学之前曾留校任教。老师说，“清华没有门户之见，而且明知我要赴法国留学，仍接受我毕业留在清华执教。”第二年老师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老师在法国潜心研读，仅用两年时间就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第二年即1951年又获得了巴黎大学高级国际法研究所毕业文凭。听老师说，他刚到巴黎大学的时候，上课记的笔记不够好，他课后就借法国学生的笔记来看，有时还帮那些法国学生纠正了一些专有名词（如某某法学家的姓名等）方面的拼写错误。老师说：“从一个学生的课堂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对老师授课的理解程度。比如，他笔记的内容、分段情况、逻辑关系等。”
老师曾跟我谈起他对中国考试制度的看法。他说，由古至今，中国的考试制度，包括西方的考试制度，实质上都是一种综合考查：考查一个人的体力、心理素质、专业水平、办事能力，等等。所以，考试成功者必是素质高的人，而这与他（她）日后能否取得世俗眼光中的“成就”并没有联系，因为后者取决于不少非个人的因素。
老师酷爱读书，他工作之余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后来，老师因年岁已高患了眼疾，医生要求他严格限制看书的时间。老师感慨地说，平时买了很多好书，总想着待退休后再好好看书，但现在有了时间，眼睛却不好使了。所以看书也要趁年轻时多看。
老师虽身居高位，功成名就，然品性谦厚。2004年11月是中山大学校庆80周年的大日子，适逢老师85岁（虚岁）寿辰和从教55周年。老师很早就收到了中大校友会发出的80周年校庆的正式邀请函，但他对庆祝自己大日子的活动却很低调。我对老师说，80年校庆期间，我们也要好好为您庆祝大寿和从教纪念日。老师回答：“不，那不值得庆祝。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对自己是清楚的。”虽然老师本人并不愿意高调举办他的大寿和从教纪念活动，但中大法学院和民盟中央执意要为他隆重庆祝一番，尤其是民盟中央予以高度重视，老师及其家人只好尽力给予配合。
在校庆9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纪念和怀念端木老师具有特别的意义。端木老师是一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典范。他为中大的教育事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值得永载学校史册。他的高风亮节为学子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惜。作为端木老师的弟子，我们将以恩师为楷模，光大恩师的学术成就，铭记恩师的道德文章，为法治中国建设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