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暑易节,春秋代序。
一九七九,求学中大地质系;一九八三,从教岭南康乐园。
三十载岁月的历练,让稚气的少年,成长为今日院系的负责人。罗镇忠,一位在中大求学、又在中大工作了三十年的中大人,为我们讲述了他所在的年级和他所带的83级学子的故事。
回忆1979
77、78、79级的大学生,俗称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最早受益者,他们的大学经历也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作为中山大学地质系79级的学生,罗老师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四年大学记忆。
物质匮乏,但精神富足
物质生活的匮乏,是改革开放初我国的基本国情。回忆起当年读大学不太富裕的物质条件,罗老师依然感慨万千。“即使是在冬天,宿舍也没有热水供应,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当时很多同学可以领到助学金,每个月大概20元左右,包含了18元的伙食费。伙食单调得很,荤食只见过大块大块的肥肉,“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当年图书馆小,座位少,又没有额外的课室供大家学习,每天开馆之前门外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最勤奋用功者,才能在图书馆“霸”到一位;罗老师更多时候选择在宿舍学习。更何况宿舍有宿舍的好, “当年伴随我学习的还有邓丽君、李谷一的歌声”。 让人高兴的是学期末考试过后,“宿舍派”依然取得了出色的学习成绩。
电视机,这个如今家家户户都有的必需品,在当年却是地地道道的奢侈品。“起初只有北门的工地有一台电视机,很多同学跑到那里一起挤着看电视。看一场排球赛下来,还挺累的。因为一直站着。”后来每个系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视机,信号不好的时候,就拍拍电视机的“脑瓜壳”,直到有人喊“有了有了”,才停住。电视机是有了,但最郁闷的事无过于足球赛事来了,考试也来了。这个时候,用罗老师的话讲,“相当锻炼心志”。
尽管物质生活十分匮乏,但在罗老师的讲述中,我们分明能感觉到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快乐,以及与物质匮乏形成强烈反差的精神满足。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新三届”中,77、78级同学的年龄普遍偏大,而79级则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年龄跨度大到十多岁。罗老师回忆,当时宿舍安排是年龄大小穿插的,所以经常发生“倚强凌弱”的事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那些大十几岁的学生做起事情来却常常还带着“小”孩子气。系里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家庭背景不同、文化出身各异,生活态度也因此千差万别。而相同的是,他们都处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大浪潮中,指点江山,书生意气,充满了青春年华的热情,“对于国家大事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意气风发,生气勃勃,“比现在大学生的思想还活跃还开放!”罗老师还记得,当年中文系的系刊《红豆》文笔犀利,立论大胆,全校同学都争相取阅。
每个同学都是个性鲜明的一个。正是这独特的每一个,丰富了大学生活。罗老师记得,系里有一个“棋王”,与人对弈,往往能不看棋盘而排兵布阵、运筹帷幄。还有一位“身怀绝技”的同学,那些信封封口处有小洞、没有完全粘得密不透风的,他竟然能够鬼使神差地把里面的信纸卷成一轴,然后轻而易举地抽出来,又能游刃有余地塞进去“物归原处”。还有那些年大家热衷谈论的别的院系的漂亮女生(本班40多个人才4个女生),他大笑:“我现在还记得一位女生当年的通信地址呢!”而当年的罗老师是班里很厉害的“技术男”——“读大学时我就学会修理无线电”,老师一脸的自豪感。
回忆起大学生活,最难忘的无过于浓浓的同学情。哪怕毕业后天南海北、岁月变迁、地位悬殊、名声各异,这份友情却始终有增无减,历久弥新。罗老师说,虽然年龄差距大,总有以大欺小的现象,但在学习上大家格外团结。当时系里流行的是结对子学习,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大一些的同学带着一大帮小一些的同学在一个教室里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清晨天还未亮,同学们已经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校园的一角,一起大声背英语。到了八点钟,便收起英语书,兴冲冲地赶到教室接着上课。这些“经历过知识饥渴”的79级大学生对知识充满了渴望,他们好学用功,常常有人自学几套不同的教材。他们不依赖老师,自主学习性强,踏实认真,“没有人逃课,也没有人考试作弊”。
学习之余去看场电影,那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情。谈起当年大伙一起看电影的情景,罗老师依然历历在目。在爱群大厦附近的老电影院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没有了公车,一群人在漆黑的夜空下,空旷的马路上,吵吵嚷嚷,一路老远走回去,疯到深夜,难以成眠。
难忘1983
1983年毕业后,罗镇忠老师留校从事党务工作,曾任地球与环境学院团委书记、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校机关党委书记兼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现任法学院党委书记,不知不觉已三十个春秋。
亦师亦友,师生情长
“83级是我毕业以后带的第一个年级。当时有的同学甚至比我年龄还大。”时过境迁三十年,但罗老师依然如数家珍一般和我们讲起这一级每个学生的籍贯和个性特点。
罗老师记得,当时学校的后勤工作还并不完善,宿舍条件也不怎么优越。在同学们入住之前,罗老师一个人拿着扫帚拖把一间一间宿舍打扫干净,抽屉桌椅一个一个摆放整齐,拿着钉子锤子一块一块床板都修理牢固,带着铁丝钳子把一根一根蚊帐支架立起……“真的没什么经验,完全靠着一腔热情。”
当年班里有一个学生患了肺结核,情况很严重。“那天晚上,我和另一个学生在宿舍门口守到天亮。然后第二天一早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了。”后来到医院看望,学生已经被安置在了重病区,医生只允许进去一两分钟,而且要严严实实地戴好口罩,防止传染。即使这样,罗老师依然坚持去探望了多次。“肺结核是传染病,就一点不害怕被传染上么?”面对我们的担心,罗老师只说了一句“真没想那么多”。
谈起当年的辉煌班史,罗老师马上神采飞扬起来。“我们拿到了全校排球赛亚军!”难怪罗老师如此兴奋,当年地质系还只是少人问津的冷门专业,不像热门的中文系、法律系能够招到体育尖子生。庆幸的是,那一年班里有七八个海南的学生,排球打得很好。另外还有一个“先天不足”是,班里根本没有专业的排球教练。怎么办?“我临危受命充当了排球教练,其实很业余,无非叫叫暂停,鼓鼓劲。”罗老师爽朗地笑起来。
是老师,更是朋友,罗老师和这一级学生打成了一片。和学生们一起坐着小板凳在校内露天电影场看电影;和在湖南矿山实习的学生们一起吃住;有时还有男生干部跑到他的宿舍,俩人并排躺在床上聊天。更有调皮捣蛋的,把自己宿舍的床板卸下来,搬到罗老师宿舍,安放在罗老师的上铺。
说到这里,罗老师颇有感触地提到了当年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我三天两头就跑到老师那里去了,不用带什么礼物…老师带队出去考察,吃住都在一起,关系极好,亲近得很”。是啊,在大学,我们格外讲“师承”“师承”,其实师承的岂止是知识技艺,更有老师的人格魅力,更有师生恩情。
77、78、79,“新三届”承载着人们太多的期望,他们被赋予了“天之骄子”的光环。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成为了政界、学界、商界的名流精英,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发展进程。但他们当中的更多人则像罗老师一样,默默地耕耘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教育事业、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着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