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目前的“大学危机”和普遍的精神焦虑可谓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列奥·施特劳斯将马基雅维利称为开启“现代性”的第一人不无道理，马基雅维利之前的古典政治学家着重讨论抽象化了的正义与至善问题，即他们关注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而不是人事实上如何生活的问题。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模式，将上升的苏格拉底拽回了地面，开始关注现世的问题。此后的启蒙运动给了人类理性至上的地位，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算计将人的现实考量推到了极致。
然而人却是具有超越性的，如果只能面对现世与现实，如果只能作为一个异化了的工具而存在，那么灵魂则难以安放，精神的空虚无法填补。笔者的很多同学（尤其理工科专业）在这四年中一直报怨生活无聊而空虚，不知道一切的“意义”为何。很多人沉迷于网游或美剧，用以打发多余的时间，不禁令人扼腕。
问题回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开篇所引的列奥·施特劳斯的话也许就是答案。教育首先是一种体验，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文化体验。可以是格劳孔、苏格拉底和阿狄曼图彻夜关于理想城邦的讨论，可以是走访衰落的古城，聆听古老的歌谣，可以是通过书籍与古人对谈时的自我发现之旅，甚至可以是父与子一起修筑自家的房顶。对城邦来说，教育传承古老的传统，保证共同体的延续性；对个人来说，教育让人了解自己，获得美的体验，最终成为“自由的人”。
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大学不是职业技术学校（虽然很多人的大学现在都是读三年，第四年在找工作），大学即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又孕育着新生的事物，因此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和社会保持同步，对社会有求必应。社会需要对大学宽容，并且降低期待。苏格拉底从来都不告诉学生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去思辨。大学的首要职责，在笔者看来，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发现自己的潜力与爱好，而不是急于考各种证书，急于在考公、考研、出国、找工作的四选一中简单粗暴地给出答案。
博雅教育是将大学与教育结合起来的方式，但它的参与者绝对不应该仅限于大学和学生。从中学起就应该有初步的博雅教育。《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长期以来引起争议不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它认为中学的通识教育应该由大学设计，并花大篇幅讨论了中学博雅教育，但其中不无道理。第一，经典常读常新。小学读《论语》，初中读《论语》，高中读《论语》，大学读《论语》，体会却不同；第二，如学者甘阳指出的，如果通识教育全都放在大学，整个社会会有脱节现象，难以成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四分之一能上大学的人与四分之三没有上大学的人会在理念上难以沟通。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第三，中学阶段对人的成长影响至关重要，青少年处在确立人生观，与外界建立联系的重要阶段，是安排初步的博雅教育很好的时间段。
此外，如果用人单位能够放宽对大学生社会经验的限制，想必也会有利于博雅教育的开展。有些人愿意在不同的公司实习，每一次都很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毕业时简历就很灿烂，感觉有很多实习经历。如果用人单位能放宽对简历的限制，能够花时间多去了解一个全面立体的应聘者而不是单凭一张纸的厚度来决定是否聘用，那么也许能增加浮躁之人鱼目混珠的难度。笔者曾设想能否将自己大学期间读过的书和学过的公开课列成一张单子，代替简历，想必会比断断续续地做过的实习更能体现平时生活中的自己。
所谓“百年树人”，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耕耘的时候不要急着问：“有什么用？”而是给予幼苗阳光、空气和雨水，耐心地等待它开花结果。《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中说，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具备反思能力、学有专精、又能独立思考的人”，今天读来仍觉振奋，但同时又觉前路漫漫。教育本就和文化环境密不可分，耳濡目染的教育胜过书本的教诲。博雅教育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的事业，有一个延续了两千年的精神作为内核，提醒我们人之为人的意义，在我们感叹任重道远之际，又让我们心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