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红线女来内科住院。我们的内科主任和医生都对她感到非常好奇……
一、轰炸声中的护士梦
记者:两位老师为什么当年选择考护校呢?
李桂珍:因为当时(1944年)家庭比较困难,而读护校则全部免费,吃饭、住宿等也是全包,不用自己掏钱。另一方面,看到护士这个职业很好,可以为他人服务,穿的衣服又漂亮,所以就心动了,有了考护校这个念头。
胡筱:当时读护校还有工人帮我们洗衣服、洗鞋子。牙膏没了,自动有工人补放进去。
记者:入学时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胡筱:我是初中毕业。
李桂珍:我初中还没毕业,当时在南海一中念初二,学校因为战火解散了。然后,我就想办法考进入了护校。
胡筱:我们俩都是1944年入学的,分到同一个班。我们读书的时候,正值抗战末期。当时,广州还有日本人在,日本人经常搞轰炸。一听到警报,我们就到躲到博济楼旁边的讲学楼那里集中,因为那里是最牢固的。我们还曾经试过半夜起来走警报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炸海珠桥,那最吓人了。
李桂珍:我初来乍到,看到那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人抬进来,心里直发抖。
记者:那当时的护校是在医院里面吗?
李桂珍:我们入学的时候没有正式的护校,全都在医院里。六楼是宿舍,有几间课室。
胡筱:我们的护校是当时的博济医院设立的,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医院的领导,一位是护士主任。当时的院长是美国人,叫嘉惠霖。我们称他为“家公”,称他的爱人为“家婆”。“家婆”最赞赏她(李桂珍)了。
李桂珍:我不懂英文,因为念初中外语课被迫学的是日文,记得是中国人教。当时嘉惠霖的夫人在博济医院教英语,可我连“A、B、C”都不会,她看到我学得很吃力,就特别照顾我。
胡筱:当时医生开处方也是用英文。
李桂珍:有时候,我开医嘱也只能照抄,因为既不会读,又不会写。
胡筱:其实他们夫妇俩都很关心我们的。每逢过节,他们就会邀请我们这些护生到他们家做客,并做一些西式糕点给我们吃。
记者:当时的课程都包括些什么?给你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什么人呢?
胡筱:护理学、化学和药物学。其中护理学最重要,那本书是最厚的,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考试也分为笔试和操作。护理学教得很细致,就拿铺床来说吧,病人麻醉和手术后的铺床方式都是不同的。
李桂珍: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医生,都是很高级的。多数外科医生都是讲广州话的,还有部分医生是留学回来的。护理学是校长负责。上护理课的时候,老师还用一个玩偶给大家示范如何帮病人洗澡。我们当时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不像现在。
记者: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呢?需要值班吗?
李桂珍:以前全靠我们这些护生工作的。早上护生要“出房”,也就是出病房工作。高年级的护生负责打针、发药,而低年级的护生帮病人擦身子,类似于现在的护工工作。一层楼只有一个护长,护长底下全都是护生在工作,没有什么助理护士、护理员。
胡筱:需要值班,低年级的护生一般是值日班。曾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在我值夜班的时候,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死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毕业。
记者:两位老师在护校总共念了多少年呀?
胡筱:我们俩是一起毕业的,一共念了三年六个月。如果在学习期间,请了病假或者事假,医院就会记录下来,请一天假要补三天。有一个现住在附属二院附近的老护士,当年就整整补了一年多。
记者:当时的护校管理是不是很严格呢?共有多少人呢?
李桂珍:非常严格。不准男生探访,不准随便上街,一个星期只有一个下午放假。
胡筱:我们入学的时候有21人,可最终只有7个人毕业。这7个人后来都留在医院里当护士。
记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毕不了业呢?
胡筱:我们毕业的时候要考甄别试,既要考理论也要考操作。甄别试不及格的人就被淘汰了,不能顺利毕业。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医院里的病人太恐怖了,所以自己中途退出了。
李桂珍:最终的毕业试先是医院自己考,然后全市统考,也就是会考。考完之后,进行分配。我们被分配到本院,有些被外派。
胡筱:毕业了就不用再穿蓝袖了,所以我们都很高兴。没有毕业的护生都是穿蓝袖的,毕了业的就能穿白制服。
记者:你们毕业的时候有毕业证吗?有说是什么学位吗?
胡筱:有啊,当时由“家公”(博济医院院长嘉惠霖)给我们颁发的。毕业证上面还有青天白日旗。上面就写着护校毕业,没说什么学位。
二、贵族医院,苦乐参半
记者:你们毕业的时候,医院大概是什么情况?有多少个科室?
李桂珍:我们毕业的时候是1948年。解放前,博济医院是由美国人管理的,院长也是美国人。这间医院方方面面都比较正规,各项工作都用英文,开医嘱、查房都用英文。
胡筱:当时博济医院的规模不是很大,病人数量大概是70人左右,护士大概是40人,医生的数量更少。医院设有内、外、皮肤、耳鼻喉及妇科、产科、儿科、眼科、口腔科等科室。护理部是后来才设立的。大概从五十年代开始,医院里设有一个负责管理护理工作的人。在此之前,护士的工作和岗位大多是由外科和内科的护长分配的。
记者:当时的博济医院在广东省声望如何?
李桂珍:美国人办的医院,当然很出名、很高级。
胡筱:如果来看病的病人没有钱,医生就会很直接地跟他说:“没钱的话,你就去方便医院吧。”方便医院其实就是平民医院,当时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是方便医院。方便医院看病比较便宜,对实在无法承担医药费的病人还提供免费治疗。但是,方便医院的环境比较差,没有专门的重病区,普通病人和重症病人住在一起。甚至其中还有一些传染病病人也没隔离开,会导致互相传染,治疗效果也没那么好。
记者:当时广州市除了博济医院以外,还有别的贵族医院吗?
胡筱:有,柔济医院(即今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在东山那边。博济和柔济是齐名的。
记者:当时医院里的外国医生多不多?
胡筱:医生多数是中国人,但管理阶层有部分外国人。“家公”、“家婆”是美国人,药房负责人是德国人。
李桂珍:因为医院当时是由岭南大学董事会管理的(1930年,博济医院管理权由广州医学传道会转给岭南大学董事会),故而很多医生是从岭大毕业的。也有部分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像妇产科郑惠国教授就是从德国回来的。
记者:你们能成为“贵族医院”的护士,内心会特别自豪吗?
胡筱:当时内心的确会感到比较自豪,因为感觉自身比平民医院的护士要高级。但是,也有部分护士嫌弃贵族医院工作辛苦,后来去了方便医院的。
当时医院的病房也是有区分的,每个病区大概有普通病床20张,贵族病床4到5张。贵族病房的病人可自由出入。当时来博济医院的病人都是富裕阶层。很多有钱人即使没有病也要来医院住一下,就是为了让医院里的特护陪他们散一下步。
记者:什么是特护呢?
胡筱:特护是病人另外付钱请的。这些特护都从护校毕业,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与一般护士不同,他们平时不用在医院上班。病人提出要请特护,护理部就会联系她们来上班。
记者: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人?
胡筱:红线女以前经常来博济医院看病,她比较喜欢看中医、吃中药。有一次,红线女来内科住院。我们的内科主任和医生都对她感到非常好奇,说想一起去检查一下她的声带,研究一下她为什么那么会唱戏。然后,一群医生和主任穿得整整齐齐去红线女的病房查房。结果,一敲门没人,原来红线女上街去了。
记者:美国人做院长,那你们有信教吗?
胡筱:有啊。以前医院隔壁就是教堂,我们每逢周日就要去做礼拜,去教堂唱诗。凡是周日去唱诗的护生,那天吃饭堂还可以加菜。我还记得毕业考试时,护理部的主任问:“你们怎么还不去祈祷呀?”逢到圣诞节,医院饭堂会杀猪庆祝。有钱的就可以买猪肉吃,我们7个新护士没钱,就买一盘猪血打牙祭。
记者:“家公”“家婆”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胡筱:1948年,嘉惠霖院长退休,返回美国。之后,岭南大学医学院派了一个姓汤的院长过来主持工作。
记者: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改称中山二院呢?什么时候医院的规模开始变大呢?
李桂珍:大概是1957年左右,中国人接手之后,就把原来的博济医院改名为中山二院。后来,又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
胡筱:医院的规模是逐渐扩大的,并不是突然变大的。
记者:当时一个护士要照顾多少病人?
胡筱:整间病房都由一个人来打理。一个科室大约有6个护士,包括夜班和日班,病人则有30多个。我们十分忙碌,根本停不下来。穿的白制服从不会变皱,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
李桂珍:不像现在,当时我们照顾病人都是全包的,生活护理等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到位,帮病人洗头、漱口、清理大小便等等。
记者:最长试过工作多久呢?
胡筱:最长是一班到底(不分日班、夜班)吧,超过12个小时。50年代的时候,医院要求多做贡献,医生和护士都加班加点。但实行没多久,很多人都受不了,一方面是身体问题,另一方面是家庭负担。
记者:当时护士之间是如何交接班的?
胡筱:我们基本都是通过口头来交接班。交班的时候,我们会重点交代重症病人的病情特征,一般病人就不会交代得那么详细。医生的病历记录和护士的病情记录都是写在order book上的,包括医生的医嘱也写在上面。我们执行完医生的医嘱,是要签名的。
三、圆梦天使,一生坚守
记者:李老师是何时进入妇产科工作?
李桂珍:刚进医院时,我们要到每一个科室去轮岗。轮完岗之后,我最终选择了妇产科。因为我对手术感到很害怕,不敢去外科。
记者:当时妇产科的设备如何?
李桂珍:在当时来说,我们科室的设备算是很先进的了,有部分机器还是从国外购置回来的。
记者:当时的医患关系如何?
李桂珍:比现在和谐多了,绝对不会有病人殴打医生的情况。从前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记者:您在妇产科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李桂珍:我毕业之后,在妇产科当护长,工作挺繁忙的。起初,医院只有妇科门诊,随后才有了产科和住院。所以我们属于妇产科开科的那一批工作人员。当时科室手术挺多,基本每天都有。手术水平也很高,主要有全宫切除、盆腔清扫等。我们产科很早就有剖腹产了,但是并不会像现在的医疗界这样轻易就让病人剖腹产。
记者:你这么多年来一共接生过多少孩子?
李桂珍:记不清了。其实呢,我在护校的时候并没有学过妇产科。在妇产科当了护长以后,郑惠国教授派我去中山一院学习了半年,回来以后才能进入产房接生。记得最高峰的时候,一晚上要接生好几个小孩。
记者:这么多年来在妇产科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医疗事故?
李桂珍:我工作比较细致,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医疗事故。有一次要给病人输血,但是血库那边供错了血型,我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为此,医院还挂起红旗来表扬我。
记者:您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妇产科吗?
李桂珍:是的。我一直在妇产科工作到60岁才退休。本来是55岁退休的,由于那时医院开展做药扎(注射药物进入输卵管,药物结晶后使输卵管堵塞以避孕),所以医院一直留下我工作。我们医院的药扎绝育手术具有开创性,其避孕成功率大约为百分之八十。后来,政策还规定不进行药扎,就要开刀。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药扎,我们的工作量也变得越来越大,有时一早上要做十多个药扎。
记者:胡老师,可以讲一下您毕业后进入医院是什么情况吗?
胡筱:我进入医院之后,先是到各个科室轮岗,后来去了夜班总值这个岗位。当时的护理部主任是从北京协和医院过来的,叫江专群。当她知道是我负责夜班总值后,就对我说,你那么年轻,不应该负责这个工作,夜班总值应该找一些年纪大的护士。因为,当时值夜班是要负责整间医院病人的护理工作,无论重症还是轻症,同时也要负责急诊室,责任很重大。由于我刚毕业没多久,故她认为安排我在这个职位不合适,就把我调出来开办医院的供应室。我先去供应室,然后到外科,最后到耳鼻喉科。
记者:外科在当时属于大科吧?
胡筱:是的,外科属于大科,护士有六七人,平均每个病区30多个病人吧。因为博济医院当时算的上贵族医院,所以设备方面比较先进。院长非常重视人才,经常重金礼聘一些高水平的医生和护士。
记者:那您在医院工作了那么久,有没有至今仍难忘的事情?
胡筱:有。曾经我们病区有一个重症病人。一天,医生吩咐护士给他打了一支高渗葡萄糖。没想到打完后,病人死了。当时,这件事在医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起初,大家还以为是护士打错针了。但经过调查后,主任说:“医生根本就不应该给他打那支针。因为病人本来已经病危了,打的那支针是进一步刺激他,加速他的死亡。”
记者:最后这个医疗事故怎么处理?病人的家属有到医院闹事吗?
胡筱:记得当时没有处理医生和护士,因为病人病情本来很重,病人的家属也有了心理准备,所以没有闹事。不过,当时的病人和家属都很信任医生,一切都是医生说了算。
记者:两位老师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附属二院吗?
胡筱:我曾经离开过。到了耳鼻喉科后,我被下放到湛江四年,从1970到1974年。当时医院组织医疗人员上山下乡。其实,我根本不会看病,但老百姓却把我看成是省城来的“大医生”。
李桂珍:我比较幸运,不用下乡。因为我是工人出身,我爸爸是工人,在香港打工。
胡筱:难怪,我是华侨出身,带一点小资产阶级性质。在特殊时期,我们晚上开完会还要写大字报。没有写够二十条大字报,是不允许回家的。我们实在写不出来,只能相互抄。
记者:文革期间,医院是由谁管理呢?
胡筱:当时工宣队进驻医院,由他们掌控医院。
记者:那当时面临批斗,有受不了的吗?
胡筱:当然有,外科有一个医生受不住,上吊自杀了。这个医生的手术水平很高,刀术很厉害,但是被工宣队宣布为“反革命”。文革过后,不少受过迫害的医生和护士都设法去了美国。所以,当时很多人说“美国可以再开一家中山医”。
李桂珍:跟我一同在妇产科工作的另一个护长也被戴高帽了,当时我心里很害怕自己也会被批斗。但由于我出身比较好,所以没有遭受过这些痛苦。
四、医护相扶,情怀不老
记者:作为护士,要配合医生工作。那你们有没有和什么著名的教授或医生合作过呀?
李桂珍:有,我们妇产科的郑惠国主任是留学德国回来的。但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子女现在为他出了一本书。当初,我和他,还有几个教授(邝健全、潘国权、何秀琼),总共七个人,一起开科。现在只剩下我和邝健全了。我跟郑教授在工作上的接触还是很多的,辅助他很多方面的工作。他对病人很好,所以也有很多病人找他。
记者:郑教授和你们之间有些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吗?
李桂珍:他和我们护士、医生和工友也相处得很好。在被批斗的时候,他跪在那里,我们妇产科一个医生还踢他。看到那个场景,我感觉很心痛。我结了婚之后,很久都没怀上小孩。他很关心我,经常医治我,还为我做了卵巢囊肿切除手术。后来我还真的怀上了小孩。所以,我一直都对他心存感谢。
胡筱:她生小孩的时候,两大教授在产房门口等着,其中一个是郑惠国。他们担心她生不出来,随时准备为她做手术。
记者:两位老师对以前的老教授有什么印象吗?
李桂珍: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的。我们妇产科的教授、医生和护士像一家人一样,很团结。我们这些退了休的,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四都会聚在一起喝早茶。
胡筱:老教授们对病人都很不错,医术又高明,所以很多病人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