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广州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和新思想的窗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循着中山大学前身院校旧址、建校和搬迁，我们找到了一批红色印迹。
一、以校为名的法政路
——辛亥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前身法政学科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译介
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是中山大学法政学科的前身院校校址，得名于中山大学前身之一“广东法政学堂”。中山大学法政学科的师生是国内最早接受、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之一。
中国早期引介马克思主义学说最重要载体是日文译著，留日学者在辛亥革命前后零星译介马克思及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观点。毛泽东认为：“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直到二十世纪初，国内所能接触和阅读到的社会主义文献，多从日本介绍而来。
广东法政学堂1906年6月正式开学，是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1907年，迁至当时天官里后街14余亩官地，即现在的法政右巷一带区域，历时两年落成，校门南向。此后，法政学堂所在街道更名为法政路，一直沿用至今。学校之后数次更名，于1924年6月合并进国立广东大学，设为法学院，直到1926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再迁地到文明路校本部2。之后，法政路校址改建为附中用地，1936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迁入使用。
广东法政学堂教师大部分是留日学生，于留学时接触到马克思学说，回国任教时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从日文版本翻译并介绍到中国。他们译介西方法政领域的著作，领国内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风气之先，影响和培养了一批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学生。
朱执信是1906年6月到校的第一批教员，被认为是国内最早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朱执信1906年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部分内容3。1912年6 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基本内容4。毛泽东评价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
叶夏声归国后先任教员，后任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06年9月他在《民报》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阐释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十条纲领，这是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之一。
二、从法政路和文明路到昌兴街
——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高峰期的中大师生活动寻迹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欧美学者归国并逐渐占据了国内各大学的重要教职位置，法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更多人从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版本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5。五四运动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峰期，广州市越秀区昌兴街一带活跃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和一批中山大学进步师生，产生了“用马克思主义拯救苦难的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意识。昌兴街位于中山五路北侧，距法政路和文明路约1公里。
《新青年》杂志社旧址位于广州市中山五路昌兴街26和28号。1921年，《新青年》编辑部南迁，1923年人民出版社并入广州新青年社，成为中大师生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影响的重要场所。
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社旧址位于昌兴街42号二楼，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在1926年4月12日开张营业6。创造社是“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文学团体，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社团。1926年，因中山大学文科发展而促成，创造社在广州迎来了影响至为深远的阶段。1926年2月，郭沫若应邀聘为国立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创造社成员成仿吾为物理系和德语系教授，郁达夫为英文系主任、教授，后兼任出版部主任，王独清为文科教授并接任郭沫若文科学长职务。之后，许广平、顾颉刚等从北京到广州，鲁迅1927年1月聘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以及创造社后期骨干冯乃超，为新中国中山大学第一任党组织书记；创造社的“眼睛”、红色法学家何思敬，1927年任法学院教授。形成了20年代进步文人南下广州的局面。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其旧居“杨家祠”在昌兴街西北方向，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现杨匏安旧居陈列馆，是广东早期党、团组织重要的红色活动据点，留下了上百位共产党人的革命足迹。1921年8月，中共广东支部在广州成立，1922年扩大为中共广东区委，其活动地点多在杨家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此地筹备。中大师生和在杨家祠活动的共产党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络，如1925年期间，张太雷曾任国立广东大学的政治研究班教授、郭沫若受聘到广州后先去了林伯渠处。
中国共产党红色发行之先河的丁卜书店在昌兴街20号，鲁迅等中大师生常光顾丁卜书店。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人民出版社社长李达将出版社从上海迁往广州昌兴街，易名为丁卜书店，兼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行部。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马克思等近40种书籍，因环境险恶仅出版了十几种，由丁卜书店公开发售，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发行之先河。7
昌兴街还先后聚集了世界语师资全日制速成班（昌兴街7号），博爱通信社（昌兴街15号三楼）8等进步机构。中共广东组织领导的平民书社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报《向导》1923年至1924年在昌兴街28号设立，平民书社翻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非常有影响的革命书籍9。昌兴街区域，是华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
三、文明路
——中山大学筹建和建校初期的红色活动印迹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大革命时期，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文著作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问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积极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活动，工人、农民等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成员。中山大学的命运和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山大学筹建和建校初期的文明路校址，今广州鲁迅纪念馆馆址，原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旧址，之后更名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并入国立广东大学。这个时期的代表性教师，不仅有从日本和欧美归国任教的教师，还有在中国本土培养，于在校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最早一批共产主义者。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首先具体介绍马克思主义，1919年发表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确定了他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地位。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聘请李大钊，他还推荐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著名哲学家张申府在1924年上半年到国立广东大学前身院校担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谭平山，是中山大学前身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广东和广州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谭平山1908年考入中山大学前身之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1920年7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母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8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1月组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正式成立，谭平山任书记10。
何思敬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红色法学奠基人、我国第一部宪法的重要起草人之一。毛泽东曾称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何思敬1927年2月从日本回国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和法科副主任，在中山大学先后执教十年，参加了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11。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被党组织派回中山大学任教，任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他在课程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资本论》、唯物辩证法等，宣传红军和长征12。
许德珩是九三学社创始人，曾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22年他在巴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13 1927年2月归国到中山大学短期担任教授，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14。许德珩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等著作。
杨东莼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学者，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任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时开设了社会主义史和唯物论史课程。
中山大学在文明路校址的筹建和初建，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参与，我国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知名学者也曾任教、授课，影响了众多学生。
四、文明路区域的红色纪念旧址和中大师生的活动
文明路周边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等地遍布中大师生的活动足迹。
陈独秀1921年6月创办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创办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位于北京路高第街素波巷，遗址在广州第十中学内，是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成立的地点。这是党校雏形，毕业生后来多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力量。教员聘请广州各高校教授，包括任教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广东法政大学教授中的著名“革命三谭”（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谭植棠时任教导主任，192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任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兼授广东高等师范课程，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及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韦悫曾任新中国上海市副市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时任哲学教员。他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于1921年2月任广州私立岭南大学和兼任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在岭南大学主讲政治学和哲学，在高等师范学校主讲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等课程15。岭南大学是中山大学历史上的重要血脉。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市东园横路3号召开，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谭平山促成。施存统当选书记16，施存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副部长。1926年8月，在党组织安排下他离开上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陈独秀等推荐施存统担任中山大学秘书长。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有一些精辟的见解，被认为最早明确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17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位于中山四路46号。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开办，到1926年11月第六届毕业，第六届重新选址在中山四路上的番禺学宫。18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开展农民运动，点燃了我国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广州农讲所的主办人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其中农讲所的第三届所长阮啸仙，以及教员周其鉴，曾同是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是中山大学工学学科的前身院校之一，1926年并入中山大学工学学科。阮啸仙1920年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人和领导人，1921年加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他1922年春发表《社会主义与军人》，1925年1月任第三届所长时将军事教育的指导思想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实施19。周其鉴1921年参加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中共西江党组织的创始人，1926年1月成立中共西江地方执行委员会任书记20。毛泽东任第五届教员、第六届所长，1925年兼任国立广东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教员，讲授《农工政策》。期间于1925年写就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的认识路径就是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路。21农讲所六届毕业生近800人，有不少学员深受中山大学师生的影响，如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梁桂华，1922年由谭平山介绍入党，曾配合周文雍三次改组广州工人赤卫队，广州起义时牺牲。22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恤孤院31号（现8号）。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三大深深影响了广州文化和全国革命形势，广州在中共三大召开后成为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国共合作创办了一大批学校，点燃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火种。一批中山大学师生出席三大，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师生参与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大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革命活动，留下了一批红色旧址，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现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共广东区委旧址在今文明路194~200号，鲁迅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曾在此秘密会见、畅谈。
纪念省港大罢工的沙基惨案旧址、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的惺亭，也流传着中大红色故事。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省港大罢工，6月23日被武装镇压，酿成“沙基惨案”。岭南大学的教师区励周、学生许耀章是惨案烈士，岭南大学惺社同学捐建惺亭纪念，今为中大校园地标建筑。沙基路于1926年改名为六月二三路（六二三路），路东段树立石碑“勿忘此日”。23
五、石牌校区
——中山大学西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
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是孙中山先生建校时期就确定的新校址，1927年开始筹建。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是党史的重要年份。1934年9月第一期工程提前完成，农、工、法三个学院于秋季迁入石牌新校。24石牌校区二期工程于1935年秋竣工，除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附中、附小外，学校全部迁入。
这段时期，中山大学师生积极组织、参与左联的活动，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现实路径。左联及其所引领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的一部分。1933年4月，广州各左翼文化团体在观音山（今越秀山）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谭秀峰任书记25。广州文总确定了宣传革命理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红军到来的宗旨。文总的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列主义与中共关于时局的主张26。广州文总创办了一百多种左翼文艺杂志。
文总书记谭秀峰，即何干之，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学家27，1920年他曾就读于岭南大学附中，1926年第一名考入中山大学就读教育系。
广州文总聚集了一批中大知名师生，影响了大批文艺青年，包括：鲁迅、郭沫若、成仿吾、何思敬、邓初民等教师，欧阳山、洪灵菲、戴平万、杜埃、黄药眠、许涤新等学生。邓初民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中国革命实践，被认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宣传家，1933年到校任教，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其《政治科学大纲》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为核心构建政治学原理28，被认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29。1934年8月牺牲的著名“广州文总六烈士”中，温盛刚是中大代课教师，谭国标是中大高中部毕业生，郑挺秀是中大经济系毕业生，凌伯骥、赖寅倣、何仁棠是中大在读学生。洪灵菲，1922年考入中大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入党，为左联七人常委之一，负责组织工作，1934年中秋前后被秘密枪杀于雨花台30。
左翼文化运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文化与群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31，中山大学师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书稿《中山大学的红色基因——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山大学的传播》摘录、改写，由中山大学2019年重点发展项目文化传承专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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