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港瑶岛村。父亲陈继美，是一位白手起家、富有家国情怀的华侨商人。
陈先生离世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为教育事业、为学术研究留下的丰厚业绩和学术成果，并没有因时光的洗刷、岁月的消磨而被淡忘，相反，他走得愈久，愈为人们深切地记起，他的形象也愈加显得伟岸高大、鲜明耀眼。陈先生在为人上，给我们留下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他忠于良知，不曲学以阿世，保持知识分子的尊严，留下了人性的美德。
一
权位不移人，平实淡泊，以苦节自厉，充满平民情怀。这是陈序经先生为人的一个鲜明特点。
陈序经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中西兼通的大师级学者、教育家和杰出的大学管理者。尽管他已是信高誉隆、权重位尊的人了，但他始终保持平民的心态，不失书生本色。他常对人说，他是为教授服务的，且说到做到，尽力为他人排解困难。对学校的勤杂工友，他也一视同仁，优容宽待。他长暨南大学期间，海外朋友为方便他从中大往暨大上班而赠他一部小汽车。他上班途中，只要车上有空位，遇到教师工友，便招呼上车，顺路送一程。校长专车被称为“搭客小巴士”。他如此优容雅量，坦诚宽厚待人，自然令人感到亲切可爱，深得知识分子的景仰和爱戴，赢得“善于团结人”的美誉。也正因为他优容雅量，坦诚待人，当1949年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实施时，他能说服国学大师陈寅恪等一批第一流的专家留在他主政的岭南大学执教。
作为私立大学校长，陈序经掌管大额款项，但对各种款项，分文不动，以廉洁奉公自律。薪水收入，除供家内日常开销外，皆用于学术活动的开支。平日不作积蓄，以至于1962年其大公子的成婚费用也不得不向朋友筹措。
他平生淡泊，生活俭朴，且以苦节自持，家居摆设简朴。他不嗜烟酒，尽管他的酒量颇大。他不跳舞，不搓麻将。他在家里起床最早，生火煮粥是他的分内全事。休息时，除听收音机新闻权当休息外，实在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有时边听收集音机边缝补衣服，这是一般人所料不及的。他在家衣食简便，身穿长袍，令刚过门的儿媳妇大吃一惊。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他曾身穿长袍，手持A级(头等)车票前往香港，上车时被乘务员误认为上错车而阻拦。
“学成，一不参政，二不经商，以学报国”，是其父对他的训示与期望。陈先生对此一直奉为圭臬。他平生未曾参政或参加过任何党派。1945年他以“不改行”为由拒绝了宋子文要他出任泰国大使的要求。上世纪40年代末，他以前往香港公干为借口，拒绝了蒋介石在广州的宴请。凭其学历和家庭背景，他完全有可能跻身政界和实业界。但他恪守庭训，坚定立足于教育事业岗位上，为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和学术繁荣，竭尽全力，终生不渝。
二
为人和为学，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人高学易高，人俗学难雅。我们从陈先生身上看到为人和为学得到完美的结合。
在为学上，他从不曲学随俗，也从不畏忌权贵而改变其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不是幽居书斋以清谈学问为高，而是关注现实，贴近现实，充满现实的情怀和时代使命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思想文化界发生的关于中西文化、乡村建设和大学发展规划问题的三次大争论中，陈先生不仅投身其中，而且成为争论的要角。
关于乡村建设的论战，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农为本，从发展农业中求出路。陈序经先生却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要极力去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他经常到高阳、宝坻、塘沽、静海、定县等地了解农村情况，以实证其主张。经过历史的检验，陈先生的主张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争论，是由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于1947年提出的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而引起的。陈序经先生为此与胡适先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陈先生无视最高当局的权威，公然指出这个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若说“曾得了蒋(介石)主席、张(群)院长以至朱(家骅)部长的赞同，而遂可以谓为公论，这也是一个错误”，他们的态度“只能说是政府的言论，而非社会的公论”。他进而指出:“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一件致命伤的事情。”他敢于公然向最高当道者挑战，其勇气、风骨、气节，于此可见。
在中西文化争论中，陈先生旗帜鲜明地批判当时泛滥的复古守旧的逆流和折中妥协的思潮，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其理论支柱是“文化不可分论”。由此引发了他长期苦心孤诣地创建“文化学”的学科体系。
“西化”一词，最易引起误解和厌恶。这是由于中国长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而引发国人对西方列强产生憎恶的心结。加之陈先生在辩论中说了一些激愤之词，因而遭到误解和无端的伤害，就在所难免了。
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关于“西化”的一些疑惑和争论，已为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所澄清。这场争论的当事人也都已作古，尘埃落定。因此，自可以对这场中西文化的争论作出冷静的、理性的评价。
陈作为“全盘西化论”的代表，陈序经先生现在自然又为人们提起，并就他序当年提出的“全盘西化论”，从诠释学、文化学的角度，重加剖释与评价。窃以经为要真正了解和把握陈先生提出“全盘西化”的用意及其精义，必须站在世界全文化史的高度，把这场“中西文化争论”纳入当时中国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的集背景下审视，并结合陈先生本人的学术主体实践作综合探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理解这场争论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也才有可能厘清陈先生思想的源流，从而理解他提出的“全盘西化”的真正含义。
陈先生涉猎的学术领域广阔，其中着力最深、成就最大的是文化学。文化学是他学术实践的主体。他的“全盘西化论”，是与他的文化学体系密切相连的。只要从文化学的角度对陈序经的学术体系加以通盘梳理，就不难理解陈先生的“西化”指的是世界经过长期融汇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亦即包含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基本要素的文化，亦即一种世界文化的趋势、未来的潮流。他曾明确指出，“现代西洋文化，又可以代表世界文化”，“从历史的眼光去看，这是世界文化的博物院，从文化内容方面看，这是世界文化的总汇”。（参见《陈序经全集》第六卷《文化学概观》第四册）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希伯来、中国等的文化要素都包括其中。“西化”一词，只不过是一个文化符号，不应理解为绝对确指某一地域的文化。他的“全盘西化论”，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提出的救亡兴国的应急主张，旨在追求文化进步，超越传统文化，继而超越西洋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他如此坚毅执着地呼唤“西化”，是基于当时守旧势力的强大。正当复古倒退、浊浪滔天之时，要与旧文化离异，要与旧传统决裂，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就非以一种破旧立新的彻底的态度不可。期望以“西化”理论改造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的用心之切，乃至说出不中听的激愤之词，也只是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前景。只要了解陈先生提出“西化”的用心及其真正的含义，就不难体会出他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
三
当我们回顾陈序经先生平生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就时，发现“西化论”只是从他的文化学派生出来的带有愤世成分的看法，远不是他学术的全部。世人，甚至学术界的不少人，只知道他的“西化论”，对他庞大的学术体系、学术成就，反而知之甚寡。
其实，除前面提到的作为学术主体的文化学以外，陈先生在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也都各有创获，各有建树。本次整理出版的《陈序经全集》(简称《全集》)共计14卷，800多万字。可见其硕果累累，以著作等身形容亦不为过。他的著作有的曾引领学术界的风骚，成为某一学科的奠基之作。为学术界所称道、所赞誉的著作，例如《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系列论著等，或填补研究的空白，或系开山奠基之作。
（下转第7版）