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相泽先生长期在中大执教，其治学的严谨、教学的认真、分析的精辟、生动而不失幽默的语言，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甚至有同学把上蒋先生的课称之为“享受一份丰盛的文化大餐”。蒋相泽先生又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带头人，在先生的带领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在全国最早开出《中美关系史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招收中美关系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在，蒋先生开创的学术研究事业已开花结果，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已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中美关系史教学和研究队伍，得到高校同行的认可和好评。
海外赤子归国执教
蒋相泽先生于1916年1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龙县。1937年蒋先生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1940年入读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研究生，师从吴晗先生，并撰写以《清朝前期内阁制之演进与政治》为题的硕士论文。1947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3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1939至1941年纳粹德国的对美政策》。这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前辈有着一颗炙热的爱国心。毕业前夕，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聘蒋先生做研究人员，但论文答辩完毕，蒋先生就选择了回国之路。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已成为敌人，美国不准中国留学生回国，申请离境者，可能要罚1000美元，或者坐一年的牢，或者两样都有。当时美国也有一项规定，广东人、广西人、福建人，这三省的人可以回去，因为这三省的华侨最多。蒋先生是贵州人，他写信给广东省文教厅要求帮助，广东省文教厅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蒋是广东人，于是蒋先生就顺利地回国了。有一次，我和先生聊天，谈到我正在写留美学生的文章时，先生说：“我最有发言权，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我们当时回国是毫不犹豫的。”后来在庆祝他80寿辰的座谈会上，他又语重深长告诉学生们，当年他为什么要回国，因为“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为她服务。”他希望所有有机会出国留学的青年学子，都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铿锵有力的几句话，道出了一颗赤子之心。
蒋相泽先生回国后，先在岭南大学任教，后院系调整，到中山大学任教，一直到1998年退休。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主讲《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名著选读》、《西洋通史》、《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史》等十多门课程。1978年开始招收国际关系史方向的研究生。1986年7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博士生导师，学生的研究方向是中美关系史。蒋先生曾任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国际关系史研究室主任；还先后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广东省分会理事，全国性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历史学会理事。
蒋先生教学和研究领域涉及世界史的各个方面，尤其突出于国际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英文版《捻军起义》（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英文版《美国与中国》（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国际关系及西方史学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蒋相泽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主编有《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简明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l992年版)、《简明中美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国际关系史》第五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出版)；译有《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开创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研究
在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室主任时，蒋相泽先生一面进行国际关系史教学，一面主持编辑《国际关系史论丛》，先后出版三辑。该刊引起学界同仁广泛关注，中大历史系也因而成为国内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镇之一。1980年，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蒋先生被选为副理事长。
1979年中美建交后，蒋先生就有计划地把中大历史系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中美关系史研究，并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各高校的同行老师们共同商讨成立全国性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以便推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1981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邀请先生前往讲学。1984年，先生再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爱荷华大学、达特玛斯学院讲学。先生两次应邀赴美国讲学期间，写成了英文版专著《美国与中国》。回国后，他立即召集我们开会，说：“中美关系史研究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们教研室要转型以研究中美关系史为主，请大家向我靠拢。”他首先带头开出《中美关系史》课程，并招收中美关系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山大学成为最早开设中美关系史课程的高校之一。当时，急需有一部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作为教材，教研室同仁及博士生也参与编写工作，1989年由蒋相泽、吴机鹏主编的《简明中美关系史》一书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之一。当然，与后来许多中美关系史专著比较，我们这本书显得较为单薄，但是，毕竟它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中美关系史教材，叙述客观，评论公允，论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里均凝聚了蒋先生的无数心血，光是章节提纲，也经过反复的讨论。
1994年，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简称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并举行“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第一届会长由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资中筠研究员出任，副会长是复旦大学汪熙教授、中山大学蒋相泽教授。1995年，在蒋先生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历史系与其他单位承办的“美国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校内举行，会后结集出版《中国与近现代美国》（陶文钊、梁碧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该书刊载了五篇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的文章。
自此以后，开展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师生们视野逐渐扩大，一批著名学者出现在中大历史系的讲台上，如中国社科院李慎之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资中筠研究员、陶文钊研究员，复旦大学汪熙教授，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等，为师生们作精彩的演讲。历史系的师生们也积极撰写文章参与“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举办的每次学术讨论会。蒋先生开创的研究事业后继有人，中大历史系研究中美关系史的队伍已经形成，在教学和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研究领域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并结出硕果。仅以专著计算，近十多年公开出版的已达二十部：梁碧莹：《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温强：《肯尼迪政府与中国——“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缘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陈永祥：《宋子文与美援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李爱丽：《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以粤海关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高瞻：《走向大国之路——邓小平与中美关系发展二十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莫高义：《书生大使——胡适使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梁碧莹：《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维缜：《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美国的经济技术合作（1945-194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胡素萍：《李佳白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张小欣：《跨国公司与口岸社会——广州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研究（1900-1952）》（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梁碧莹：《梁诚与近代中国》（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朱志辉：《清末民初来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研究（1895-192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潘一宁：《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越南战争的国际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龙林：《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终结——1943年〈中美新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梁碧莹：《美国人在中国（1784-1912）》（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
扶掖晚辈 酿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蒋相泽先生是带引我走进中美关系史研究这一学术殿堂的恩师。我于1958-1963年入读中山大学历史系，有幸聆听蒋老师开设的几门课。他讲述的《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名著选读》生动活泼，对人物分析得精妙绝伦、栩栩如生，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蒋先生讲课时的音容笑貌。1976年，我从北京调回中大任教，追随蒋先生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教学。老师积淀深厚，涉猎广博，却从不嫌弃晚生的不才，总是想把曾经“不务正业”的我，拉上学术的道路上。
跟随蒋先生多年，等于读了一次研究生，他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总是让我旁听。在进行世界近代史教学前，他交给我的任务是编写三章教材，经过他的反复审查后，才认可我上讲台。为了让我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他让我参加修订由他主持编纂的《世界通史参考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一书，从重新查找原始材料，审查和核对原版本开始，整个过程就等于复习了一遍世界近代史的史学史，了解了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新动态，这对我的教学和研究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先生扶掖晚辈学术成长的良苦用心。1981年，先生赴美前找我谈话，让我做好把美国史的教学逐渐转为中美关系史教学的准备，并交给我一个任务，写一篇国内学术界研究中美关系史的综述报告，以便他向美国学术界同行进行介绍。后来，他和吴机鹏老师在着手撰写《简明中美关系史》一书时，又安排我写第一、二章，即中美关系的肇始到中日甲午战争前的中美关系。
乍看起来，蒋先生似乎是个严肃的长者，当他伏案专注写作时，谁也不敢打扰。但对于前来的请教者，无论何种身份均来者不拒。我就有幸得到蒋先生耳提面授的教诲，甚至是全方位的，从教学到写文章，从史料的拥有到文风的处理等等，他都毫不保留发表自己的见解。与蒋老师接触多了，深受他的风趣和幽默的语言所感染。先生喜欢称我为“小字辈”，当我到他家时，师母就往屋里喊：“你的‘小字辈’来啦！”。老师总是先幽默一番，接着问我这次又讨教什么。然后他就闭着眼睛听我说，待我说完后，他就毫不保留地大谈他的看法和见解，当我在学术上遇到一些问题时，他总是给我一个中肯的回答，让我茅塞顿开。一次，他有事到我家找我，我住在三楼，按惯例先生在楼下喊我，确定我在家才上楼。由于家里很小，我俩就在小阳台里谈话，那天窗台上放着正在晾晒的花生，师生俩一面聊天，一面吃花生。那时，学术上有一种不正之风，写文章先确定一个观点，然后找史料去说明，蒋先生对这样的写作方法很气愤，他说，明明是论从史出，哪有先有观点，再去拼凑史料，即使有史料也容易歪曲历史。他要求我踏踏实实寻找史料，认认真真去写真实历史，不要写“跟风”文章，因为那些文章经不起时间考验。老师的一席话，不仅体现老师做学问的严谨，也显示一位正直求真的学者风范。老师离开时，指着那堆花生壳又幽默地说：“今天你亏本啦！”我回答说：“这把花生真不够交付您给我上课的学费。”蒋先生总是在这样轻轻松松的气氛中，教会我做学问的方法和做人待物的道理。
笔耕不辍的退休生活
蒋先生退休后仍然关心中美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他严肃地对我说：“我把这一摊的事都交给你，你是知道这个学科的创办过程，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你要继续经营下去，千万不要弄砸了。”接过这个班后，我知道任重道远，一点也不敢怠慢。退休后的蒋先生每天仍在永芳堂里笔耕不倦，我也经常到他的办公室里聊天，他总是喜欢叼着他的烟斗，微微闭上眼睛，一直在听我说，有时也插上几句概括性的经典话语。有一次我向他诉说要引进一些学者来充实我们的队伍，即使有名额，总是被别的教研室抢去了，他马上说：“立足于自己培养吧！”历史系的老师经常看到我们聊天的情景，也笑称：“你们师徒俩聊天简直是历史系的一道风景。”近90高龄的他还参加我们博士生的答辩，听他发表意见，就像聆听一场精彩绝伦的演讲。晚年的蒋先生做学问仍然雷厉风行。当写好一篇文章，就把我叫去，因为他眼睛不好，让我帮助他校对文章，并打印出来，投稿到某报刊，当报刊登载出来后，他老人家也就满意地笑了。
在蒋相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充满感恩之心，感谢先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师道无价，先生风范永存！
蒋相泽教授小传
蒋相泽，男，汉族，1916年10月31日生，贵州省安龙县人。1935年9月起，先后在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学习。1940年10月，进入昆明清华研究院学习，师从邵循正、吴晗，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1946年4月毕业，随后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员。1947年10月赴美留学。1951年3月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4月份回国，应聘为广州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副教授，讲授世界史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其间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蒋相泽先后开设了《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方史学史》、《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文革期间，受到一些冲击。1978年，学校恢复职称评定，蒋相泽升为教授。国家同时恢复学位制，蒋相泽开始招收研究生，开设《古代东方史》、《希腊史》、《罗马史》、《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两战之间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史》等课程，招生方向主要是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和国际关系史。1979年起，蒋相泽担任历史学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室主任。80年代该室先后出版三辑《国际关系史论丛》，引起学界同仁广泛关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也因而成为国内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镇之一。1980年，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蒋相泽被选为副理事长。1981年，受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邀请前往讲学。1984年，再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爱荷华大学、达特玛斯学院讲学。1986年7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招收中美关系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3年，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成立，蒋相泽被推举为副会长。1998年，蒋相泽送走最后一批博士生，以82岁高龄退休。
蒋相泽教授的教学领域涉及世界史的各个方面。教学以资料丰富、思维缜密、语言生动为特征，课堂内容引人入胜。论著立论谨严，言必有据，并经过反复修改，篇篇堪称精品，本本都是力作。主要著作有：《捻军起义》（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美国与中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国际关系及西方史学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蒋相泽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主编有《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简明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简明中美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国际关系史》第五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译有《使日十年》（原著[美国]约瑟夫·格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西班牙、英国等条目的历史部分。蒋相泽治学严谨，从不追求数量。译作《使日十年》，字斟句酌，力求做到信、达、雅，历时10年始成。一篇论文的写作，往往要经过几个寒暑。这并非因为懈怠，而是因为蒋相泽教授总是研读大量史料和论著，力求论据充分，论点可靠，发人所未发。
蒋相泽教授的研究领域广博，举凡他任教的课程领域都有研究，真正实践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理念。蒋相泽在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和西方史学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受到学界注目。他用英文发表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是第一本以中国学者的观点全面审视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受到中美学界同仁的重视。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期间的中美关系》、《中国和华盛顿会议》迄今仍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经常被学者引用和论及。《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纳粹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三十年代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希特勒进攻英法的决策与张伯伦的对策》、《美国走向参战（1939-1941）》、《英美苏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1941-1942）》、《罗斯福的战时外交与和平计划（1941-1945）》等论文则系统地论述了两战之间以及二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是他研究国际关系史的代表著作。《基佐历史观批判》、《特纳历史观批判》则是他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力作。
蒋相泽教授在求学的过程中先后接受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以及西方治史理论和方法的熏陶。从1951年开始教研生涯后，积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指导历史教学和研究。蒋相泽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问题有敏锐的洞察力，看问题一针见血。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思想，很多历史问题就有了圆满的解释。为表彰蒋相泽教授的学术贡献，2005年10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学术贡献奖。该奖项是对这位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
2006年3月17日，蒋相泽教授在广州逝世。
（注：关于蒋先生的出生日期，现有资料包括他的户籍与人事档案资料都写成是1916年11月5日。据2006年1月16日对他的录音访问，得知他确切的出生日期是1916年农历十月初五，即公历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