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黄子通，急诊医学及呼吸内科教授，急诊医学及生物医学工程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担任广东省防治非典专家组成员，中山大学及孙逸仙纪念医院专家组组长（时任副院长）。在抗非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省政府授予“五一”劳动奖章、一等功臣，全国抗非典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抗非典优秀医院管理工作者。对非典深入研究长达十年。
2003年1月28日，孙逸仙纪念医院（以下通称二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了后来被定性为“非典型肺炎”的两位兄弟，后者在顺德开面包车，给酒店送海鲜。因为病情严重，遂被转到我院ICU。1月30日，医院组织放射科专家、呼吸科专家、ICU专家一起参加了病人的会诊。
会诊进行过程中，医院突然收到了省卫生厅下达的通报：“最近广东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有传染性……”。由于有传染性，所以病人需要集中收治。卫生厅指示，中山系统的送往中山三院（注：即我校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市系统的送往广州市传染病医院，重症送往广医一院。放射科梁碧玲教授立即通报当日她收到呼吸科病房的病人与卫生厅通报的情况极为相似，专家决定次日（除夕）将该患者转送附属三院。因三院隔离病房还没准备好，就改为大年初一上午转送。
会诊完当天晚上，两兄弟中的哥哥因抢救无效死亡。
当时我担任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当即意识到必须找到该“不明原因肺炎”的元凶，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因，于是决定动员家属对死者进行尸检解剖，一面依照规定向卫生厅领导报告情况，并请求批准尸解。
当时已经是深夜了，需要即刻提前联系解剖地点。首先联系到了某大学病理教研室，对方回应“我室排污系统不到位，万一病毒传染开了，负不起这个责”；又赶快联系某医科大学，依然无果；第二天得到卫生厅批复：为防止病毒扩散……可在医院太平间获取病理标本。
除夕早上，我带领两名医生和来自疾控方面的专家，全副武装进入太平间完成了“尸解”。这是我国对“非典”患者进行的首例“尸解”，为及时找到非典元凶获取了宝贵的病理标本。也是这份标本当时引起了全国专家对“非典”病因的争论。北京专家很肯定地认为广东省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是因为支原体感染，但是钟南山院士和我院的专家都不接受这一结论。我们早先看过片子，虽然见到大量的支原体包涵体，但给病人所使用的大剂量抗支原体药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因此，钟南山院士代表广东专家否定了北京专家的论断。
2月1日，大年初一，我陪同校领导慰问了春节期间依然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上的医务人员，团拜完以后，就回乡下老家过年了。
这天上午，由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司机四人一起把呼吸科住院的周姓病人，即后来众所周知的“毒王”，转送到附属三院。
2月4日，大年初四，我在乡下家里不停地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呼吸科已经有八个医护人员发烧了。于是我立刻启程赶回了广州。
回到广州已是深夜，当即联系相关专家参加初五早上的大会诊。一打电话才知道，放射科的梁碧玲教授已经发高烧两天了，不敢回医院，就在家里自己吃药。我很担心，要求她先生赶快送梁教授回医院检查及治疗，果然发现肺部出现大面积阴影，于是立刻安排隔离住院。
大年初五一早，各个科室的专家聚集一起对病倒的医务人员进行会诊，到了这天晚上，医院已经倒下了近二十个医务人员。恐慌的阴影依旧在扩大。到大年初六，因密切接触“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而出现发热、肺炎的医护人员已有40多人。这一切都源于呼吸科收治的周姓病人——这位后来被称为“毒王”的患者住院后不到48小时，病区内的医生、护士，甚至保洁、送饭的工人竟然全都被感染了。有的人会质疑，为什么当时不采取很好的防护措施来保护医务人员？事实上，当时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病，更不用说其严重性。谁能想到这个病人竟然能将呼吸病房所有医务人员都传染上？谁知道他就是“毒王”？这是史无前例，事前没办法预料和防控的。
初五的晚上，全社会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了。凡是非典的疑似患者以及有过非典患者接触史的人都必须就地隔离。我院送“毒王”的一个女医生，回到老家福建宁德后就发烧了，肺部有阴影，被当地安排隔离治疗，她打电话给我说想回到本院治疗。福建省卫生厅与广东省卫生厅协商后决定就地隔离治疗。后来她悄悄地连夜包车返回广州，回来后她并不知道两省卫生厅因此整夜寻找“失踪”的她，最终她与我取得了联系，回到医院后立即住院隔离治疗。与此同时在呼吸科实习的几个同学，包括参与转送“毒王”的黄俊，纷纷打电话通报回到深圳、汕头老家出现发高烧的情况，卫生厅决定就地治疗，以免疫情扩散。
初六早上，医院组织了全市的专家，包括呼研所的专家，到呼吸科病房现场考察，重点要弄清楚为什么“毒王”呆了不到48小时，就传染了这么多人。起初也一度怀疑是支原体感染甚至可能是鼠疫，最后经过种种分析推断，我们敲定了，就是病毒感染，是通过空气飞沫进行传播的。 做出这个结论有很大的风险，但的确是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得出的。
结论一定，我立即通知总务科定制了四千多个十二层纱布口罩，让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戴着口罩上班。也是在这一天，经请示卫生厅后，中医科病房、康复病房被临时改作了非典隔离病房，我院成为全球最早开设非典隔离病房的医院之一。同时，成立医院抗非典领导小组和抗非典专家组，由我担任专家组组长。
此时，其他春节休假中的医护人员也纷纷赶回医院投入战斗！
年初八，全院已经倒下了60多个医务人员。情势严峻，刻不容缓。但此时我们对这个凶险的对手却仍然一无所知——病因不明！更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一切只能是摸索着进行。医疗专家组大胆提出三组不同的治疗方案，将感染住院的60名医护人员随机分成3组，分别进行临床治疗观察，并请国内感染学界的权威专家——全国感染学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王爱霞教授共同评估治疗方案。此外，还借鉴本院儿科黄绍良教授治疗其女儿的经验（这个女孩因为在病房陪伴身患非典的祖母不幸感染），把免疫球蛋白整合到治疗方案中来。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北京专家开会传回话来说“中山二院的黄子通拿我们的医务人员做实验！”当时确实是倍感压力。
但我们想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我们的医务人员。2月13、14日，全院立即按照制定方案进行治疗。记得当时一天签单下去治疗费用就超过25万元。但此后证实我们的治疗方案是可行的，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奋斗努力下，SARS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最终96位倒下的医护人员除司机老范外，全都奇迹般恢复了健康。特别是由于激素药物用量控制得比较好，10年来的观察结果表明，没有一个出现后遗症！不像有的地方较多患者后来遗憾地出现股骨头坏死或肺纤维化。
疫情大面积爆发后，有的不幸罹病的医务人员心情沉重，甚至几近崩溃。对于住在病房的每个人我都会对他们仔细观察，看看其心理有没有变化。一旦发现讲话、动作有异样，马上送ICU封闭治疗，以防出现什么意外。
2月10日当天，钟院士提议，呼研所可以接受10个重病患者，以帮助二院减轻一些压力。没想到接下来需要转院的医护人员都不愿意离开。“在二院我是职工，有事方便很多。转到外院，有什么事找谁啊？”我心里明白，这是职工对医院的信任。但是我同样清楚，呼研所的先进设备和治疗方案将会大大增加职工们治愈的几率。于是我到病房一个一个做工作，到了晚上六点半，8个人终于同意转院。至晚上11点 8个人终于被安全地转移到呼研所。他们后来全部都康复出院了。
接下来，SARS终于降临到我身上！2月10日上午，我陪同钟南山院士对11位重症非典患者进行床边会诊，中午1点专家聚集吃盒饭时，病房来了报告：因转送毒王而感染SARS的范信德司机出现呼吸困难，明显缺氧。专家组决定将其转入ICU进行机械通气治疗。治疗前，老范请我向他的妻子通报病情，他拨通电话后将在病房随身用了5天的手机递给我，来不及思考也顾不上身后有人碰触提醒，我接过了手机与老范的爱人通话，告诉她医院会全力救治老范。
或许正是这个接触把我也推向了阎王殿。2月15日我出现了发烧；17日晚上，肺部开始出现大片阴影，被送进了隔离病房；2月24日，24小时滴水不进，呼吸困难，胸部疼痛，一咳嗽，出来的全都是鲜血。由于病情危重，我被转送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重症监护病房抢救。在那里曾被采用呼吸机抢救治疗4天，但最终闯过了鬼门关，于3月1日出院①。
我们的医务人员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浴血奋战，3月28日，全院96名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除范信德司机外）全部康复出院……。非典浩劫终于过去了，医院再度回复到了从前的肃穆平静，而我们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但十年后的今天，那些舍生忘死，令人感动的一桩桩细节还时常浮现在面前：在护士值班房的柜子里，有人无意中发现一名护士上岗前悄悄写下的遗书，这位护士的丈夫刚去世不久，留下了一个6周岁的孩子；全院共有305名护士被派往非典隔离病房，没有一个人说“不”；钟南山院士为分担医院的压力毅然提出——将10位SARS重症医务人员转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当自己为感染SARS的临产妇安置隔离“产房”忙到半夜，饥渴难耐时，隔离病房的一位同事把一个热好的盒饭递到我手里……。
太多了……关于抗击SARS，我这里收集到的医护人员的素材差不多半米高，足以写成一本本书了……
回想起来，作为当年抗击非典专家组组长，全院95名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全部康复，没有一个出现后遗症，这是我最感欣慰的。
注①：黄子通教授在病情完全恢复后又主动请缨再上“前线”。受卫生厅委派两次驰援天津抗击非典。还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在电视台录制的防非典讲座，被刻录成30多万份光盘在全国发放，对消除公众恐慌、有效防控非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