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8版）
《匈奴史稿》就是一部填补研究空白之作。他除尽可能完备地搜集中国文献中有关资料外，在德国留学期间，凡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他都极力搜罗。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深入研究，他终于写出近百万字的《匈奴史稿》。匈奴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不立文字，无自己的史籍记载。在其700多年可考的历史中，中国文献和西方史籍的记载，各执一端，互不连接。陈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淹博学识，融会贯通，比勘钩沉，构建了一部完整的匈奴历史。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中成果最大、资料最丰富、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此书1989年出版后，备受学术界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尤为可贵的是，陈先生的研究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不为政治时尚所左右。他反对学术的功利性和依附性。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是为了求真求实，绝不应视学为术以取利。他的东南亚古史研究系列著作，当年在香港出版。至于他的这部含有20册论著的文化学巨著“文化论丛”，除其中的《文化学概观》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其余的尚未刊出。1945年他将此部“文化论丛”的手稿寄存于美国的HonnoldLibrary，显然是为了慎重起见，同时也表明他对书稿的特别珍重。
陈先生长期担任大学的领导，他在教育学上也有独到的建树。他认为教育旨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主张教育要彻底现代化，无论城市、农村教育，大学、职业学校教育，都要彻底现代化。他认为文理不能偏废，人文各门学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反对停办或减少文科数量。他还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求知”。“求知的目的未必为了应用，然而要有所应用，则不能不求知。”“大学培养的政治学者、政治家，和制造官僚政客是绝对不同的一回事啊!”他主张大学的设置应当注意区域的特殊性，作出合理的布局，并认为民国时期，大学集中在平、津、沪等数个地方是不合理的。因此，他反对胡适所提出的指定五所大学为第一等地位的主张。（参见陈序经《大学教育论文集》，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年10月。收入本《全集》第四卷。）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陈先生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和关注现实的做法，以及时代的使命感，使其著作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相反，作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时代路标，它们将被代代薪火相传，其价值益加彰显。其著作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乃至学术规范，将成为后学得窥学术门径、走向学术道路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